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數十所或許數百所美國的大學已經和中國的同行建立了各種各樣的合作關係，而先驅者卻是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它能為150多年前就與中國建立聯繫而自豪。耶魯與中國的關係比任何一所大學都悠久和深邃。這是一種經受了數十年的戰爭、政治動盪和許多外交風雲的關係。

今年，耶魯大學歡慶建校3百周年，在校外國學生超出1500名，其中3百多人來自中國，人數僅次於加拿大。留學生的數字反映了耶魯大學長期以來給予中國的支持和成為全球性高等學府所承擔的義務。

耶魯大學與中國的關係始於1850年容閎入學。他早期在澳門由上過耶魯的塞繆爾·羅賓斯·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辦的學校就讀。容閎的能力給布朗的印象深刻，布朗將其送往美國一所預備學校，後來入學耶魯。容閎於1854年畢業，成為獲得美國學院或大學學位的第一位中國人。

回到中國後，容閎倡導採用多方面西方技術和技術教育，使之成為西方列強侵略下加強中國國力的途徑。1872年，經滿清朝庭批准，他組織了大清幼童出洋肄業局(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該組織派遣了數百名年輕的中國人前往美國的中學和大學學習。他們主要被派往耶魯大學。19世紀70和80年代，20多名中國學生就讀於該校。在校其間，他們學習包括醫學、工程和法律在內範圍廣泛的學科。

1900年春，人們認真為加強中國與耶魯的聯繫作出了努力。一些耶魯畢業生開始嚴肅思考獻身海外傳教服務。他們不是選擇參加已經有基礎的傳教機構，而是斟酌建立一個純粹耶魯的延伸組織。這些都是1898年的畢業生所展望的是這樣一個機構：體現他們就讀耶魯大學時所經歷的同志情誼和共同的目標。

於是羅倫斯1(Lawrence Thurston), 亞瑟(Arthur Williams), 席比義(Warren Seabury)和蓋保耐(Brownell Gage)成了最終形成的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 的年輕創始人。他們希望他們的使命直接反映母校的價值觀、傳統和活力。席比義寫道，“不容置疑，這兩支巨大的力量將團結一起......在所在地發揚耶魯精神和有母校為後盾，我們的生命將更堅強，這是我們的信念。”這些初生之犢的畢業生深知耶魯在培養領袖方面有着兩百年的歷史，確信無疑耶魯大學和它的畢業生能夠使工作團成功而提供資源、人員和敬業精神。

1900年秋冬兩季，席比義和亞瑟仔細斟酌擬議行動的細節 — 組織結構、地點和支援途徑。雖然非洲和印度被看做為可能選擇對象，中國很快成為首選。耶魯工作團的支持者哈里安比奇(Harlan Beach)相信中國註定會出現偉大的成就，從而在中國下一代領袖人物上下功夫尤為重要。他寫道，“具有如此顯著力量的國家已經存在了4千年的事實表明它必將永存於世，我們可以確定上帝為了某種好心的和使中國產生世界影響的目的而將其保存下來。”

1901年2月，席比義和亞瑟將他們的設想面呈長老會外國傳教團委員會(Presbyteri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羅博特·斯比爾(Robert Speer)和耶魯大學的秘書安森(Anson Phelps Stokes)。對那些畢業生而言，會見如此充滿前景，日後它被確定為雅禮協會正式誕生之日。

會見後，耶魯大學的幾名教學人員立即伸出支援之手。1902年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時，支持者不僅在教學人員中有所擴大，還包括校長海德里(Arthur Hadley)和他的前任杜瓦特(Timothy Dwight)，以及幾位學院院長。

工作開展後，工作團決定該團完全是一個無教派組織，對中國所有優秀的事物抱贊同態度。還決定在“中國中部”建立“一個耶魯大學分支”的過程中，宣講福音使人昄依基度教的工作留給不同教派的傳教團去做。這將耶魯大學行動和漠視中國傳統和文化成就的早期傳教活動的區分開來。耶魯大學所建立的機構的人員和財力將來自母校，並將努力集中灌注於設在中國境內具有重要意義地點的機構上。

