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談起大學教授這個“高等學校中職別最高的教師”的社會聲望，顯然是個沉重的話題。新華社主辦的《瞭望》周刊曾刊登一篇題為《“教授”貶值為哪般》的文章〔１〕，稱“教授滿街走”已是中國高校教授成堆的寫照。該文舉例說：１９２７年時的南京大學（時稱第四大學）沒有一位教授，即使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畢業的吳有訓博士、哈佛大學畢業的竺可楨博士、法國國家科學院畢業的嚴濟慈博士，也都只聘為副教授；而現在南京大學的教授已達千多人；故該文還引用這個學校一位博士生導師不久前對學生說的話：“別稱我教授，現在的教授一分錢能買好幾個。”對此，季羨林先生也曾說過：“如今不管是誰，只要能在北大謀一個教書的位子，就能評上教授。而在七八十年前，連魯迅、梁漱溟這樣的大學者在北大也只能被聘為‘講師’。”說現在的大學教授“一分錢能買好幾個”，過於偏頗，我不太同意。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作為自己耳聞目睹的一種理性觀察和實際接觸，我一直相信，不很合格的教授畢竟是少數，多數教授、尤其是那些身為白丁的“純教授”，其行為價值的取向仍屬於置身學問並埋頭苦幹的“脊梁”一類，且當中不少人頂住了“官”念和外來高薪的種種誘惑而堅守住自己對學術本位的訴求，他們的貢獻率無論如何都對得起國家給他們的俸祿。但近些年來，大學教授貶值成為人們共識性的話語，也是一個不爭的客觀事實。為什麼過去的大學教授“望之如神仙中人”（季羨林先生語），而現在的教授卻如此“淪落”，反差的致因值得探究。謝泳先生認為：“過去教授是手工生產的，少，也就值錢，今日的教授是機器生產的，多，也就貶值了。”〔２〕不過，今日中國重點大學校園內所謂“五步撞一教授，十步撞一博導，五十步撞一院士”的現象〔３〕，只是從“教授通貨膨脹”的角度，論證當下教授貶值的一個原因；而真正導致教授身份危機的核心原因，恐怕還是指今日教授的精神氣質和專業水準較之過去的教授，在社會權威、信任度等方面的“正面得分”明顯偏低，這使我萌生了寫這篇“比較研究方向”文章的動機。

　　其實，探討教授的精神氣質和學術水準的內涵，不需要用很多學理語言進行歸納描述。概而言之，一句話即可：專業能力與公共能力兼容並包，是教授身份同行認可和社會認可的坐標。因為，教授的精神氣質和學術水準具有相互關聯的兩極張力。前者指教授作為知識分子社會良知的代表人物，所應該具備的社會責任意識；後者指教授的專業能力。馬克思·韋伯指出，一個學者要想贏得社會的認同感，“無論就其表面和本質而言，個人只有通過最徹底的專業化，才有可能具備信心在知識領域取得一些完美的成就”〔４〕。

　　教授的精神氣質也可理解為是其形成自己專業能力所必須具備的“人格品質”。當這種人格品質面向公共社會領域時，能夠展示其揭示、分析公共問題所蘊含的專業內涵，同時以大眾知悉的表述方式介入公共話語。一定意義上講，教授社會權威地位的支撐點，不僅要看他們是否是專業規範的立法者，還要看他們能否跨越其專業領域，並在專業與公共之間尋找一個自然融合的關聯點，直接或間接地成為公共規範的立法者、護法者，從而解釋生活、申訴正義、張揚民主，履行教授的社會責任。如金岳霖先生所言，中國惟有依靠學者，並用“這種人去監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進步，他們自身本來不是政客，所以不至於被政府利用。有這樣一種優秀分子，或一個團體，費幾十年的功夫，監督政府，改造社會，中國的事，或者不至於無望”〔５〕。為實現這個目標，他提了幾點希望：希望知識分子首先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學問吃飯，不依附於任何權貴勢力，而實現自己的獨立人格。他說：“我開剃頭店的進款比交通部秘書的進款獨立多了，所以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希望知識分子不要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當成職業的意思”。希望知識分子“不發財，如果把發財當作目的，自己變作一個折扣的機器，同時對於沒有意味的人，要極力敷衍”。希望知識分子能有一個“獨立的環境”，要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過去教授的精神氣質

