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看到這個題目，一定有不少人吃驚，如果是談交大和別的大學的關係，
比如和同城的德比兄弟復旦，或時有瑜亮之感的清華，甚至是和南大之間
的一些聯繫，似乎都不太讓人感到突兀，可說到北大，卻難免會使局外人
如墜五里雲霧之中，摸不着頭腦。

但世間的事就是這麼出人意料，往往在最不相干的人和事之間，恰恰就
有着最密切的關係。

首先自然地談一下有北大之父雅稱的蔡元培先生，眾所周知，如果沒有蔡
元培執掌北大，將兼容並包和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引入北大，就不會有老
北大在推動中國思想文化和學術進步上的輝煌歷史和今天的地位。而作為
教育家的蔡元培在出任北大校長前，曾於1901年，被聘為南洋公學特班
的總教習，用現在的話講就是CEO。1928年，他又擔任了交大的校長。正
是因為和交大有這樣一段緣分，所以，翻開交大於1996年為慶祝百年校慶
出版的校志，即不僅可以在扉頁的歷任校長一欄里看到他戴着眼鏡留着一
撇鬍子的清癯的面龐，也可在書後的傳記一欄里看到他長達百餘字的簡
歷。

有趣的是，蔡元培無論是當南洋公學特班的總教習，還是交大的校長，在
任期間都很短。第一次只有七個多月，但這七個多月卻並不尋常，因為就
是這個特班，培養出了黃炎培、邵力子、李叔同等人。可讓人扼腕的是，
當年的11月，由於一學生放了一瓶墨水在某教師的坐椅上，致使該教師
身染墨跡而引發一場學潮。校方遂決定開除相關學生，但卻導致其他學生
不滿，最後不少人奮而退學，以示抗議，特班也不得不停辦。

這是近代中國第一次比較大的學潮。同時，也是蔡元培所經歷的第一次比
較大的學潮。作為老師，他當然不希望看到學生退學，所以他曾居間調
停，失敗後，他主動辭職。這和五四時期，北大大鬧學潮時，他悄然離開
學校，並辭去北大校長職務的情境是一樣的。學生為自己的利益，為真理
，為愛國而鬥爭，他能理解，但一個大學，維持正常的教學秩序顯然也是
任何時候所必須的。這正是他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之下無法解決的矛盾，也
是他始終不願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他只能選擇離去。

如果說，五四時，他是把自己在南洋公學時的經驗用到處理北大的學潮上
的話，當他第二次來到交大時，卻是想把北大的經驗帶到交大了。針對交
大只有工科和管理學科，學科面較窄構成也不盡合理的現狀，他提出三科
（加上理科）並重的理念，即強調理科作為自然科學基礎的重要性，設
立物理、化學和數學三系，這與他在北大時即注重理科等基礎學科的思路
是一樣的。當年，為了將北大建設成為研究高深學問的聖地，他甚至將北
大已有的工學院停辦，轉給了北洋大學。而他在交大設立理科的舉動，顯
然給交大日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理工並重也因此成為交大的又
一大辦學特色。

更出乎人們意料的是，他還在交大設立了中國文學系和英文系。而這正與
數學物理和化學一樣，都是綜合性大學的所必備的最重要的學科，甚至可
以說，有了中文系、英文系，還有了數理化三系，基本上已是一個綜合性
大學的雛形了。但不久他就因在中央研究院的公務過於繁忙離開了交大
。

事實上，這次他在交大待的時間更短，只有四個月。他走之後，只有和
交大已存學科互補性較強的理科得到了發展，組成了科學學院，而英文系
和中文系，尤其是中文系，很快就淪為可有可無的擺設，甚至連一屆學生
也沒招過就壽終正寢了。

時至今日，我們已很難猜測如果蔡元培不離開交大，或者在交大再待一段
時間，哪怕是一年、兩年之後，交大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有一點是可以肯
定的，那就是交大決不會還是仍以理工為主的大學。也許，交大因此在國
家的歷史進步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會更大，影響的領域也會更廣。

可以說，北大是蔡元培的“龍興之地”，在北大時所形成的那些成功的
辦學思想以及辦學模式，也都深深地影響着日後的他的一舉一動，所以，
他在交大的一些舉措，尤其是着力倡導和建立的數理化三系和中文英文等
系，也可看成他的北大夢的一個延續。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現在，交大開始重建或擴建文科，向綜合性大學邁進，可以說是一種回
歸，當然是一種高層次的回歸。這也是交大的老校長們的一個理想，更是
當今時代發展的需要。開個玩笑，一度被我們作為藍本的MIT（麻省理工學
院——編者注）都已綜合化了，何況我們呢？