在資金上，耶魯大學不直接支持新的工作團，它當即面臨籌募資金的挑戰。然而，在幾個月內，它自熱心的校友募集到數千美元後準備派遣一個小組前往中國為新校選擇校址。這一任務落在羅倫斯肩上。

當時，如果說有任何疑慮的話，他們並不懷疑工作團的目的或事業最終的成敗，而是今後面臨巨大挑戰所需的合適人選。

除了這些內部困難外，羅倫斯和隨從前往中國的人們還將成為忿恨和反洋情緒的目標。這一障礙自1902年秋羅倫斯抵達中國後第一天起就始終是耶魯工作團全心全意努力的攔路虎。

羅倫斯和他的夫人瑪蒂爾達(Matilda)在北京安家，儘管在生活上要經受精神考驗和克服物質犧牲的困難，他們仍然感到意外的舒適。然而，眼前的任務卻咄咄逼人，日後羅倫斯將它描述為使他感到“像是一個肩挑成人責任的孩子”。

在學習了中文和調查了大量已經在中國紮根的傳教士後，羅倫斯決定新的雅禮協會(Yale-in-China)項目的重點該是建立一個以醫學為主的教育機構。他建議設立一個由中國學者領導的預備部、一個師資培訓部、一個正規的大學部、一個多教派的神學院和一個醫學部。新聞學校和法律學校也在考慮之中。初來者知道他們的計劃規模宏大，不會在他們有生之年完成，但這並無妨礙，因為他們沉醉於將項目付諸實施的高漲熱情之中。

1903年春，為了尋找可能建校的地點，羅倫斯騎着毛驢去遙遠的山西進行了6周艱苦旅途的調查。由於幾年前數以百計的外國人在該地區被殺害，羅倫斯由當地官員提供的部隊護行。實際情況是，羅倫斯夫婦為沿途所受到的友好款待深感欣慰。

然而，羅倫斯確認山西不是他為落實耶魯學子崇高理想的具有重要意義的地點。他繼續進行探索。在調查其他幾個地點之後，湖南脫穎而出，那是個有特殊前景的地方。湖南之所以能為耶魯大學帶來美好前景的理由之一是，在那裡可以接觸2千1百萬百姓。儘管當地反洋情緒強烈，羅倫斯仍為湖南人的名聲所吸引。他把湖南人描繪為“有很強陽剛活力、天賦領導才能、高度獨立能力、非常吸引人為其工作”。步羅倫斯後塵的哈里安比奇日後寫道，“所見到的大多數男人和男孩的臉上都顯露出智慧。經常出現在主要街道上的婦女也如此。”

羅倫斯認為湖南人“將和滿清帝國的任何人一樣有影響力”的預言在數十年後被毛澤東證明為正確無誤。當年，在湖南的毛澤東還只是個毛孩子。

不幸的是，羅倫斯的健康惡化。在等待來自紐黑文2(New Haven)指示期間，他被診斷身患肺結核，不得不在確定校址之前返回美國。在海途中，羅倫斯情緒低落地寫道，“離開中國折斷了我的每一根心弦。返回中國是我們的決心......我在祈禱我的回國能激勵一些耶魯學子履行自己的責任和權利，而不是使他們灰心喪氣。”羅倫斯到達加里福尼亞州(California)後不久就病故，年僅29歲。

建立一所學校的積極性沒有受阻，紐黑文的幹勁的確越來越大。哈里安比奇於1904年來到湖南。他發現總督打算引進西方教育因素以改革當地教育。對西方感興趣並不意味反洋情緒的減弱。比奇報告說，日報繼續不斷地重申“湖南是湖南人的湖南”的口號。比奇發現當地不少人贊成西式教育，但同時卻拒絕接受這種教育的代理人。

