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先生和《這一代》

有人說社會是複雜的，但是，貧道認為這網絡世界裡的“虛擬社會”更是錯綜複雜，深奧莫測。高伐林先生敢於用真實姓名在網絡世界裡披荊斬棘，橫衝直撞，貧道由衷地敬佩。高伐林先生從一個全國知名的青年詩人，改行研究中國近代史，在網絡上和平面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文章。高伐林先生寫的文章貧道基本上是每篇必讀的。貧道和高伐林先生同屆大學畢業，非常理解高伐林先生的經歷。但是，畢竟學理工的和學文科的人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貧道對高伐林先生的不少政治上和學術上的觀點並不認同。

這裡僅僅舉一個例子。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都在紀念畢業三十周年。高伐林先生在好幾篇文章中提到了《這一代》。老高甚至聲稱“1979年十三校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現在是珍貴文物”。貧道對高先生的這個觀點並不認同。

七七級和七八級都是一九七八年入學的。兩屆加起來，包括後來擴招的走讀生，估計共有上百萬學生（含大專）。貧道在浙江大學讀書時，對當時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鬥爭所產生的社會現象觀察得比較仔細。上面斷
斷續續鬥了一兩年，下面也斷斷續續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哄。直到鄧小平出兵打了越南，好像才從“大亂到了大治”。

沒有經歷這個過程的年輕人可能要問什麼叫“起鬨”？根據貧道在浙江大學的觀察，絕大部分起鬨的學生並不知道鄧小平正在和華國鋒斗。社會上的現象是貼大字報（但是必須在指定的地方），你也可以稱它為民主牆。各種觀點都有，貧道在杭州最大的“民主牆”上看到公開號召打倒共產黨的文章，而且還可以保留數天。當時可以講是真正的“民主”。學校里的現象就是串聯，辦報刊，辦舞會。例如浙江大學有校團委辦的“官方”報刊，後來就有學生社團辦的“STAR”文藝刊物來與之競爭。凡是黨委，團委想搞的事，學生社團條件反射式的明里暗裡反對。例如，選西湖區人民代表，“官方”指定的幾個人物一再受到攻擊，有落選的。但是，黨委，團委里的一些有各種背景的人也是明里暗裡支持學生團體的。

中國的歷史有個規律，上面一斗，下面就起鬨。毛劉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文化革命。鄧小平江青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四五運動。鄧小平和趙紫陽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六四運動。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上面斗一斗，下面就是公車上書。老蔣和老王上面稍微斗一斗，下面就是一二九運動。如果當年鄧小平和華國鋒鬥成了一個僵局，可以肯定，下面又是一場大運動。當年絕大部分起鬨者當時並不知道鄧小平和華國鋒正在斗。應該講是只一種對黨委，團委的逆反心理。絕大部分起鬨者當時並不知道這個“真正的民主”僅僅是暫時的，有條件的。並不是你人多，你就力量大的。他們看不到鄧小平要你民主，你就民主，鄧小平要你集中，你還不能不不集中。

老高的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就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產物。因為上面鄧小平和華國鋒的鬥爭比較文明地收場了，七九年的運動沒有搞起來。下面好像對學生也並沒有太多的“秋後算帳”。但是至少對支持學生運動的團委幹部應該有暗中處理的。老高聲稱“1979年十三校學生社團自辦的文藝刊物《這一代》，現在是珍貴文物”這個結論是難以令人信服的。貧道估計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不會展出《這一代》，美國的國家博物館估計也不會對《這一代》太感興趣。貧道在六，七年前回國時，整理舊物時，把文革中的“還我戰友，還我血”這一類的紅衛兵小報，浙江大學學生社團辦的“STAR”文藝刊物，以及杭州大學學生社團辦的類似於《這一代》文藝刊物全部送進了廢品收購站。

讀者如果不明白的話，可以試試這個方法來理解中國的“起鬨”文化：一個中國就相當於一個工廠。當年鄧小平正在和華國鋒斗，就相當於廠長和書記有矛盾，劉道玉，方勵之等人相當於三車間，和九車間副主任，多多少少知道一點點情況，各自作出了自己的判斷。通過各自的渠道來拉幫結派，結果就是使得有的人在背後講廠長貪污，也使得有的人在背後講書記搞女人。老高的學生社團相當於三車間的宣傳幹事，跟在三車間副主任後面或者幫書記去搞廠長，或者幫廠長去搞書記，或者書記廠長兩個都不幫，而是把廠長，書記都搞掉，讓三車間副主任去做第一把手。

看到這個比喻，讀者就要問，“你這個”貧道“在那個工廠里又算是個什麼角色呢?”坦白地講，貧道就是翻砂車間的工人。上海人俗稱“翻砂烏龜”。滿臉灰塵，埋頭幹活，廠長，書記，車間主任，連帶他們的老媽一起罵，尤其看不起那些上竄下跳的宣傳幹事，更看不起那些，背後講流言蜚語的人。如果有人在背後講廠長貪污，我們“翻砂烏龜”就要講，你有本事你也去貪啊！有人在背後講書記搞女人，我們“翻砂烏龜”就會講，兩相情願脫褲子，關你屁事，有種你也去搞啊！

中國的毛病就在於從秦始皇以來，一代一代的太多了。說穿了“這一代”和“那一代”並沒有什麼區別。既然這一代一代的太多了，在一次一次重複地走着同一條路，那麼，《這一代》文藝刊物和這裡的大部分網文一樣，是不具備文物價值的，最後還是要到廢品收購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