我在明尼蘇達住了4年。一天，電話響了，是紐約大學醫學院微生物科的教授和主任麥克勞德(c。1in MacLeod)打來的。他是我者朋友的老朋友。我到洛克菲勒研究所的時候，他剛剛離開那裡。我對他這樣一位科學的管理家和科學實幹家極為尊祟。他是艾菲里一麥克勞德一麥卡蒂(Avery—MacLeod—Mccarty)三大員中的一員，他們的工作曾經開闢了DNA的遺傳研究。他說紐約大學的病理科需要一位主任。馮·格蘭(von G1ahn)剛剛退休，我的名字列在人選委員會的名單上。他說知道我是個沒有病理醫生執照的病理學家，但是我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實驗病理學。所以我應該對病理學那個領域有所了解。他還問我對這個職務是否感興趣。我說是，我馬上就能來。他說：好吧，可是你知道人選委員會要全面考慮名單上所有的人，我說，對，我知道，可是如果他們考慮到我，我馬上就去。

紐約大學醫學院座落在一組破舊的19世紀末葉的房舍里，它在26銜的北面，沿着一大馬路，對面是布列維醫院。它的聲譽部分是由於布列維，布列維的病房是這個學院臨床教學材料的唯一來源。大家還知道它的大部分學生是來自紐約市，很多來自相當貧窮的家庭，多半是猶太人，有些是第一代意大利人，有少數愛爾蘭天主教徒，還有很少的黑人——它的學生和哥倫比亞以及康奈爾大學的不一樣。這個學校曾經出了些很著名的人物，如香農(James Shannon)、索爾克(Jona5Salk)、薩賓(A1bert Sabin)、戈德I自格(JosGph 001dber8er)等人。但是它最好的聲譽還是來自它每年造就出一些聰敏的、訓練有素的、最為重要的是在布列維受過教育的醫生。他們形成了紐約市和紐約郊區附近醫療事業的骨幹。

我認識其中的一些教師，但根據聲譽還知道更多的教師。這就是我為什麼那麼高興地回答麥克勞德的電話，並且甚至還沒有接到邀請就那麼願意接受那個職位的原因。生理學有史密斯(H咖er Sm5th)，生物化學有奧喬亞(Sever。0choa)，藥理有戴維斯(Bernad DaW)，解剖有席漢(D。nal Sheehan)，微生物學有麥克勞德。我所知道的國內的醫學院，基礎學科的成員都比不上紐約大學的這個陣容。在臨床科室，內科有蒂利特(wHHam TUet)，外科有馬爾霍蘭(J。hn Mulho肋nd)，神經精神科有沃蒂斯(samuelwort5s)，產科有斯塔迪福德(W仙am SNdddoN)，皮膚科有蘇茲貝格(Marl。nSMkber8er)，小兒科有霍爾持口mmett H01t)。院長是風濕病專家麥克尤思(curr5er McEwen)。它是個小醫學院，房舍十分擁擠；它的臨床教學靠着經費不足、任務過重的布列維；只吸引當地的學生；它所隸屬的那個大學多年來有經濟上的困難。但是，我看它卻是國內師資最強、員使人感興趣、最使人興奮的醫學院。在街對面布列維的北鄰，正在興建一座實驗和教學大樓，還有建造新的大學醫院的計劃。

幾星期之後，要我到紐約去和人選委員會面談。這個委員會包括紐約大學醫學院大多數科室的主任。談話進行了幾個小時。他們問我，如果我被選為科主任，我對病理科要怎麼辦。我知道那個科很小，由於最近有人退休和辭職而感到人員缺乏。我回答說如果可能，我要補充實驗病理學(按我的見解包括免疫學)方面有能力的研究人員。我還希望病理的教學應該使醫學生接觸相當數量的、在醫學中重要的未知方面。我說我認為處在基礎科學和臨床學科中途的病理學，應該在很好地完成其它比較明顯的任務的時候，對未知的方面要給予特別的注意。

過了幾個星期，已經到了春天，麥克尤思通知我：如果我願意接受，我就是病理科的主任了。我和我妻子決定那年夏天搬去紐約。到那時為止，我還沒有和紐約大學的人談過經費的事。我知道經費很有限，如果要實現我腦子裡的那種擴充。就需要從國家衛生研究院得到經費補助。我不無憂慮地發現，我的薪金比我在明尼蘇達的少些，而紐約的生活費用卻要高得多。但是，那個機會甚至比我最初以為的還要誘人，我們就開始在紐約找尋住下的機會。

