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ven Weinberg 現在得克薩斯大學物理系。本文以他 2003年6月在麥基爾大學科
學大會上的講話為基礎。

　　當我得到大學學位的時候，那是百八十年前的事了。物理文獻在我眼裡就象一
個未經探索的汪洋大海，我必須在勘測了它的每一個部分之後才能開始自己的研究
。做任何事情之前怎麼能不先了解所有已經做過了的工作呢？萬幸的是，在我做研
究生的第一年，我碰到了一些資深的物理學家，他們不顧我憂心忡忡的反對，堅持
我應該開始進行研究，而在研究的過程中學習所需的東西。這可是生死悠關的事。
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的意見是可行的。我設法很快就拿到了一個博士學位。雖然我拿
到博士學位時對物理學還幾乎是一無所知。不過，我的確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益：
沒有人了解所有的知識，你也不必。

　　另一個忠告就是，如果繼續用我的海洋學的比喻的話，當你在大海中搏擊而不
是沉沒時，應該到波濤洶湧的地方去。19世紀60年代末，我在麻省理工大學教書時
，一個學生找我說，他想去做廣義相對論領域的研究，而不願意做我所在的領域—
—“基本粒子物理學”方向的研究，原因是前者的原理已經很清楚，而後者在他看
來則是一團亂麻。而在我看來這正是做相反決定的絕好理由。粒子物理學是一個還
可以做創造性工作的領域。它在那個時候的確是亂麻一團，但是，從那時起，許多
理論物理學家、實驗物理學家的工作把這團亂麻梳理出來，將所有的（嗯，幾乎所
有的）知識納入一個叫做標準模型的美麗的理論之中。我的忠告是：到混亂的地方
去，那裡才是行動所在的地方。

　　我的第三個忠告可能是最難被接受的。這就是要原諒自己虛擲時光。要求學生
們解決的問題都是教授們知道可以得到解決的問題（除非教授非常地殘酷）。而且
，這些問題在科學上是否重要是無關緊要的，必須解決他們以通過考試。但是在現
實生活中，知道哪些問題重要是非常困難的，而且在歷史某一特定時刻你根本無從
知道某個問題是否有解。二十世紀初，幾個重要的物理學家，包括 Lorentz 和
Abraham, 想創立一種電子理論。部分原因是為了理解為什麼探測地球相對以太運
動的所有嘗試都失敗了。我們現在知道，他們研究的問題不對。在當時，沒有人能
夠創立一個成功的電子理論，因為量子力學尚未發現。需要到1905年，天才的愛因
斯坦認識到正確的問題是運動在時間空間測量上的效應。沿着這條路線，他創立了
相對論。因為你總也不能肯定哪個才是要研究的正確問題，你在實驗室里，在書桌
前的大部分時間是會虛擲的。如果你想要有創製性，你就必須習慣於大量時間不是
創造性的，習慣於在科學知識的海洋上停滯不前。

　　最後，學一點科學史，起碼你所研究的學科的歷史。至少學習科學史可能在你
自己的科學研究中有點用。比如，科學家會不時因相信從培根到庫恩、玻普這些哲
學家所提出的過分簡化的科學模型而受到桎梏。科學史的知識是科學哲學的最好解
毒劑。

　　更重要的是，科學史的知識可以使你覺得自己的工作更有意義。作為一個科學
家，你很可能不會太富裕，你的朋友和親人可能也不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而如果
你研究的是象基本粒子物理學這樣的領域，你甚至沒有是在從事一種馬上就有用的
工作所帶來的滿足。但是，認識到你進行的科學工作是歷史的一部分則可以給你帶
來極大的滿足。

　　看看100年前，1903年。誰是1903年大英帝國的首相、誰是1903年美利堅合眾
國的總統在現在看來有多重要呢？真正凸現出重要性的是1903年Ernest
Rutherford 和Frederick Soddy 在McGill 大學揭示了放射性的本質。這一工作（
當然！）有實際的應用，但更加重要的是其文化含義。對放射性的理解使物理學家
能夠解釋為什麼幾百萬年以後太陽和地心仍是滾燙的。這樣，就清除了許多地質學
家和古生物學家認為地球和太陽存在了很長年代的最後一個科學上的障礙。從此以
後，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就不得不或者放棄聖經的直接真理性或者放棄理性。這隻
是從加利略到牛頓、達爾文，直到現在削弱宗教教條主義桎梏的一系列步伐中的一
步。只要讀讀今天的任何一張報紙，你都會知道這一工作還沒有完成。但是，這是
一個文明化的工作，對這一工作科學家是可以感到驕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