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愛人類，反抗制度——巴枯寧

制度(組織形態)是構成人類生活的社會本質——筆者

如果說共產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兩大正當孿生寵兒的話，無政府主義最多只能算是社會主義的私生子，與兩位嫡生幸運兒同源卻不同宗。無論是痛恨沙皇的憲兵、專制開明的君主，以及共和國的警察，還是哀嘆側翼的排擠、暗算，無政府主義的命運，正如領導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對孟什維克派的攻擊一樣：“非常遺憾，諸位已經被歷史遺忘，你們的命運可悲，你們的作用已經完成，你們將被毫不留情地掃進歷史的垃圾堆。”那麼，當我們看到：托洛茨基被自身創建的共產主義政府流放到國外，七十年前孟什維克所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理念重新在俄國取代共產主義極權的時候，我們是否可以期待無政府主義烏托邦的復興呢？

1970年，詹姆斯·焦爾James Joll在其所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日文版序言中論述到：“1964年，此書的英文版剛發行的時候，無政府主義的運動已經從現實的關心變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了。隨着西班牙共和國的滅亡、西班牙無政府主義運動的衰退，無政府主義只存在於法國、拉丁美洲的西班牙流亡者，或者紐約、巴黎、倫敦等大都市的少數固執知識分子當中了。然而，近年來我們又看到 ：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和實踐，作為一種超越國界的現象，特別在學生運動(日本也不例外)中，有令人注意的復活。這些新的革命運動，不一定明確地依存於無政府主義，有些運動明確地拒絕被稱為無政府主義，但是，不可否認其中含有許多與本書中所闡述的無政府主義理論和方法共同的特徵。”這些特徵，主要是指由蒲魯東所表述出來的，地方分權與勞動者自治的原理。當然，我們可以指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波蘭的團結工會，以及關於中國政體的聯邦制設想順應了這種要求。“而且，這些運動的意義，並不只是就無政府主義對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全權主義的批判，而且就無政府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產業社會的批判，也是仍然有效的。無政府主義是今天世界上存在着的、最有活力的激進思潮之一，至今為我們提供着新的啟示。”這一點，當然不只是針對歐洲、北美，也對南美、亞洲其有相同意義的。

在《序論》中焦爾進一步發揮道：“與其它的少數派一樣，無政府主義者是那些患成功崇拜症的歷史學家的被害者。無政府主義者從來沒有完全成功過一次革命，他們的政治理論充滿了理論的欠缺、錯誤的前提。有一些類型的無政府主義教義為人們帶來了情緒上的共感，卻輕易被別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典型的冷酷、毫無意義的暴力、恐怖行為的行動特徵一筆勾銷。但是，過去一百年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的理論和實踐，對產業社會的性質提出許多疑問，他們對近代國家的概念不斷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對幾乎所有的現代政治思想的前提不斷提出挑戰。他們常常訴諸於非常粗暴、直接的手段，攻擊既成社會、道德秩序的內在價值和制度，這些攻擊，無論喜劇還是悲哀，都歸於流產。但是，無政府主義運動迸發出來的抗議，是隱藏於人類心理底層的欲求，雖然它不構成重要的政治、社會勢力，只不過是一連串的挫折，但這種欲求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從人心中消去。”

無政府主義的這種人性慾求當然是存在於人類發源之始的，但我們可以把其明白地表述追溯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影響下的內心胎動，最早由法國的鄉村牧師梅葉以《遺書》的形式表露出來，這當然是合理主義對上帝權威的異端，作者明確喊出：個人的東西歸個人，不要交付給任何形式的異己(教會、君王)。而盧梭則以自然和教育對現存制度的抨擊成為無政府主義思潮寫作方式的最大代表。在內容上比盧梭更完備地提出無政府主義學說的是英國的葛德文，他在《政治正義論》中，從兩方面對社會制度提出幻想：(l)教育個人，使個人的幸福建立在對道德的追求上，從而使社會變得完善起來；(2)“政治制度的唯一正當的對象是個人利益”。政府不能持有以下兩個以外的正當目的：社會內部解除對於個人利益的不正壓抑，對外共同防禦外敵的入侵。在此同時，馬布里明確提出廢除私有財產以達到人的平等，還沒有充分意識到伴隨着強大國家建立起來的權力對人類生活的桎梏。

