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害了編譯局長

1900年發表的《夢的解析》標誌着精神分析學的誕生，因為它第一次賦予了無意識動機，描述了無意識發源於童年，童年受性壓抑。這是佛洛依德的三大支柱，但這支撐起來的與我們生活最切近的，在我看來還是對“藉口”的分析。

“人類心靈的建構，或可分為幾個高低不同的層級，分別放着不同的材料，很可能這防衛勢力隸屬較低的心理現象，常為較高級者所壓抑。”防衛機能通常採取的破壞性方式是“失誤”，掩蓋性的則是“藉口”。“藉口”的心理實質就是企圖把無意識衝動在意識面前合理化。它的作用在於使衝動行為與意識的標準相妥協，借用意識的標準來為衝動行為作辯護，這樣，就不會使自我有罪惡之感了。《復活》中曾描述了這樣一個情節：當聶赫留朵夫溜到瑪斯洛娃的臥室門外求她開門時，她雖然意識到開門的後果，但她聽到他用手摸索着找到門閂的聲音時，並未使出全身力氣去阻止。當他把她抱起來時，她嘴上雖然說，“哎，別這樣，放開我吧，”可是，“她的身子更加偎緊他了。”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就與自我的默許、希望有關。因為如果她不暗中 幫助，而是堅決一些，也許此事就不會發生。當然，就其現象來看，瑪斯洛娃的“自我”的確不希望發生此事，但就她所達到的對他的理解而言，她的“自我”又希望發生。因為在整個情節中，她的自我意識都是清醒的。

——摘自《心靈的衝突》一書。

本能藉助藉口來實現，藉口藉助意識來裝假，但這個“假”能否導向惡，要看它是否還與“真”相通。如同精神病人與作家一樣都有夢幻般的想象，但作家能回到現實而病人不能。所以，人們，包括你我的社會病狀的形成，不是夢幻本身的問題，而是我們怎樣把“藉口”做大、大到忘記回家的路了。

編譯局長的引爆，直接看是“盜亦有道”的潛規則的破壞，而最能吸引眼球的又是二人的特殊身份，兩人還都號稱“馬克思的門徒”，而且高級到了全世界都無法媲美的專門研究馬列的博導與博士後狀態。在一個馬列大旗飄揚的國色天香的環境裡，突然飛來兩隻黑烏鴉 ，撞在那集體裝睡的鮮紅屏幕上，滿面淫血地殘殺場面，那實在是善良的中國老百姓難以接受的，文弱的知識分子們自然更會措手不及，強烈的視覺反差與心靈衝突必使他們歸結為旗面上顏色的誘惑，報評“滿嘴馬列滿腹盜娼”，網責“局長腐敗馬列禍根”是非常正常的。

只是，這真的是老馬的錯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社會腐敗之風愈演愈烈，返祖現象越來越多。古代的、現代的一切道德標準都已模糊，層出不窮的道德淪喪，砍殺不盡的貪污腐敗，以及越來越拉大的貧富差距的這些戀祖現象，真的就是我們進步的必然代價？

一些人認為現在的貪污腐敗、性放縱、自私利己等風氣都是學習西方文化的結果，於是提出在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同時，要抵制西方文化。另一些人認為由文革帶來的，是十年浩劫把人都淪落了，把過去祖上的規矩都破壞了，弄得人都人不人、鬼不鬼了，於是提出必須徹底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的文化革命思想。

在發泄了抵制和否定的憤怒之後，這兩種思潮走到了一起，都埋怨批四舊立四新、都不喜歡毛澤東打到孔家店，主張恢復與復興中華傳統文化，所以，一時間，孔子儒學、儒釋道遍布各家講壇，南來的文學的，北往的歷史的，油頭粉面賽車的，聚美充橫說小品的，齊刷刷地都拜跪在讀都沒讀過的四書五經下，燒香磕頭的自稱為佛的虔誠使者。甚至有的人提出要恢復繁體字，認為我們苦心苦力改革的簡體字也是一大禍害，比如，以“愛”為例，簡化成了“愛”，沒了“心”，還拿什麼愛呀，擱什麼愛呀。說的也是活龍活現地挺有道理的。就是這樣的“博大精深”讓編譯局長馬列權威自居，極力批評西方文化中粗俗的東西，主張向世界推銷中國的美德，讓世界“感受到當代中國文化的魅力和力量。”

可一轉身，這些人下了講壇、卸了妝、脫去那身制服隱身到屏幕後，他們怎樣做的、怎樣想的呢？即使他們離開紅塵走進廟宇、跪倒在菩薩面前時，他們心裡想的是什麼、求的是什麼呢？我們不好瞎猜，也沒興趣他們的隱私，只想問一下，他們隱秘起來的那些私貨，偷偷地在酮體上享受着的罪惡欲望，與西方文化、與馬克思、毛澤東、與文革究竟有什麼必然地聯繫呢？

