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塔夫·蘭道爾Gustav Landauer（1870年4月7日 - 1919年5月2日）是德國安那祺主義的理論家，也是莎士比亞、王爾德、惠特曼等文學作品的翻譯家。除了歌德、尼采、托爾斯泰和費希特外，他也受到蒲魯東、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持久影響。

與經歷了對社會民主黨失望而到達安那祺主義的多數德國社會主義者不同，蘭道爾幸運地直接從文學的美感（易普生、尼采、叔本華、斯賓諾莎等）自然地成為安那祺主義者（雖然那時他連這個詞也沒有聽說過）[1]。因為信念被開除大學和短暫投入監獄，使他也成為“職業革命家”（沒有正常職業收入）。1893年8月蘭道爾作為柏林的安那祺主義代表出席在蘇黎世召開的第二國際會議。那次會議上，來自20個國家的411位代表通過了參與本國選舉和加入議會的政治決議，背叛了國際社會主義的大業，把安那祺主義者排除在外。

蘭道爾的主要文章發表在1909-1915年出版的“社會主義”雜誌，這是由他1908年創立的“社會主義聯合”Sozialistischer Bund的機關報。作為一個安那祺主義政治組織，Bund沒有什麼重要影響（最多有幾百名成員），遠遠不如占據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心（第二國際）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和引人注目的德國共產主義派，但蘭道爾卻為德國20世紀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無政府主義者對自由的終生追求：舒奇的傳奇生涯”[2]中，我第一次注意道蘭道爾的名字：“舒奇出生在十九世紀末德國社會民主黨員的工人家庭。這使得他在參與"主流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的同時認識到其局限性。主要在Gustav Landauer的影響下，他接受了另一種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的影響。” 舒奇1951年訪問剛建國不久的以色列，在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kibbutz（合作社）[3]，意外見到其創始人Chaver Buchaster，也是從德國移民來的原Bund成員！[4]

蘭道爾在22歲時脫離了其出生的猶太宗教社區。在他返回到猶太宗教傳統之前的15年間，他沉思於基督教神秘主義的傳統。這包括佛教式的自省以及通過隱居這樣的方式而達到個人與世界的連接，拒絕了施蒂納的極端利己個人主義。蘭道爾痛斥與世俗權勢勾結的馬丁·路德，推崇中世紀波西米亞的基督教安那祺主義思想家Peter Chelcicky (約1390-1460年)：“他認識到教會和國家是基督教生活的不共戴天的敵人，…把基督教生活描繪為精神與自由的天國。他反抗暴力、法律、以及任何權威，強調每一個人的內在精神才是人類秩序的基礎，與普魯東說‘自由是秩序之母’，正好吻合”[5]。蘭道爾在他的最具獨特思考的《革命》一書中把中世紀基督教浪漫化成安那祺理想之鄉：“基督教時代代表的文化水準里存在的多元相互依存的社會機制充滿了團結精神、形成了由許多自主要素構成的自由聯合。這種有序多元體[6]的中世紀原則與今天喪失了共同精神的中央國家集權的原則正成對照”[7]。這使我們從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絕對國家”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絕對法則等德意志國家主義作家的通篇一律說教中醒來，有煥然一新之感。與韋伯等對中世紀獨立城邦的研究相比，蘭道爾的田園詩牧歌不太符合中世紀的現實，但的確指出了靠普法戰爭取勝而建國的德意志帝國並不是值得歌頌的自然發展，而是踐踏了日耳曼共同體自由聯合的可能。這正是早於蘭道爾的同為德國猶太知識分子的詩人海涅預感到、後來被歷史證明了的德國的悲劇所在。