　　我在一堆資料里尋找說明過去教授精神氣質的事例時，發現符合金岳霖先生價值定位理想的教授，在過去“手工生產”教授的年代裡，能找到不少佐證材料。有人說：懷念過去，多指懷念過去那些失去了的好東西。查閱中，我也仿佛找到了這種感覺。根據精神氣質的價值取向，歸納過去教授的行為特徵，大致可以從這樣幾個層面觀察：

　　一是首先視學問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惟一支撐。大學教授受尊重的理由，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教授具有超過常人的專業知識。教授存在的最基本前提和條件，是首先要在科學上做出貢獻。這是教授稱呼的題中之義，也是教授合法存在的靈魂與本質。另一方面講，教授是依靠學問謀生、因學問而存在的人，對學問的態度與工作質量如何，亦是檢驗教授資質是否合格的惟一標準。１９４０年，中央研究院擬設立一個民族研究所，欲請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美譽的李方桂先生執掌。而李方桂先生向來不屑於語言學之外的東西，“一不拜官，二不見記者”是出了名的，更別說請他當官做領導了。時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傅斯年多次登門力勸，然李方桂堅辭不就，實在不耐煩了，就對傅斯年說：“我認為，研究人員是一等人才，教學人員是二等人才，當所長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聽後，立即躬身給李方桂做了一個長揖，邊退邊說：“謝謝先生，我是三等人才。”〔６〕當然，這個例子所述只是一介個案，不好以此作為判定當時社會中官員和教授所處狀態的惟一參照。但至少可以說，那時尚有一些教授鄙薄做官發財且對自身的價值有充分自信。然今日中國的大學教授還能有此等風範嗎？有，但可能已不多了；因為當不當官，與能否更加容易地得到我們目前高校行政教育主導下的如課題項目、研究經費、獲學術獎項、資助出版專著、榮膺評委等關係極大。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嚴重失衡，使現在的教授很難在官位利益誘惑前發出“我是一等人才”的豪言壯語——哪怕你確實是學富五車，才高八斗。當然，官本位體制下，也難以造就出學富五車、才高八斗品質的教授。

　　二是教授的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自由思想是教授以“學術為業”的基本價值取向，獨立人格則是其在治學過程中勤於思考，崇學進而形成真學問的自然產物。可以這樣說，自由思想是治學的靈魂，沒有自由思想的治學理念，不可能有真學問，而沒有同行認可的學術水平，獨立人格也無從談起。前者致力於探索學術研究的專深程度，後者則體現公共知識分子所秉行的社會批判精神。１９５３年，郭沫若先生擬請陳寅恪先生出任中國科學院歷史二所所長時，他口述了一封題為“對科學院的答覆”（信由當時勸其北上的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汪�び涗洠┑男拧Ｋ�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俗諦，當時即指三民主義）〔７〕分析中外近現代思想文化及科學研究發展的一般歷史，能發現，沒有功利色彩、專門而精深的學術研究，若視為一個整體，只能是遵循學術規律或民主社會的產物。抗日戰爭時成立的西南聯大，儘管條件異常艱苦，但由於政教相對分離的辦學模式，保證了教育獨立、學術獨立、學術本位的文化生存空間，使這所“戰時高校”湧現出楊振寧、李政道、蘇步青、華羅庚、李四光、吳大猷、朱自清、聞一多、馬寅初、徐悲鴻等一大批科學文化大師，成為當時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