在長沙城牆內尋找建校的土地有困難。中國其他地區對外開放已經幾十年，但是長沙依然堅定抵制任何滲入的企圖。湖南人的敵視情緒強烈，居民尤其不願出租或出賣房地產給外國人。難上加難的是長沙城裡已經擁擠不堪，土地嚴重匱乏。購置土地需要和幾個不同所有人協商，填埋留有死水的稻田，有可能遷移祖墳，從而有樹當地居民為敵的風險。

經過一年多找地後，比奇和他的同事決定考慮租房或購置現有建築，暫時推遲為年輕的耶魯尋找永久性的家。後來終於在城中心找到一座被描繪為大而無當、不衛生的建築，並進行了重新裝修。

1906年時，胡美(Edward Hume)、蓋保耐和席比義陸續到來，這時有了第二座樓。這些建築里有教室、一個附屬教堂、美國人員住房和一個醫務室。當年12月出現了一個微型耶魯社區，它的成員在以後20年中大部分時間都留在那裡。雖然大部分人未滿30歲，他們個個富有冒險精神、理想主義和獻身意願。

涓涓細流，終成江河。從這些開端，隨着時光的消逝，日後發展成稱之為“中國耶魯”的學府組合：雅禮中學(Yali Middle School)、雅禮學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湘雅醫院(Hsiang-ya Hospital)、湘雅醫學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和湘雅護理學院(Hsiang-ya Nursing School)。

耶魯工作團的教育工作於1906年秋季正式啟動。由於幾乎沒有中國學生準備在一所西方學校開始大學水平的學習，先開設了預備部。經決定，學習中國文化教育與學習西方文化教育同等重要，但英語將是主要語言。30個名額有54人申請。他們主要是當地有身份的的人家的子弟，他們有能力支付較高的70美元學費和食宿費。新建的學校面臨眾多挑戰之一是匱乏教師。為了滿足需要，工作團開始用新耶魯畢業生補充長期任教的人員。自1909年開始，新的畢業生被聘一和兩年。學生紀律也是個問題，主要因為對滿清朝庭將租界割讓給西方列強的憤懣。學生們不習慣別人告訴他們做什麼，很容易對他們察覺到的教員的侮辱感到惱怒。辦學早期有這樣一個事例：學生埋怨來自美國北方的科學和地理老師中文掌握得差。遭到席比義訓斥後，全體學生離教室而去。

年輕的學校還不得不忍受設施不足和處處空間不夠的困難。受形勢所迫，在教學上不得不採取妥協措施，在發展上予以限制。儘管宿舍擁擠，也不衛生，實驗室和圖書館的“設備和圖書極不完善”，但是學校卻名聲四揚。申請入學者人數穩步增長。入學要求如此之大，以至校方負責人將一間教室改為宿舍，而將另一間教室一分為二。

胡美蒞臨後主管醫學部門，他重新煥發起活力，並給發展壯大的學校帶來新的方向。在胡美領導下，醫學教育迅速成為耶魯工作團的重點。

胡美在印度出生和成長，他比任何其他耶魯學子更具成功應付美國人與中國人之間深邃文化差異的條件。他一來就以無窮盡的幹勁投入工作團各個方面的工作。預備學校籌建後，他隨即將精力灌注在開設一家小型醫院和門診部。1908年春，醫院正式對外開放。

起初，胡美單獨開業，身兼三職 — 醫生、護士和秘書。不久，曾在上海學過西醫的候醫生和專給婦科病人看病的內科醫生海倫·蓋保耐(Helen Gage)參加工作。海倫的大姑子妮娜·蓋保耐(Nina Gage)於1909年參加了耶魯工作團後，創辦了護士學校。胡美是中國醫療和醫學傳統的敏銳觀察者。他理解他所接觸的人們對療效持有根深蒂固的看法，而那種療效與他所接受的訓練幾乎沒有共同之處。胡美在第一個有錢病人的一隻手腕而不是像中醫慣常那樣先後在兩隻手腕上號脈後，那病人厭惡地快步離去。這次經歷使他懂得了挑戰的分量。