蘭道爾的“社會安那祺主義”是在小社區自願基礎上聯合的社會主義，目標是從國家、教會或其他權威形式中解放出來。關於國家，蘭道爾的名言是：“國家是一種社會關係，是一種人與人交往的方式。要廢除國家就要建立新的社會關係，即人與人之間的不同關係。”“只要我們沒有改變自己、沒有建立人類真正的社區和真正的社會所需要的制度，我們就是國家自身。”[8]蘭道爾這裡強調：與其破壞“國家”，不如通過日常的生活活動建設我們自己的社會秩序。“安那祺狀況不是將來的事情，它就是現在。它不是強求別人怎樣，而是自己如何生活”[9]。從這個角度，蘭道爾很反對恐怖主義：“殺人者，死。那些想創造生命的人必須擁抱生命，必須再生自身”[10]。由此可以感受蘭道爾超越政治的文化安那祺主義的神秘深層：“只有那些自身經歷了生活之旅並深入到自身的血液之中，才能幫助創造新世界而不干擾別人的生活”[11]。在McKinley因為是美國總統被暗殺後，蘭道爾把暗殺者比喻為短視、偏激的暗殺凱撒的布魯圖斯[12]：“安那祺暗殺政治只是產生於想追隨世俗政黨政治的樣板的小集團，驅使他們的只是得到認可的虛榮。…在我看來，他們根本不配安那祺的名字”[13]。不過，蘭道爾以缺乏“自發性”批判1889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勞工大會命名每年5月1日為勞工節，指出：“革命是普通生活的中斷，是無人能夠準備和安排的非正常時刻”[14]。像伯克曼那樣，在突發事件（鋼鐵大王卡內基的代理雇用三百名槍手強行驅散罷工、殺害9名勞工）到來時自發地挺身而出“替天行道”，算是“抬舉了”卡內基（愛瑪·古爾德曼之語），完全不是為了虛榮被判22年徒刑。

蘭道爾在經濟上贊成他的同志、同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詳見以下說明）財務專員的經濟學家格塞爾Silvio Gesell關於free money“免費貨幣”的天才性設想。包括凱恩斯等主流經濟學家也對此有不少評論，詳情可見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Silvio_Gesell的介紹。我記得1995年在逃離日本的前夕，我們非正式的3A (Asian Anarchist Association)小組有一次專題討論過這個安那祺主義的“專利”，我的粗枝大葉的結論是：要使人們拿着負利息的免費錢幣恨不得馬上脫手，人性已經徹底改變了，這個革命超出了我有限生命的使命。

正如蘭道爾的親密戰友Erich Muhsam評價道：“蘭道爾的安那祺主義使命在他的30年生涯中經歷過不少變遷；蘭道爾沒有把安那祺主義作為政治性或組織性的制約，而是一種思想和行動上的有秩序的自由的表達形式”[15]。作為一個與馬克思有相同德國猶太背景的知識分子，蘭道爾的思想提供了發源於德國、被馬克思集大成的國家社會主義弊端、罪過的解消劑。可惜的是，介紹了大量安那祺主義和廣泛思想文化給德國讀者的蘭道爾卻沒有被充分介紹到德國以外的世界。其中的一個原因，正如安那祺主義知名傳記作家Max Tettlau指出的那樣：蘭道爾的文章“連德國讀者都不容易理解”[16]。不過，就像我們不容易理解格拉姆西、盧森堡的文章[17]、但很容易理解他們的人生一樣，理解蘭道爾的人生也不難。

蘭道爾反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黨等“無產階級”標籤下的政治革命，因為他們想另造一種國家權力，而不是社會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宣告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對國際社會主義的背叛和墮落， 蘭道爾從一開始就持和平主義的立場反對戰爭。在1918年德國投降後的十一月德國革命中，蘭道爾到慕尼黑捨身投入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建立：“用講演重建靈魂。”1919年4月7日，主要由獨立社會主義者、和平主義者和安那祺主義者宣告成立蘇維埃共和國，蘭道爾成為啟蒙運動和公共教育專員（部長）。他發布的唯一法令，就是禁止在巴伐利亞學校傳授（舊的帝國）歷史。三日之後，模仿布爾什維克一黨專政的德國共產黨控制了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加速了德國別的各政治勢力推翻共和國的進程。[18]蘭道爾失望之餘，在4月16日辭掉了所有政治職位。慕尼黑很快被由社會民主黨支持的德國軍隊和右翼民兵勢力征服，蘭道爾1919年5月1日被捕，第二天就在慕尼黑的監獄被打死。

蘭道爾從一開始就知道德國革命和蘇維埃共和國沒有政治前途[19]，他只是希望這個在德國的歷史上曇花一現的具有安那祺主義色彩的共和國，象巴黎公社那樣，會被載入歷史並被後世理解。在此之前，他反對德國共產主義派斯巴塔聯盟在柏林暴動奪權，也不相信他們會成功[20]，但當卡爾·李普克內西和羅薩·盧森堡被謀殺後，蘭道爾為他們哀悼。他本來有機會逃脫厄運，但他選擇堅持留在慕尼黑等待同樣的命運，死得其所。

我們為安那祺主義有自己的蘇格拉底自豪。

[趙京，2010年3月27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