　　三是教授身上極強的人文精神。所謂人文精神，即指在尊重人、以人為本的前提上，所體現出來的一種求真務實的科學理性精神。教授的這種精神，用在學術研究方面，是嚴格遵循知識的建構原則，將自己的價值首先定位於專業規範的界限之內；於公共方面，過去的教授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是主持社會公平公正的代表，他們能就社會問題所蘊藏的專業內涵進行準確的理性判斷，同時以“專業良知”的通觀能力、思辨能力來影響公眾甚至政府的價值行為取向，凸顯教授的“士氣”。這裡，通過了解過去的教授經常以“聯名”形式公開介入社會公共話題的“寬”度，能清晰地領悟到他們為維護社會公平公正而表現出的強烈社會道德感，這也是過去教授享有很高社會地位的主要原因。

　　１９２３年２月，黎元洪、馮國璋兩家子弟以每年出資一千零五十四元的高額學費為條件，請求免試入讀清華。然在教授評議會討論此事時，卻受到極力反對，他們直言：“此例一開，我怕清華園一片淨土，到處都是少爺公子們，那時清華真可成為貴族學校了。”〔８〕教授們不與官僚勢力苟且的勇氣，使清華最終也沒給這兩位前“民國總統”一點面子。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７日，來自西南聯大的沈啟元、李樹青、費孝通等八位教授，針對因物價劇烈變動，導致“後方社會經濟都作畸形發展”的情況，聯名在《大公報》發表《我們對當前物價的意見》一文〔９〕，認為政府“若不徹底解決，待其影響已成……亦將失之過晚，追悔無及”。１９４６年９月創刊的《觀察》雜誌，發行期間也能經常看到教授對當時國民黨政府處理社會政治文化、經濟等問題不滿的公開“聯合聲明”，如朱自清、向達等十三位教授聯名以“保障人權”為題發表宣言，抗議國民黨政府“肆行搜捕”，並要求“將無辜被捕之人民從速釋放。至其確有犯罪嫌疑者，亦應從速移送法院，保證不再有此侵犯人權之舉”〔１０〕；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明令對該盟及其成員的一切活動“嚴加取締”。對此，周炳琳、李廣田、俞平伯等四十八位教授公開發表《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１１〕，從法律的角度批評政府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的不合法性，指出“蓋容忍反對的意見，尊重異己的政黨，實為民主政黨的基本要素”。針對當時公教人員待遇每況愈下的情況，王道明、王鐵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１２〕，坦陳自己的合理意見，以此要求政府改變錯誤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過去大學教授的這些集體抗爭，並不是簡單的情緒化宣泄，建言立論均以法理精神為前提，折射出他們建立在深厚專業能力上的對社會弊端的診斷能力與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這是教授自信的基礎。其次，這些批評立論體現了教授憂國憂民的人格品質，映襯出他們不愧是公共知識分子社會良知的帶頭人。

　　於另一方面看過去教授人文精神的範式意義，其對學生人格影響的深度同樣值得“懷念”。梅貽琦先生說：“吾認為教授責任不盡在指導學生如何讀書，如何研究學問。凡能領學生做學問的，他們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懶，不做偽，故其學問事業終有成就。”〔１３〕換言之，教授從事的“高深學問”能為同行、學生和社會認可並受到尊重，本身就是教授“不取巧，不偷懶，不做偽”的自然結果；而教授藉助於其“高深學問”向學生“傳業、授道、解惑”的過程，則意味着他們對學生形成良好人格品質的影響力，較其他教師更具滲透效果。學者殷海光先生認為對他人格的影響除五四運動外，就是當時西南聯大的金岳霖教授了。他說：“碰見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而已，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的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吸，現在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１４〕於這段話里，不難看出當時教授在學生心目中的“師表”魅力。