1910年顏福慶醫生來到學校。他是出生上海，在耶魯大學受教育的內科醫生。在困難時期，顏福慶的外交技巧成為耶魯使命團的無價資產。他是西醫與中醫、耶魯學子和中國官員之間不可或缺的聯繫人。他享受與美國同事一樣的任職條件，這在當時極不尋常。胡美發現那時他引進的醫術在各個方面都不如中醫，他經常為中醫的醫術而感到謙恭。有一次，胡美斷定一名婦女如不終止妊娠將會夭折，而一位著名中醫卻能保住她和她所懷孩子的性命。胡美始終沒明白那成功的中醫究竟用了什麼草藥。

耶魯工作團因其宗教背景而不得不審慎行事。當地中國官員向他們提出關於公開傳播宗教和當地傳教士的活動的警告，而紐黑文的執行委員會卻認為使命團宗教性還不夠。直至1913年方最後作出教育工作重於福音傳道的決定。

沒有跡象表明反洋情緒有所減弱。1910年，教員們遭遇首次重大政治危機，導致美國人自長沙撤離。當年春天，憤怒的人群攻擊總督府，而後將矛頭指向外國財產，抗議米價上漲的示威發展成暴力行動。胡美一家艱難脫逃。聽到前門外人群叫囂驚醒後，胡美夫婦匆忙拽着孩子們，不得不闖開鄰院的後門，躲進驚訝但仁慈的中國人住家。胡美全家都穿上中式衣服，後門很快就被重新整妥。那天夜晚胡美一家驚恐地坐着，探聽消息和等待有人破門而入的聲音。

直到天亮士兵才來把胡美一家從避難的鄰居家護送走。他們給帶到河上一條汽船，和其他外國居民會合後準備起航逃離危險，長沙89名外僑只缺幾人。從船上他們目睹一幢幢建築燒毀，先是總督衙門，再是挪威使團。然而，暴亂的民眾手下留了情，耶魯機構的房屋免遭厄運。

兩周后，胡美和他的同事返回長沙，但是翌年由於清朝統治崩潰前的動亂又被迫停止一切活動。在隨後的10年中，耶魯機構的工作多次受到為爭奪湖南統治權的軍隊的擾亂。胡美和顏醫生給任何當權的軍隊提供醫療救助，他們懂得在那兵慌馬亂時期，要想繼續工作，軍隊是他們的重要同盟。

置挫折和政治挑戰於不顧，耶魯工作團成員仍然立志尋找適合真正校園的地點。學校和醫院人滿為患，覓尋新址已是當務之急。1913年末，在顏醫生幫助下，湖南政府允諾為新址提供土地、資助建造醫學院和護理學院，並承擔經營費用。在耶魯大學贊助人愛德華·哈克尼斯(Edward Harkness)捐助下， 雅禮協會將修建醫院、提供設備和支付受西方教育的醫生的薪金。由雅禮協會、中國官員和當地社會領袖組成的聯合董事會將監管醫學院和有180張病床的醫院。

醫學院和醫院選名“湘雅”，“湘”表示湖南，“雅”代表“雅禮協會”。這一名稱表達了獨特合作夥伴的關係。

1914年9月，翹首以待的雅禮學堂(College of Yale-in-China)開學。除了國文和中國文學課使用中文外，其他課程的主要教學語言為英語。遷址標誌着隨後10年難以置信的發展。原來的預備學校現在成為雅禮中學(Yali Middle School)，它在整個湖南地區的名聲逐漸傳開。醫學院和護理學院也發展迅速，其畢業生在湖南和其他地區供不應求。

雅禮協會的項目自一所預備學校和一間在城中心的小型診所壯大成5所機構和一處寬闊校園、人數眾多的教職員、日益擴大的聲譽和財政和行政管理需要日益增長的聯合體。1923年，取代紐黑文的執行委員會的理事會委任胡美為雅禮協會在華所辦各學院的首任校長。