那位女士肯定會想過事情的結果，特別是拿自己的後半生做代價，一般的女子還真難以做到。就這一點，她是以魔鬼的身子，對當下的社會民風淪落起到了上帝的作用。

編譯局長如有堅強的意志力或者足夠的實際力，挺住自己或者滿足自己人的要求，恐怕也不會走到這一步。在欲望與情分交織的千瘡百孔中，盡其力找人舍錢，兩人間絲絲地還透着親情的火花，那女士的憤恨也許是由這股火開始的。否則，她不會對他與其他女子的曖昧關係醋意大發，罵其“王八蛋”。

其實，從世俗的眼光看，他們二人也就是貪婪的情慾重了一些，一不小心走了火，不具備什麼衣冠禽獸婊子的素質，同你我一樣，是實實在在、普普通通的國人兄弟姐妹，尤其這位衣兄弟更是這樣。可是，從超俗的境意看，他們是不是突破了動物世界都不能沒有的底線呢？

那這是什麼東西、為什麼這些東西在他們的心裡能使這麼大的勁兒呢？

            衣兄弟的這事兒的確整得不好也不該。說不好，他不僅給社會、朋友帶來了危害，而且給家庭、親人造成了傷害；言不該，他不僅給別人的觀念帶來了懷疑，而且給自己的信念也造成了變異，從理想的理念蛻變回了單純的肉慾，從人性的追求異質成了角色的權勢。

            但是，要把我們兄弟都放到上帝面前，衣兄弟的這中蛻變與異質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這些都是我們內在固有的，你我都會面臨的。上帝正是依據這個基礎，才極力為我們從內部建造一種全能全知全容的力量來控制戰勝變異的衝動，支持我們的美好 。這就是通常說的信仰的力量。

            然而，在一個缺乏信仰、權錢交易的環境下，我們就是擁有十八般武藝也沒用，怎能抵住內外的夾擊？不信的話，等夜深人靜時，手捂胸脯想想，如果我們陷入那個環境的那個位置，不要說局長，就是一個小縣長，還不是個太爺？胸脯屁股可能都不乾淨，還會像焦裕祿那樣嗎？

            “中國夢”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的夢，但如果只是“財富夢”而沒有“憲政夢”，那只能是“紅樓夢”；如果只是“憲政夢”而沒有“信仰夢”，那只能是“黃粱夢”。網友宣教士曾經提的“One nation, under God”乃是美國興盛的最重要支點，雖然這裡的“god”在我看來不能光是耶穌，但沒有對聖經的信仰，就不會有美國的真正立國觀念。因為離開了信仰，不要說人為什麼非得自由平等不好解釋，就是人何以為人都不太好解釋了。任何一個在“以權錢定位”、“二奶小三茂盛”、“妻冠夫姓為榮”、“熱衷回到繁體字”等生活中的當下中國男人，都很難守住自己原本向天堂許下的那種純情心願，因為你不着她，她會惹你呀；你的心不惹誰，眾人會瞥你呀，包括你的親人都會瞧不起你呀。還不信的話，就把手從胸前拿開，放鬆一下思緒，想象沒有馬克思學說、毛澤東、文革的香港、台灣、澳門的兄弟們，衣兄弟的榜樣少嗎？如果枕頭與枕枕頭的人夠多，他們何止兩個枕頭，還不是三個、四個的放？

            應該承認，衣兄弟當了局長，與他的研究內容有關，但又不能等同。他的內容與別人的內容作為研究對象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中國男人與中國男人研究的東西不是一回事兒。衣兄弟的研究內容與他當的官不一樣，他當了官犯的錯誤與他研究的東西沒有直接關係。如果研究馬克思的男女整出事兒了，我們就怨馬克思，那研究天體的男女整出事了，我們就怨天體？

            由此可見，衣兄弟的問題，並不出在他所研究的內容上，與馬克思及哲學更掛不上邊兒。造成兄弟們的變異心理障礙，是我們口上喊着但實際不信、也不守的“五千年的博大精深”的虛假心理，是我們對堅決抵制但卻把孩子送去的那種文化的排斥心結。

虛假心理造成了我們的那張床只是與肉慾金錢有關，最多也就是“郎才女貌”的最佳搭檔啦，才貌交合到極點不是肉慾與金錢的摟抱嗎？排斥心結造成了我們的辦公室只是與抓權奪利有關，最多也就是“誰打江山誰坐殿”，打與坐結合的輪迴不是“成者王敗者寇”嘛？這個信念同公狗在發情期相互掐架的動機有別嗎？燭光、薄沙、信言、輕語、宣傳、號召都轉換成了誘捕的手段，男人在乎的是女人的臀部的肥瘦與胸部的大小，女人在乎的是男人的權位的高低與金錢的多寡。

為了掩蓋這種赤裸裸，我們又造出了許許多多的冠冕堂皇的唐裝，以為有了這身唐裝就能真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了？可是至今，我們有些兄弟們還真信，他們是真的傻兄弟，傻得可愛，真的以為穿了唐裝就會有李世民的氣質，戴了破草帽就會有孔子的性格？其實，看看我們這些出了事兒的兄弟們的前後表現，會發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滿口仁義道德地批評西方文化，認為那是邪路，都標榜自己是中國文化復興的代表，並主張向世界推銷自己的美德。