作為社會運動的無政府主義，卻是十九世紀的產業革命衝擊和法國大革命神話破滅的產物，目睹了當世的政治革命、憲法改革的失敗，產生了對舊有的所有革命方法和目標的攻擊理由和機會。無政府主義者所反對的，就是從十九世紀至今的現代國家的基本價值：越來越高度的中央集權、越來越發達的產業國家。這樣，無政府主義的宿命就是不斷反抗所有熱衷於權力追逐的社會集團：從地主階級到無產階級革命家。無政府主義就是舊有的宗教信條與新興的合理哲學衝突的產物，其最大的理論代表就是“啟蒙主義的私生子”蒲魯東。

為了給最貧困、最大多數的階級找到改善其物質、精神、道德狀態的方法，而且是從根本上一舉解決問題，蒲魯東本能地反感近代社會越來越占支配地位的產業發展，這就是他與聖西門、歐文、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者”的不同之處，認為他們所設計的“新社會組織化”不過是既成要素的再排列，把權力從一個組織轉到另一個集團手中，完全沒有意義，特別不能相信那些財產共同所有﹑由中央政府強制管理勞動的共同體烏托邦。作為人的第一要素的勞動，只能由各自的勞動合作來自治管理，在排除政府干涉這一點上，蒲魯東承認亞當·斯密是他的老師。

但無政府主義的這位最大代表在理論上的漏洞立即被當時還不太有名的德國猶太人馬克思的嚴密、獨斷的黑格爾哲學思辨所駁難。當時代的發展需要一個無政府主義的運動領袖的時候，從俄國逃出來的巴枯寧就應運而生了，無政府主義運動與馬克思的社會民主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合流在倫敦成立的第一國際上。

在第一國際中還有一位意大利民族解放運動的英維馬志尼也很有影響，《牛虻》的主人就是被描寫成受馬志尼的指派，押送彈藥進山而被捕就義的。馬志尼對國際性的工人運動缺乏民族鬥爭的知識和熱情，當巴黎公社成立時，他反對這個運動而最終失去了對第一國際的影響。如果說第二國際是以社會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分裂而告終結的話，第一國際就是以馬克思與巴枯寧的分裂而告終的。儘管在這兩人的追隨者間摻雜着不少個人的爭權奪利，但他們兩個人都明白彼此之間的原則差異決不可能彌合。今天看來，他們的差異有兩層含義：從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手段上看，馬克思是英明的，無政府主義者最終只會墮落成不負任何社會責任的、人類社會的恐怖集團(甚至黑手黨也被警察理解為無政府主義者)；從社會哲學的理念來看，巴枯寧堅決反對以權威主義的政黨形態創建自由社會的企圖，“我唾棄共產主義，因為它否定自由，剝奪自由的東西決不是人性的東西，共產主義把社會的所有權力都集中起來，必然會在國家的權力下把財富也集中起來。我則希求國家的廢止，徹底撲滅權威的原理和國家的教化。國家在把人道德化、文明化的藉口下，壓抑、榨取人，使人奴化、墮落下去。”由這一點我們可以看出無政府主義者對全權主義形態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警告是多麼英明！

恩格斯稍後論述到：“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在以下認識上是一致的：社會革命到來之際，政治國家以及與其相隨的政治權威的消亡、即公共機能喪失政治的性格、變為單純的監視社會利益的行政機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在權威主義的政治國家的成立條件還沒有消除之際，要求一舉廢除這些社會條件，即革命的序幕就是廢除權威。”這就是無政府主義的最大烏托邦貧血症！“廢除權威”本身就要求人類最大的權威！那麼馬克思先生確實實際一些：由一個能夠廢除自身權威的階級——無產階級，來廢除舊的權威。在這一點上，巴枯寧的指責很準確：馬克思所幻想的無產階級是哲學思辨和經濟學推理的產物，蒲魯東則生活在現實的無產階級之間，深知他們自身的弱點不足以擔負起這個廢除權威再自我廢除權威的歷史使命。可笑的是，列寧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在《怎麼辦》中又把“灌輸”知識給無產階級的使命交到知識分子的“先知”（如馬克思和他本人）身上，背離了馬克思對無產階級的直接期待，彷佛回到其俄國同胞巴枯寧的立場上了。