在明尼蘇達，內夫一家是我們隔壁的鄰居。他們在幾個月之前先去了紐約。約翰·內夫(John Nafe)是地球物理學教授，得到了哥倫比亞大學的職位，當時正在拉蒙特觀測台(IJa—mont observat。ry)工作。那個天文台位於哈鎔遜河西岸，在城北15英里。我們和薩利·內夫(sMy NafG)取得了聯繫，她就開始找起了房子。就在拉蒙特的北面，建在帕利塞茲的一個豁口處，有個斯尼登·蘭丁村(Snedens IJand5n8)，是個古老的荷蘭居民點，約有35所房子。這些房子零散地處在7一w公路通到海邊一條盤旋路的兩旁。內夫太太聽說其中有一個最近修繕過的古老的荷蘭農舍剛要出租。那個村很長時間以來已經又住上了人，是些藝術家、作家、演員和少數科學家。我們很幸運能在那裡找到一所房子；很多城裡的人希望能住在那裡。我們在長途電話里聽到了之後，我和貝利爾就拿定了主意。我們把家收拾了，我把實驗室正在進行的試驗了結了，在1954年的夏天搬到了這裡。

斯尼登真是好，什麼都有。小學在過了公路很近的山坡上。在小學旁邊有百貨店，還有帕利塞茲鄉村圖書館。好幾代的讀書人贈給這個圖書館許多適於各種年齡人讀的好書。我們的13歲、10歲和6歲的3個女兒高興地注了冊，9月開始了學業。學校的活動是這個村注意的焦點，大多數教員都是當地的居民。帕利塞茲和羅克蘭縣其它小學賽壘球的時候，所有的人都去觀戰。我們的大女兒艾比蓋爾成了一名不錯的投球手，成了球隊的正式隊員。我還記得有一個星期三下午，帕利塞茲隊在一場球賽里輸得很慘，因為那個縣有個規定，所有班級的宗教選修課都放在星期三下午，因而那個隊缺席了好幾個最好的隊員。他們輸得很英勇但很懊喪。比賽快到結束的時候，隊員突然高興得喊了起來：“天主教徒來了!”他們真來了，跑進了球場，因問答宗教教義的美德而滿面紅暈，準備好去對付整個世界。他們真做到了，把球贏了回來，而且贏得很漂亮。從那天之後，“天主教徒來了”在我們家的語言裡保留了下來；每當我們感到自己處境不佳，但前方還有些希望的時候——例如信里有個沒曾料到的支票的時候，我們就高興地說：“天主教徒來了”。

斯尼登唯一糟糕的是：從哈德遜河邊上的上帕利塞茲到東河邊上東30街的距離太遠。怎麼定也不輕鬆。在幾個星期里，我幻想着能按時間有秩序地來往於城鄉之間上下班：貝利爾開車把我送到幾英里以外的塔潘火車站，我坐7點左有的火車，帶着皮包和報紙，又長又侵地到達威豪肯，坐渡船過哈德遜河，再坐公共汽車經34街到我的實驗室。每天總是遲到。我不這麼走了，還是開汽車：向南過喬治·華盛頓橋，穿過曼哈頓，每天要一小時或一小時以上。在後來的4年裡，我終於進入了一個汽車的海洋，每天平均約有4個小時在閒談；我計算了一下，每一年都有整整兩個月要坐在汽車裡。

新科主任的第一個責任就是補充新人員。它常常還有個極為困難(有時是毫無辦法)的工作，就是請一些已在台上的人離開。後一項工作沒成為問題，因為紐約大學的病理科由於過去幾年的損耗，已經變得很小了；可能由於自然選擇，留下來的都是很強的：霍爾(J。hn HaU)，外科病理的能手；庫什納(Marvh Kushner)，他現在是紐約州立大學斯托尼布魯克分院的院長；還有麥克拉斯基(RobGrt McCluskey)，現在是麻省綜合醫院病理科主任。這些人和為數不多的低年人員是科里的主力。不久前因病離開紐約大學的威倫斯(S58mundw9ens)，一年後回來主持了布列維病理科的工作。

