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一位著名教授被耶魯從劍橋大學挖過來。他雖然對美國的社會文化有諸多 不適應，對英國、特別是劍橋的文化和學術氛圍百般留戀，但是，耶魯的工資要比 劍橋高一倍。於是他再也不回頭了。另一位英國學生，在劍橋讀完本科就來耶魯讀 博士，混得並不如意，後來去了哈佛。我問他是否有回英國的計劃，他無奈地搖搖 頭：還是人家美國人有錢。

但錢並不是唯一的因素。一個德國學生說，在德國上學，教授無精打彩，圖書館破 舊不堪。在耶魯，教授和學生充滿了活力，一個研究生竟可以借200多本書。要是這 樣借，德國的圖書館怕是早空了。所以，作學問還是得來美國。

這番景象，生動地揭示了歐美高等教育水平的消長。二戰前，許多美國富人還要送 孩子去歐洲念書，因為歐洲的大學才是一流。美國的研究性大學，據說還是一批 “德國博士”仿造歐洲的模式創造的。但被視為美國高等教育範本的歐洲大學，如 今已是榮光不在。連牛津、劍橋這樣幾百年的名校也很難和美國的一流大學競爭。 牛津本是歐洲大學的一大豪門，英語字典上的例句甚至還赫然寫道：“牛津的捐助 基金不可盡數”。如今呢，牛津的捐助基金相當於44億美元，僅僅相當於哈佛193億 美元捐助基金的零頭。在過去51年中，英國產生了46位諾貝爾獎得主。但是在最近 20年中只產生了14位。一些大學的系被迫關閉，有才能的教授紛紛奔向美國。歐洲 的高等教育，正在淪為二流。

這種沒落，對照歐洲經濟的崛起更是令人震驚。在二戰剛結束時，歐洲的人均收入 遠遠低於美國。幾十年後的今天，歐美經濟上的差距越來越小。許多歐洲國家的人 均收入已經接近甚至超過美國。顯而易見，經濟水平並不能決定大學的水平。戰前 歐洲經濟遠不如美國，大學卻比美國辦得好，戰後經濟發展直逼美國，大學反而沒 落了。

在戰後的歐洲，享受高等教育被視為人的基本權利，費用大部分由國家來支付。英 國的學費，一律是1125英鎊(2050美元)。法國的大學生，一年只支付大約400美元上 下的學費。而在美國，大學學費動輒兩萬美元以上。結果，儘管有國家的大筆投資， 歐盟國家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錢，平均只占其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1%；在美國則高達 2.3%。美國大學花在一個學生身上的錢，比歐洲大學要多兩到五倍。結果，美國大 學的課堂規模小，教授水平高，設施先進，課程豐富。德國的大學，師生的比例高 達80或90比1。美國的前20位精英大學，師生比例基本全在10比1之內。本科的人文 學院，一般課都只有20個學生以下。加州理工學院的師生比例，竟低達3比1！這也 無怪美國的大學更為精英了。

有危機感的歐洲人，希望早早扭轉這種局面。英國首相布萊爾提出了一個改革法案， 從2006年開始，容許大學收不超過3000英鎊的學費。然而，這一法案幾乎比他的伊 拉克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反對者認為，這樣的政策將使得窮人喪失受高等教育的機 會。其實，根據布萊爾的方案，學生的學費是通過學校提供的貸款來支付，學生只 是在畢業後年薪高過25000或3萬美元後，才開始償還貸款。

其實，提高以後的學費也完全無法反映高等教育的成本。一些英國教育家估算，學 費應該漲到2萬英鎊左右，接近美國的標準，大學教育才可能收支平衡。可惜，已經 習慣福利國家的國民，對這一點小改小革也很難接受。

不引入市場機制，歐洲的大學幾乎沒有和美國大學競爭的可能。上個世紀70年代， 德國僅有20萬大學生，如今則有200萬。英國1985年僅有14%的高中畢業生進大學， 如今的比例則接近40%。如今歐洲經濟不景氣，政府入不敷出，維持急劇膨脹的大學 生的教育費用，超出了政府的能力。英國的大學現在每年接受146億美元的政府資助， 但要維持目前的水平，未來3年至少需要追加140億美元。據牛津大學估計，該校為 培養一個學生每年賠4000美元，一年的赤字高達4000萬以上。目前除了把學生不分 青紅皂白地塞進日益擁擠的課堂，已經毫無辦法。

政府的責任，不是包辦國民的未來，而是幫助國民為自己的未來投資。一個沒有上 過大學的勞工，為什麼一定要為一個大學生能享受好得多的生活而為他的教育納稅 呢？大學不能完全靠市場規則運行。但是忽視市場規則卻絕對不行。僅靠政府塞給 大學錢、追加投資，無法創造高水平的高等教育。這也是急劇擴張的中國高等教育 所應該汲取的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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