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來，特別是近5年來，中國大陸基礎科學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基礎科研的產出率仍然很低，反映在每年發表的高質量、有影響力的研究論文數量很少。我認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具有高產出率的科學家數量很少；對基礎科研的經費投入嚴重不足；科研項目評審制度及分配經費的體系不盡理想；這些都妨礙了中國科學家開展尖端性、創新性的研究工作。另外，多數大學的教育體制不鼓勵學生進行批判性、創新性地思考，也是問題癥結所在。我撰寫本文的目的是想指出上列問題，並提出可能的改進方式。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提到的資料和觀點主要來自我的個人經驗以及與多位中國生物學家談話後的印象。自1980年以來，我先後赴中國大陸45次，與許多生物科學家及政府官員進行過交談和學術交流。我最熟悉的研究領域是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本文就用中國這兩個領域的科學家（本文稱為生物學家）作例子。不過，我對這兩個領域的觀察也應適用於其它基礎研究領域。

　　一個生物學家的研究產出率可以客觀地用在具有高影響力的國際研究雜誌上發表的原始性研究論文數量來衡量。本文選用一個判斷生物學家產出率的標準，就是如果一個科學家過去10年內在影響因子為2或以上的研究雜誌上發表至少8篇科學論文，同時至少有一篇研究論文發表在影響因子為5或以上的雜誌上，就是一個產出率高的生物科學家。

　　眾所周知，1976年才結束的文化大革命嚴重地摧毀了中國科學研究的基礎。那時，中國大陸高產出率生物學家的數量可能少於50位，國民生產總值（GDP）也很低。直到1978年中國卓越的領導人鄧小平執掌政權，改革開放使中國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儘管如此，中國基礎科學研究產出率低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改善，存在的問題仍然嚴重，這與改革開放前極低的基準水平有關。因此，中國需要在這個方面加倍努力，爭取在提高基礎科技產出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高產出率生物學家極少

　　據我估計，從2000年中國大陸的生物學家的數量、政府資助的生物學實驗室數量以及發表的論文總數來看，中美兩國大致相近；但中國學者在生物科學領域發表的有高影響力研究論文只有不到美國學者發表數量的百分之四。高水平研究論文與國內高產出率生物學家的數量成正比例。同時，這種狀況與科研經費投入不足，項目評審及經費分配體系的不完善有關係。二者都鼓勵學者發表低影響力的研究論文。由於較低的經費支持強度和短的支持時間（2～3年），大多數科學家只能選擇易於獲得研究結果的科研項目。而這樣的研究工作一般缺乏新穎性和創造性。其結果是，絕大多數的研究論文發表在國內雜誌上，只有極少數發表在有高影響力的國際雜誌上。即使有些在國內發表的研究論文有新發現，但通常因國外學者無法閱讀而極少被引證。

　　據我估計，當今中國也許只有500位生物學家能夠發表高質量的研究論文。而在美國，僅華裔高產出率的生物學家的數量就超過3,000人。另外一個比較是∶美國的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四分之一，但美國高產出率生物學家的數量超過40,000人（這個數據是我在參閱有關統計資料後的估算）。

　　我認為有兩種辦法可以解決中國高產出率生物學家短缺的問題。一種辦法是中國自己培養一大批有創新精神、高產出率的生物學家。然而，要取得成功，首先需要改進中國的高等院校的教學體制。現在，只有少數學校，部分地採用了類似英美鼓勵學生的批判性、創新性思維的教學方法。大多數的大學和研究生院仍然強調學生死記硬背、無保留地接受教師或教科書的觀點，而不是鼓勵學生用創新性思考、多提問題的方法來學習。在此希望，教育部能鼓勵所有的大學改善其培養未來科學家的方法。

　　另一種辦法是吸引大批在國外工作的高產出率的生物學家回國效力。實際上，很多在國外工作的中國科學家願意回國開展研究工作，但是不充分的經費支持、較差的科研環境和科研管理，讓他們望而止步。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提高基礎研究的經費支持水平，建立更加公平和透明的研究計劃評審和經費分配體系，同時推動各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結構和行政管理系統的改革。

經費支持

　　中國對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強度太低。在2000年，支持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經費年度預算大約為20億元人民幣（相當於2.5億美元），約占當年 GDP的0.02％。雖然現在中國每年用於研究和開發的經費占到GDP的1.1％，但大多數經費用於支持開發性的項目。用於科學研究的經費本來就不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用於支持應用性研究項目。與此相比，美國政府每年投入的支持生命科學基礎研究的經費大約為$300億美元，占到GDP的0.3％。此外，在美國還有另外$300億美元的經費來自工業界和各種基金會，而在中國幾乎沒有這類經費來源。

　　中國現在是一個先進的發展中國家，近10多年來，GDP每年以6～10％的速度增長，現已超過了十萬億人民幣。如果中國政府仍用∶“我們是發展中國家”作推辭，而不支持基礎科學研究，就沒有什麼理由了。因為我們在這裡談的並不是說政府需拿出一個絕對的資金數量，而是一個占GDP的百分數。對基礎科學研究的低投入，反映出國家未能給予足夠的重視。

　　因此，我在此呼籲中國政府立即採取實質性行動，大幅度增加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的預算。在未來10～15年，逐年提高基礎科研投入占GDP的比例，希望到2020年對生物科學研究的經費支持強度至少能達到GDP的0.10％，使那時高產出率的生物科學家的數量可能增加到5000人以上，比現在高十倍。

研究項目的評審和選擇

　　中國的研究計劃評審和經費分配體系需進行實質性的改進。基本上，中國的基礎研究經費的絕大多數是經3個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國科學院（CAS），科技部（MOST）（特別是通過973計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NNSFC）。