在30街和一大馬路的新醫學科學大樓里，病理科房間的面積是足夠的，但是它設計得主要適合為看顯微鏡的人使用。所有的房間都是些小方塊，有兩個放顯微鏡的台子和一個水盆。實際清點後，科里現有的研究用實驗設備有：一個水浴，一個溫箱，幾十個放試管的銅架，和兩個歷史悠久的離心機。幸好，因為電線和管道都在天棚里走，那些牆根容易推倒，而且工作檯可以移動，所以不到幾個月，我們就有了些寬敞的試驗室，可以做一般的研究了。

我原來以為補充人員一定很困難。在那個時期，病理這個學科並不能特別吸引基礎研究人員，即便是從事動物模型的實驗病理研究人員。地方太小，紐約大學的工資較低，住在紐約市及其郊區會帶來家庭生活上的困難，所有這一切似乎都不能吸引我們所需要的人員。

我沒有將一個電話把我帶來紐約大學的那個吸引力計算在內。麥克勞德、史密斯、奧喬亞、佩彭海默(A．M．Pappen—he加er)、戴維斯和其他人的吸引力已經足夠了。我很快就收到了一些我曾希望請的人的來信，問我現在想做什麼，這個地方怎麼樣。來到的第一位是斯特森(Chandler Stetson)。他過去在霍普金斯，曾做為一個博士後研究人員和我一同工作過，後來到了洛克菲勒，又去了陸軍，在懷俄明州的沃倫堡風濕熱實驗室研究鏈球菌。我在電話上問斯特森願不願意考慮到這裡來，他的回答是一個月內他就到。

接着我收到了核物理學家西拉德(IJeo szilard)從芝加哥大學他實驗室打來的長途電話，他說他聽說我正組織一個新型的病理科，他說我應該把正在華盛頓瓦爾特·里德醫院用雞胚做極其引人如勝的免疫研究的格林(Howard Green)組織進來。我給格林去了電話，他在還沒有看看的情況下就答應前來。

那年的下半年，我到巴黎參加一個免疫學會議，遇到了在布魯塞(Broussals)醫院工作的年輕免疫學家貝納賽爾拉夫(Baruj Benacerraf)。他生長在巴黎，但大戰期間來過紐約，就讀過哥倫比亞大學，在弗吉尼亞醫學院得到醫學博士學位，在哥倫比亞卡博特(Kabat)的試驗室里做博士後的免疫學研究，後來又回到了巴黎。我們吃了一次時間很長的午飯，到上咖啡的時候，他已經同意來科里做助理教授，年薪5000美元。

這些人還吸引了其他的人。在後來的兩年裡，我們召來了相當數量的優秀年輕研究人員，大多數是研究人類疾病免疫機制方面的人。同時，休教學年假的研究人員開始到這個科來工作：伯明翰大學的蓋爾(Ph山p GeH)，巴黎的維森(Guyv0535n)，布拉格的斯特策爾(Jarostav Sterzl)，愛丁堡的波特(Jacobus Potter)和巴賽爾的梅歇爾(Peter M1escher)。梅歇爾是一位實驗血液病和免疫學專家，來紐約訪問過幾次，最後決定接受這裡的一個永久性職位(他1966年回到瑞士，去領導日內瓦的血液病臨床)。

那是病理學的一個激動人心的時期。病理學這個領域過去有個長期仔細研究病態結構的歷史，多年來從事於仔細分析疾病中特徵性的形態學改變。就在我們組織紐約大學新病理科的時候，大家認識到弄清疾病的機制是學院病理科的正當責任，而且認識到用科學的試驗是可以弄清這些機制的，這一點在免疫學中看得特別清楚，而過去沒有把免疫學作為病理的一個部分。現在，在病理科這一個科里有了那麼多年輕的研究人員，很快就使紐約大學的學生發生了興趣，我們的試驗室開始不斷接受醫學生，他們自願做助理工作，加班加點，周末不休息，假期不離開。對於這個科室，這可能是最為重要的變化，沒有比來了大學生對研究更有刺激作用的了，何況紐約大學的學生是我們大家見過的最為進取、好奇心最難滿足的學生。結果是培養了紐約大學一代新型的願做免疫學研究的畢業生。其中許多人後來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如戈特施利希(EmH G。tt2chHch)，他後來在洛克菲勒研製出抗腦膜炎球菌和抗淋球菌的疫苗；西斯金德(Gregory shkind)，現在是康奈爾內科教授；貝克爾(Frederlck Becker)，現在是休斯頓安德森中心癌症研究所的主任；赫伯曼(RonaId Herbman)，現在是國家衛生研究院一個部門的主任；還有一長串其他人；他們都是在這個病理科首次開始從事研究的。