　　現在的教授出現“身份”危機的原因分析現在的教授出現身份危機，無非有兩層含意，一指其學術權威的“合法”地位呈令人置疑的狀態，二指其公共道德影響力日趨式微。如果按時間順序類比中國出現現代大學以來的公認學術權威，大致可分成三個比較階段：第一代學術權威是在中國開辦現代大學後不久就形成的；第二代學術權威是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任教於當時國內各知名大學的教授，這些人多從國外留學歸來；第三代學術權威是新中國成立後形成的，但公認的似乎不多。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曾昭奮先生於１９９４年參加清華校慶時，看到校園內一群畢業於五六十年代的校友，左顧右盼，發現其中多是市長副市長、部長副部長，也許是級別更高的高級幹部，卻不大見到學術界中的名家和大師，於是感嘆：“四十多年清華出了很多大官，但是不出大學問家、大藝術家。”〔１５〕這種感嘆是耐人尋味的。清華幾十年都不出大科學家、大學者，奈何其他大學？這其實於側面已說出現在教授身份危機的主要原因了。若細分，以下幾點因素值得深究。

　　專業能力淺薄導致教授缺失學術權威地位，是現在教授普遍“邊緣化”的核心原因。目前，由於教授職稱是大學行政教育體制“提拔幹部”的基本條件，不少人希望戴上教授頭銜不是看重它的學術權威意義，而是試圖通過教授作為“升遷平台”，以向行政方向轉移工作重心。如此對教授內涵的“理解”，加之大學教授的產生過程是一種自我封閉的運作模式，其客觀性、公正公平性完全取決於評委們的道德自律，當這種自律受到方方面面的學術外因素干擾時，若失控，“評”出一些真的“假教授”是很正常的。如前所述，教授稱呼的題中之義，是首先要在科學上做出貢獻，這是教授“合法”存在的靈魂和本質。相反，教授的學術研究若只是基於功利目的，或是視為自己謀“仕進”、“待遇”的一種手段，必然使學術研究這一極為複雜的科學勞動、智力勞動異化為作秀式的“學術表演”。朱學勤教授認為，一年一度的大學學術評獎、評職稱，便是大學大規模腐蝕、閹割知識的個性靈魂，“集中釋放大學體制性毒素的時候”〔１６〕。依我的觀察，體制性毒素對現在教授行為取向的負面發酵功能，主要表現在：嚴肅的學術研究變成黑色的“學術幽默”。學術幽默的實質說輕一點可理解為“學術動機不良”，說重一點就是“偽學術”。它的主要特徵是對學術成果的內容、水平及社會獨立評價、社會效益等置若罔聞，好壞不分，輕質重量，且因行政權力主導的科研評價體制慣性使然，加之權力因素、人情因素甚至金錢因素的紛紛介入，它至少已部分地成為了一些大學特權人士占據學術權力、學術地位、學術資源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工具與手段。前不久，報上披露的兩條學術“八卦”新聞，堪稱了解當前大學這種學術認定標準“動態”的另類窗口。第一條，廣東某知名大學一次就審批通過了四十八位博士生導師，其中還有既無研究生學位、也從未獨立指導過研究生的處級官員；第二條，江蘇某高校的膳食科長也在申報博士生導師資格。如此“戲評”比教授還尊貴的“博導”頭銜，難怪香港學者郭紹棠教授在考察內地多所高校後，忍不住就提高大學教師的質量提出誠懇意見：非教師的行政人員不應評定學術職稱，以維護學術職稱的尊嚴。否則，學術榮譽極容易落到那些對於嚴謹的、不帶偏見的探索性研究沒有多少興趣的人身上〔１７〕。

　　“學術幽默”另一個惡劣的導向作用是敗壞學風，使學術腐敗現象呈愈演愈烈的發展態勢。儘管不善學術幽默者往往都是真正的崇學、實學者，但在這種泡沫學術的導向下，基於“適者生存”的本能，他們可能只能面臨兩個尷尬的現實選擇，要麼學術地位邊緣化，要麼調整思路掌握玩“學術幽默”的技巧。同時，學術幽默也使得一些教授逐漸喪失依靠專業能力介入公共領域的理性思辨角度，使其的社會權威認可度大幅下降，難以扮演或實踐過去教授的社會角色定位。道理很簡單，教授專業研究能力的缺失，便會誘發其萌生專業學術權威地位是否合法的情緒體驗；顯然，這種由學術貧困引出的學者自信心一旦流失，建立在學術自信基礎上的教授獨立人格就沒有生存的可能，而獨立人格的衍生品質，如社會道德感、批判精神等也就煙消雲散了。