當然，交大自會有交大的特色，也應該有自己的特色。誰讓我們曾經有
過南洋公學特班這樣的歷史，還有蔡元培這樣的老校長呢？

（二）

談到交大和北大，還有一個繞不開的，也是耐人尋味值得好好抒寫一番
的人物就是蔣夢麟。

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中，蔡元培坦承：“綜計我居北京大學校長
的名義，十年有半；而實際在校辦事，不過五年有半。”蔡校長在職而不
在校期間，代為處理行政事務的，經常是蔣夢麟。

1930年冬，已經代了幾次校長的蔣夢麟，終於正式擔任北大校長，直到
抗日戰爭結束，他才卸去北大校長的職務。如果算上他代行校長的時間，
前後共執掌了北大十七年，是北大歷史上任期最長的一位校長。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如果把蔡元培為北大制定的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的
辦學方針當成一座燈塔的話，蔣夢麟就是駕駛着北大這艘巨輪按其指定的
方向前進的一個船長或者舵手。

這也正是值得交大人驕傲的地方，因為蔣夢麟正是交大培養出來的學子，
他曾於1904到1908年間就讀南洋公學。蔣夢麟一心嚮往西學，覺得中國若
要強大，一定要向西方學習，所以，他在《西潮》一書中，特地指出：
“進了南洋公學，就是想給自己打點基礎，以便到美國留學。這裡一切西
洋學科的課本都是英文的，剛好合了我的心意。”

除此之外，南洋公學對他影響較大的就是另一半課程，即中國舊學的學
習，開始研讀宋明哲學，從而漸漸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觀。

1908年，他考上浙江官費留美，先到加州卜技利（伯克萊）學農，後轉
學教育，再到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學哲學和教育，於1917年獲博士學
位。回國後於1919年初應聘到北大當教育學的教授。緊接着五四運動爆
發，他開始代理蔡元培校長職務，從此，和北大結下了不解之緣。

但這樣一位曾為北大，也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作出重大貢獻的教育家，卻
因在解放前離開大陸到台灣等原因，被打入另冊。長期得不到教育界、學
術界及文化界應有的重視。所以，近年來寫出了一系列以老北大為題的文
章，而頗獲好評的陳平原教授才會為其發出不平之音。

如今，隨着時間的流逝，大家對歷史的認識也越來越趨向於客觀，在這
個時候重提蔣夢麟，研究他的思想，評介他的功績，不僅北大有這個責
任，交大也有這個義務。

1996年交大百年校慶前，我曾參與校志的撰寫，但很少有人提到蔣夢麟這
個人，所以，在那本厚厚的足有兩塊磚頭一樣大的書裡，他只是被作為上
千名傑出校友之一，在一個龐大的名單裡出現了一下。同樣，1998年北大
百年校慶，我接連看了幾集鳳凰衛視的專題節目，在一連串閃光的人名
，如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等人之後，蔣夢麟的名字也只
是在眼前晃了一下就迅速消失到了屏幕深處。

《西潮》是蔣夢麟1943年在昆明冒着日本飛機丟下的炸彈，用英文完成的
一本回顧自己五十年的生活歷程的小書，該書1945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當
即引起美國學術界的重視。1957年，在台灣出版了中譯本，一時洛陽紙
貴，即使農村青年，也幾乎人手一冊。我現在看到的是嶽麓書社2000年的
版本，初讀便十分喜歡，除了描述南洋公學的那一段外，尤喜其中《迷人
的北京》一章，幾乎是我所看到的寫老北京的最好的文字，覺得無論如何
也應選入中學語文或者大學語文一類的書中，以廣為人知，方不辜負蔣夢
麟先生的生花妙筆。

這本作者自稱為“有點像自傳，有點像回憶錄，也有點像（中國）近代
史”的書，文風淺近，微含諷刺，小中見大，真可謂老少咸宜。就像他的
學生、五四運動時的學生領袖、曾做過國立清華大學和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的羅家倫為此書所作的序中說的那樣：

這本書最難達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講這個極不平凡時代的事實，而以極平
易近人的口吻寫出來，這正像孟鄰（夢麟）先生做人處世的態度。若不是
具備高度文化的修養，真是望塵莫及的。我何敢序孟鄰先生的大著，只能
引王荊公的兩句詩以形容他的寫作和生平。詩云：看似平常最奇崛，成
如容易卻艱難。

知老師者，學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