　　在中國，國家自然基金委有最強的同行評審系統，也是對所有申請者開放的渠道。雖然國家基金委採用了與美國自然科學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評審系統，但由於符合資格的評審人員很少，經常是很難找到足夠的熟悉特定研究領域的評審人員來做可靠的評審。此外，有幾個可信賴的科學家告訴我，國家基金委的大項目（重點項目和重大項目）以及中國科學院和科技部的一些大項目常常未經嚴格的同行評審，經費的去嚮往往受到高級官員的影響。另一種情況是，一些評審人員選擇幫助自己或朋友得到研究經費，而不是根據項目申請書的價值來決定取捨。因此，即使國家基金委採用的評審程序是好的，評審過程還是受到外部因素及人性弱點的干擾。總之，三個基礎研究經費分配渠道在對大項目評審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就像有人說∶“小經費，大評審；中等的，小評審；大經費，不評審”。

對項目評審制度的改革勢在必行。

　　減少以上問題的辦法是從國外邀請一批有資格的評審者進入項目評審委員會，並使其數量占到評審委員會總人數的一半以上。這樣不僅能減少同行間的利益衝突，也能減輕因國內合格評審人員缺乏引起的負擔，同時使評審過程變得公平化和透明化。

　　我很高興地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在兩年前就開始從美國邀請高水平的評審者參加生命科學部幾個學科的評審工作，其效果毫無疑問比以前要好得多。我們希望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能將這種新的項目評審方法擴展到生命科學的所有學科，並最終延伸到所有的科學學部。另外，將小項目（國家科學基金的一般項目）經費支持強度由原來三年支持20萬元的水平再提高一倍。

　　另一個發表高影響力研究論文少的原因是中國的生物科學家傾向於獨立地開展研究，不願和別人合作。近年來，與分子生物學有關的研究已極其複雜，要挑選一個全才的課題負責人已變得困難。國外很多生物學家經常合作，而現在中國的情況似乎是科學家更願意獨立地開展工作，不願意與同行合作或交流。因此，如果中國政府能設立一種類似於美國鼓勵團隊研究計劃的新型研究基金，對改善上述狀況會很有幫助。在此，我向中國政府提出以下建議。

　　我建議中國政府試驗性地設立一個分配基礎研究經費的新機構。起先，新機構將集中於一個研究領域，如∶生物醫學領域，以便試驗新系統能否運轉良好。首先，由政府委派一個生物醫學科學顧問委員會（NBSAC），為新的管理體系提供指導，並制定詳細的計劃。生物醫學顧問委員會中從國外聘請的成員應占到總人數的一半以上，對聘請的外籍科學家要具有遠見及豐富基礎科學研究經驗，在服務中國時不涉及私利。在顧問委員會的幫助下，建立國家生物醫學研究管理團（NHRB）來具體執行研究申請項目的管理的評審工作。同時，由顧問委員會選出一個監察委員會來定期檢查國家生物醫學研究管理團（NHRB）整個系統的運行情況，包括管理團的所有活動，所支持項目的研究進展，以及研究者所在的大學和研究所的基礎結構的改革等。研究管理團每年對項目的研究進展進行評估。對成績優異的研究人員繼續給予獎勵。對研究人員的獎勵一定要根據他在研究項目上的表現，而不能以資深程度或在行政上的成績來定。同時還要鼓勵絕大多數的傑出科學家留在研究崗位，而不是讓他們去做行政工作。

　　我建議中國政府設立一種新型的研究項目，即∶大項目團隊計劃（MPPs)。中國現有的基礎科學研究的經費分配系統還未能將一些生物科學前沿的重要研究課題擬定為目標。這也是發表高影響力研究論文很少的原因之一。我建議中國在未來10年內能支持建立80～100個MPPs。項目的建議書必須由至少3個中國的高產出率生物學家聯合提交，研究方向必須鎖定在生物科學前沿的重要課題。項目主要特點是需從國外引進傑出的生物科學家來加強項目的研究力量。研究經費的預算為10年，經費數量應充足到每個大項目團隊計劃10年內能至少吸引10個以上的傑出生物學家來共同做工作。大項目團隊計劃每年的工作進展要由監查委員會進行檢查和評比，由此決定是否繼續對項目給予經費支持。當然，大項目團隊計劃能否成功的根本是看政府能否長期地對其予以支持。

　　我對中國不久就能在改善基礎科研產出率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是樂觀的，因為我相信中國新的領導集體將比他們的前輩更加重視我上面提到的一些問題，並更願意糾正所有的不足。因此，我希望不久就能看到更大比例的預算用於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真正公平和透明的項目評審體系很快能建立起來。另外，希望建議設立的大項目計劃及其評審、管理、監查的新系統能夠順利實施，並最終取得成功。如果這些都變成了現實，中國將可培訓出更多的高產出率生物學家。同時可吸引到很多在國外的有傑出才幹的科學家回國效力。在5年內中國高產出率生物學家的數量將提高兩倍，到2020年增加十倍是有可能的。

吳 瑞美國康乃爾大學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系, Ithaca, NY 14853吳瑞在美國從事生物化學和分子生物學的基礎研究50餘年，在國際高水平學術雜誌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詳情請參閱個人的簡歷(www.mbg.cornell.edu)。

參考文獻

1. Wu R. Chinese Contributions in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n Chinese America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d Celia C.H. Chen), 37-84 (Outer Sky Press, New York, 2003).

致謝∶

我非常感謝顧孝誠、黃秉乾、魯白、饒毅和左天覺等科學家對本文的指導和幫助。我對本文發表的意見以及文中的不當之處負完全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