　　學仕一體導致學官與教授身份混同。經過“官本位”多年對教授隊伍的滲透，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學仕“一體化”已呈高度融合的狀態了。這種融合的突出“成果”是：高校湧現出相當數量的科級教授、處級教授、廳級教授直到頂級的副部級教授（院士）；有學者說，今日中國之高校，要找出一個沒有教授職稱的行政領導，比找一隻沒有顏色的貓還要困難。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估計是為方便無官的純教授與“某級”對應，高校還流行教授相當於副廳或廳級的標準“換算公式”。當然，這種換算僅僅只是一種比較參照，主要用途是在諸如學校要分配某類福利、尤其是需要捐款賑濟災民要確定教授個人出資的具體份額時，才在校園內的一些相關文件、通知上常見，官本位意識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見一斑。官大學問大、學術權威官僚化的現象，說明我們對教授的價值系統認定已呈倒錯態勢。大學教授的價值不完全取決於它的教育價值、學術價值、文化價值、社會價值，而取決於其行為本身與行政系統權力價值的順應度。雖然於表面上看，一些在教學、學術研究方面取得成就的教授往往被委以行政重任，似乎是看重他們的價值，但若從理性角度推敲，這恰恰是學問沒有地位的證明。正因為從事純學術研究的人的價值不被承認，所以才把他們“提拔”到行政、准行政的位置，在那裡價值才被承認。一些在學術上極富才幹，頗有造詣的年輕教授，為擺脫寂寞和受冷落的窘況，為享受“某級待遇”，只得調整“研究方向”躋身於官場。這種將教授納入行政體制的人事安排，最嚴重的負面影響是使他們首先漸漸失去專業研究的興趣和能力，同時也自然相應失去了建立在專業能力基礎上對於學校乃至社會問題的診斷能力及熱情，變成只會說圍繞行政組織原則大白話的“社會賢達”〔１８〕。

　　學術理念的物慾化導致教授與文人雅士的品質漸行漸遠且幾近世俗。語言學家姜亮夫先生在一篇回憶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文章中說：“在清華這個環境當中，你要講不正當的話，找一個人講骯髒的話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學生同先生、學生同學生，碰見了都是講，某個雜誌上有某篇文章，看過了沒有？如都看過兩人就討論起來，如一方沒有看過，看過的就說這篇文章有什麼好處，建議對方去看。”〔１９〕這樣的“雅景觀”，眼下的校園不太常見了。相反，社會上、官場上流行的庸俗風氣不同程度地在一些教授、尤其是那些“雙身份”教授們身上發散開來，其中不少人的思維方式、舉止言行嚴肅自省不足，隨意甚至輕佻有餘；吃喝風、裙帶風、關係風、送禮風等均能在這些與時俱進的教授們身上找到佐證。