無政府主義與政治權力最近的關係發生在西班牙，那裡的口號一直是：“我們要求廢除資本的支配、國家的支配、教會的支配，在此廢墟之上，建立起無政府狀態的、勞動者的自由聯合體。”但我們知道：西班牙能夠成為無政府主義最大的社會基礎，乃是其從宗教改革、產業革命以來被時代遺棄的結果，最終導致了佛朗哥的獨裁政權的產生。由此我們再次確認：無政府主義運動作為政治鬥爭的武器，以反政治來從事政治的企圖必將徹底失敗，雖然其回光也曾反照於中國大地上。無政府主義只是作為各次社會運動中的一種成分才永遠存在於任何反抗國家權力的市民運動、學生運動中。

應該說，十月革命為俄國的無政府主義提供了最大的機會，無論是臨時政府，還是蘇維埃的布爾什維克派、孟什維克派，以及各類隱蔽的、公開的無政府主義團體都沒有絕對的權威，權威遭到了最大的威脅。但人除了無政府主義的自由欲求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欲求：麵包，而麵包必須在秩序、權威中產生。更引申地看：人類，由於欲求麵包而產生的服從，嚮往權威的性格，已經變成人性中不可分的最大特徵。所以，毛澤東去世後，《人民日報》連篇發表恩格斯的《論權威》，共產黨政府生怕無政府主義在人民當中漫延擴散。也正是民眾需要權威的國民性產生了要把權威強加在國民頭上的各類政治鬧劇。

從共產主義全權形態中表露出來的對權力的服從只是整個現代社會演進的一個側面。從產業社會以來，不斷湧現出對近代民族國家、愛國主義的禮讚：洛克、黑格爾、孟德斯鳩、韋伯，一直到當今的帕森斯，都把自己的使命定為使國家機器更加權威、合理、精密、機能充實。但國家權力的統治現實卻遠離了“三權分立”提倡者們的理想。當今世界上，無論是蘇聯、美國，還是中國、日本，行政權即政府統治個人的權力高居於立法、司法權力之上，靠立法權來制衡行政權力、特別是國家暴力對個人自由壓抑的期待只能是自欺欺人之談。無論是資本主義制度下通過生產領域對勞動者的壓榨，還是共產主義制度下通過分配領域對國民的剝削，其共同實質都是通過國家的強權來實現的。

個人在這種暴力之下越來越無能為力，只能採取屈服、盲從、欺騙、出賣人格的方式才能生存下去，這在中國社會的現實中表露得最清楚：國家權力、即鎮壓之權(林彪的這句名言倒是個真理)非常強大，它擁有摧毀人類的能力，它供養了一大批國家“公僕”，靠國家的名義寄生國家的腐蝕越深，被腐蝕越深的國家更加深了對個人的支配。從最大的官僚到最沒有權力的平民，都被國家政權這個撒旦治服得沒有一絲反抗餘地，只好以最卑劣、可憐的方式逃避國家的強權。這就是現代社會中“異化”的本質，叔本華、尼采、施本格勒敏感地指出：現代社會中的虛無意識的克服是當代人類文明的最大課題。如果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從政治權力的變革上力圖反抗這種異化的嘗試以有價值的失敗告終了的話，從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那裡，我們可以得到某些希望的曙光：從個人的知性﹑人格的改進着手的﹑基於個體、團體之間自由聯合的社會改進運動興許是解消不必要的政治權威支配的必由之路。

[趙京，首發於東京【民主中國】199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