病理科實驗室很快就人滿為患了；那些小小的房間最多只能容納申請來的一半人。但我的印象是，人擁擠的時候工作做得更好。不論多麼高級的研究人員，自己支配的單間也不超過30多平方米。偶爾有些不愉快的抱怨：人們互相碰撞；儀器挨不上號，特別是那些價錢高、共同使用的儀器；來訪的人連坐的地方都沒有；辦公室(包括我的辦公室)簡直像佛憲，只不過兩平方米左右。但是研究工作卻在不斷地進行。每一個人都參加教學，上午給二年級整班講課，下午就在教學實驗室從這個台子轉到那個台子。由於科里的人員很多，所以誰也不感到教學任務過於繁重。學生的實習實驗室和古老的布列維醫院的屍體解剖室，這兩處都是教學活動的中心，總是擠滿了學生。

最初，來科里接受博士後訓練的實習大夫和住院大夫都是些年輕人，其中有少數婦女，他們都想成為醫院裡的病理大夫。那時，這樣的專業人員很缺，一個醫院的病理大夫(常常要管理所有的診斷實驗室)保證有個不錯的前程，薪金也接近所有醫學專家的最高水平。後來，在我們科重組了幾年之後，有些準備在學院裡做學術工作的人，開始申請到我們這裡，來接受病理醫生訓練的同時，還要求接受研究工作的訓練。再往後，甚至有更多在其它地方做完實習醫生和住院醫生的人，來學習免疫學的研究。

開始的時候。在醫院病理醫生的全國團體內，對我們有些怨言，甚至在病理雜誌里還有幾篇很嚇人的文章和編輯部文章。有些人認為我們正在或正在想使經典的病理學偏離它的傳統方面、還想把年輕人訓練得去做研究工作，而不去做病理醫生的業務工作，也就是要把病理抱着走下坡路。我對這些評論做出的反應是：從19世紀魏爾嘯開始，人類疾病機制的問題一直是病理學的一個內容。我們並不像他們所說的那樣，並沒有偏離那個傳統。然而，我們真是不想再訓練一代醫院的病理大夫。我們在這方面並不特別專長，即使專長，我們的學生中想受這種訓練的也不多，有很多其它醫學院培養這樣的人。

但是到了後來，受過實驗病理學訓練成了被接受為大學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優越條件。我在明尼蘇達和紐約大學免疫實驗室的8年中，在通過了訓練課程的人中。有10位後來成了一些重要大學的科主任，包括哈佛、耶魯、佛羅里達、得克薩斯、密西西比、明尼蘇達、西北和紐約大學。

在我任滿病理科主任職務的前一年，紐約大學醫學院接受了州comm。nwealth基金會的一大筆款，共達75萬美元。講明錢可以用在對學院的未來最有好處的任何方面。基金會以及院內的初步討論都考慮設立一些新的培養醫學輔助人員的專業，例如理療人員、職業治療人員、醫學社會學工作者，以及其他和醫生關係密切的專業人員。我們爭論得很多。一群叛離整體的科主任，由麥克勞德帶頭，開始碰頭討論其它的主意。過了幾個月，我們提出來一個不同的計劃，最早是由我起的愛。這個新計劃稱為“榮譽計劃”。我們計劃新得來的錢都要用於一個目的：讓一些優秀的醫學生在上學的時候就參加基礎研究，給它們獎學金，使他們在正式課程之外有更多的時間，要求他們在畢業前完成一個完整的課題，還要“得到榮譽”。在爭論了很久之後，這個計劃打贏了。創建的執行基地和辦公室設在病理科。這是我所知道的第一個這類計劃。它後來得到了國家衛生研究院的支持，成了其它大學類似計劃的前驅。後來它積累成了在20個左右醫學院裡進行的醫學博土一哲學博士雙重學位的訓練。回顧起來，我認為這是我在紐約大學期間參與過的最引入入勝的一項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