　　教授學術理念的物慾化，也使得高尚的學術研究於一些教授眼裡，不再是錢鍾書先生謂“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養之事”的地方了，學術研究的終極目的異化成賺取金錢和名利的手段，教授辦公司、學者變商人成為中國的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目前非常普遍的現象。為避免市場法則對大學機體的傷害，國外知名大學一般不允許教授下海經商，若教授想辦公司，則要解除其在學校的教授資格。估計是基於中國的大學需要用市場競爭的原理來進行自我改造以提高辦學水平的考慮，作為一種中國特色，前幾年七部委聯合發文允許高校辦企業，對鼓勵教授下海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與國外大學不同的是，中國的大學教授下海卻往往以依賴學校的資源為主，且多是腳踏兩隻船，既是教授又當“老闆”（不少學生習慣統稱導師為“老闆”），而研究生則成為他們的打工者。上海《社會科學報》今年３月１８以“博導緣何變商人”為題，指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之所以聯名向學校提出更換導師的要求，並“取得了艱苦卓絕的勝利”，是因為這位博導長期把他們視為廉價勞動力，以每月五百到八百元不等的“補助”，讓這些博士生給其夫人開辦的公司打工，使他們的畢業論文準備“一塌糊塗”。無疑，教授兼商人、學術商品化的結果，不僅把昔日莊重聖潔的學府變成鍾情於開公司及舉辦各種以營利為目的的“文憑班”之類輕浮的“學店”，也是導引當下學術腐敗“蔚然成風”的原因之一。

　　結語自清末新政改革教育，１９０１年廢除八股文，作為舶來品的中國現代高等教育，至今已過了百多年。將這段歷史粗分為兩半，亦能清晰地看到，前半段儘管辦大學的歷史不長，條件也不好，但由於辦學理念起點高，得益於遵循了政教分離、學術自由等國際上通用的大學辦學慣例，因而造就培養了許多世界級的大師、大家，並在較短時間內奇蹟般地建起了一批當時在亞洲乃至世界知名的一流大學，如清華、北大、南開、交大、西南聯大等。楊振寧認為，他在科學上取得的輝煌成就，西南聯大六年的學習生涯影響最大〔２０〕。可以這樣說，在中國諸多的教育遺產中，以辦現代大學的成功經驗遺產最具珍貴性。遺憾的是，中國大學後來的遭際正是拋棄了這筆珍貴的教育遺產，過去的學術本位被現在的官本位所取代，大學行政化，學術權力行政化，以行政權力為中心，權力意志一定程度上成為支配大學運作的基本要素。雖說現在的大學越辦越大、教授越來越多、連兩院院士都已增至近一千七百人，然科技競爭力不升反降，１９９８年中國科技競爭力排世界第十三位，２００２年卻降至第二十五位。另據《亞洲周刊》２０００年對亞洲大學實力的排名，在綜合大學方面，前四十一位無一所中國大陸地區的大學；而在工程類大學方面，中國內地大學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位，而印度理工學院竟有五所分院（印度理工學院成立於１９５１年，現設有七所同名分院，是公認的世界一流大學）分別進入前十強〔２１〕。當然，這些官方眼裡的“民間機構”評估是否具有權威性、公正性，以及這些境外組織對中國是否存有偏見姑且不論，可結果本身至少說明一個令人非常憂心的事實：中國大學的學術水準與世界的距離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拉大。

　　倘追究目前中國大學整體學術水平在國際上處於尷尬地位的責任，大學教授們難辭其咎。但於系統論的角度分析，板子不能全打在他們身上。教授的主流意識還是恪守學術本位理念的，都是“官本位”惹的禍。因為，眼下大學校園浮躁的學術氛圍，似已難以為教授們擺下幾張平靜的書桌了。行政權力對學術的干預、評價認定及“官大學問大”等的誘惑，不可能讓並非聖賢的教授們都能耐得住“官”念或“商”念的好處，而“抱定以求學為畢生追求”（蔡元培先生語），去專事寂寞艱苦的學術研究。所以，討論現在的教授和過去教授之間總體學識水平和精神氣質的差異，不是簡單意義上的類比，要旨是探討導致這種差異的體制性原因。而恢復現在的大學教授建立在專業自信基礎上的獨立人格，關鍵是要遵循教育規律，營造學術本位和學術自由理念的大學制度，以保證對教授學術成就的絕對尊敬要高於權力意志；其次則寄希望於教授們的道德自律。當然，依現時的國情，大學制度的真正改革並不完全取決於大學本身，它還依附於整個社會的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從這一點觀察，重樹現在大學教授的社會“權威”身份，也許還有一段長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