精神分析學的“藉口”揭露：越虛假就越變態，越宣傳的就越讓別人干，越反對的就自己越要干的；越抵制就越鬱悶，越發泄不了的就越想發泄。掀開這層皮，就很自然地想起佛洛依德的話，“那只是一種藉口，是虛假心理的防衛機制”。

            我們都太能利用這張皮裝扮了。

犯錯者披着一層外衣來偽裝，批評者則找件自己不喜歡的外衣再給他包裝上。一些兄弟會找出“反黨賣國”、“外國勢力”、“崇洋媚外”等皇帝新裝，另一些兄弟也會拿出“馬克思”、“文革思維”、“毛澤東”等新打扮 。可我們很少靜下心來想想，當我們給對方這樣打扮時，我們把對方當成了什麼？憑什麼我們就把人家當成了我們臆造的“什麼”？我們是上帝呀？而有的時候，我們這樣干的，不正是對方想要的藉口嗎？以挺毛的兄弟為例，他們真的是挺毛澤東嗎？毛澤東會讓自己的妻子冠以毛姓嗎？會允許自己的老婆孩子這樣狂妄斂錢嗎？會把“農民工”像女人擦口紅那樣經常地塗在嘴上嗎？而那些反文革的兄弟，真的能按照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去做嗎？那些貶毛讚美的兄弟真的理解美國的規矩嗎？這些所謂的“精英們”能過放棄對“人上人”的追逐嗎？可就在這兒如何消除“人上人”一點上，正滲透着毛澤東、馬克思與美國一致的地方。

衣兄弟雖然犯了錯，撤銷職務是理所應當的處罰，如果涉及了法律犯罪，判其刑也是罪有應得，但他的研究並不是一無是處，如果就此一棍子打死，可惜不可惜另當別論，只是我們以錯犯錯何時了呢 ？如果由於他的床上動作的衝動魯莽，就否認他的研究內容及成果，是不是在難得糊塗的路上走得太過勁兒了？如果由於他的生活腐敗攪亂了我們的信奉，那我們對所信奉的東西是動了真格的了嗎？

            更重要的是不論五毛黨還是美分派，其實不存在什麼根本界限，我們都是兄弟，難道你不希望來探親的年邁父母，能說着中文使着方塊字過美加海關？難道你不希望長在這裡的自己孩子，能在白宮裡拿着筷子吃餃子？兄弟間人各有志，有不同看法，不能強壓，特別是在當今的信息化世界中，雙方誰能壓倒誰？就算你把兄弟們打倒在地，又踏上了一隻腳，你真的贏了？幹嘛我們總在“藉口”的忽悠與被忽悠的狀態中裝朦朧呢？

馬克思一定會有我們常人的弱點，但這掩蓋不了他的貢獻，就像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一樣，床上的那些動作怎能撲滅他對平權的追求火焰？更何況，當今的中國名人、精英、學者們有幾個好好地靜下來認真地讀讀馬克思原著，以為傳下來的“唯物史觀”與“剩餘價值”是最大貢獻的說法就一勞永逸了。其實，這只是結果，不是原因；只是形式，不是理念。這些都解釋不了為什麼是馬克思，而不是哲學家的黑格爾、費爾巴哈，社會學家的魏斯特，經濟學家的李嘉圖等人，甚至不是恩格斯等人發現了這些？因為後人的解說大多都離開了人類思想發展史的內在機制與社會哲學理念的邏輯必然。如果能從歷史與邏輯一致的關繫着眼，會看到馬克思的最大貢獻並不在於此，而在於他用哲學方法對經濟問題與矛盾的切入，揭示了勞動異化與資本運動的雙重性，展現了一個資本如何作為人的世界要素的必然性，這就是為什麼《資本論》要以商品的兩重性開始。

那種由於國門放開出現了不良現象就絕斥西方文化而返祖還朝，是不是有點象那種由於久居鄉野的少婦進城後喜新厭舊而埋怨都市環境的心態一樣？

如果說西方文化不好是邪路，那當年孫中山用西方憲政之路攆跑皇帝時，我們咋不拒絕呢？

如果說西方文化好而馬克思學說不行，那馬克思學說不是西方文化嗎？那為什麼西方人還把它當作一盤菜呢？

如果說中國文化是落後糟粕，那美國最高法院為什麼還把孔子同所羅門、摩西並列在一起呢？為什麼西方學者如盧梭、黑格爾、克羅奇、湯因比、亨廷頓等那麼重視中國文化呢？

如果說毛澤東十惡不赦毫無價值，那美國的明星們為什麼把他刻在身上，為什麼中國以外的有些國家至今還崇拜他呢？

拉不出巴巴怪茅坑，走步踮腳怨地不平 。其實，這哪是什麼敵人太狡猾，分明是我們的虛假心理給我們的“自我”找藉口。

這種由於一個小小的局長的床上動作的混亂就否定馬克思的貢獻的想法，想必是兄弟們一時的氣憤吧？如果我們不靜下心來，找準是誰害了這位編譯局長，總有一天，“藉口”會令我們也重蹈覆轍，不管你嘴多硬，因為我們和這位局長及這位女士是實實在在的一奶兄弟姐妹。

魏中軍

2013年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