1923年以後的年月，情況並不同樣順利。日益增長的民族主義導致越來越高漲的反洋情緒。雖然雅禮協會不再是個傳教組織，但是學生和教職員、地方官員卻嚴厲職責它企圖顛覆中國文化。長沙出現的政治動亂和反覆發生的危機直接導致胡美最終辭去校長職務和於1926年最終停止雅禮協會的活動。1926年12月理事會投票決定關閉校園時，許多人認為耶魯大學在中國的活動就此告終。

雖然雅禮協會欠債4萬美元，校園有幸沒有像長沙城內其他外國財產遭受那麼多的損壞。1928年秋，由顏醫生負責的續管委員會恢復了中學。幾年後，各個耶魯機構方才恢復元氣。雖然有些美國教職工返回長沙，但大部分空缺由雅禮協會培養的畢業生填補。用於支付美國教職員薪金的大筆預算消失了，用英語教學的課程亦不復存在。為數不多的美國人繼續擔任中學教員和醫院的醫生，以及代表雅禮協會項目的顧問。管理工作和各個學校的大部分教學工作由中國人承擔。悄悄中迎來了實現雅禮協會項目由中國人領導這一遠景目標的時代。

雅禮協會繼續堅持高等教育的目標，這乃是它的初衷。1931年該協會決定聯合其他4個美國和英國組織，共同在武漢創建華中學院。雅禮協會分擔理科系項目，並委任桂質挺博士為系主任。桂畢業於耶魯大學，並自1922以來在雅禮學堂任教。在他的領導下，理科系逐漸成為華中學院最強的系。參與華中學院的工作被視為雅禮協會的創建原則 — 適應中國變化的環境 — 的再確認。

1934年，胡美8年後第一次重訪長沙。如今是雅禮協會理事會主席的胡美目睹許多令其欣慰的事。他發現他當年幫助創建的機構以博愛行動為重建中國做貢獻。公共衛生成為醫學部門的重點。由於勞啟祥3的努力，雅禮中學開展了當地對社會的要求的調查，學生每天下午充當附近鄰里貧困孩子的義務教員。1926到1927年的動盪已經過去，學校在中國人主管下發揮各自所長，但仍保持二元文化的特色。

耶魯大學在華機構原先正式名稱為耶魯海外傳教士協會(Yale Foreign Missionary Association)，1934年改稱雅禮協會。它的使命已不再是長期支持與指導由耶魯學子組成並控制的海外傳教團。取而代之的是由新改名的機構的致力於“支持與指導以善意的無教派精神在中國創建和開展的教育與醫學工作”。

1937年11月長沙面臨日軍的攻擊。隨後的8年中，學校在敵對環境中掙扎而經受許多考驗。長沙和武漢收容了成千上萬的難民，並且是經常遭受轟炸的目標。學校主管人張孝褰、韋卓民、勞啟祥和應開識在猖獗的通貨膨脹形勢下冒着生命危險於動盪不安中決心保持高標準的教學。

儘管已經自醫學院分離的醫院擠滿空襲致傷的人，為中國的生存而鬥爭是師生的共同目的。1941年日軍短暫占領長沙後，戰爭暴力的受害者繼續不斷湧入醫院。1942年有篇記述將醫院描繪為“被轟炸、炮擊、子彈打得到處是窟窿、着火、遭到搶劫、用做堡壘、失去後又奪回拉鋸了4次。”醫院人員居然能堅持工作被認為是個奇蹟。

醫學院遷往貴陽後，它的擔子越來越重。1940年教育部將湘雅醫學院收歸國有。湧入湖南腹地城鎮的難民導致醫學院另設三家醫院分院，並加倍招收入學學生。醫學院的所有畢業生都以各種方式直接為國家服務。

雅禮中學和華中學院也被迫進行艱難的遷徙。前者遷往園陵, 後者經過數處停留後最後定位在雲南喜州。雖然華中學院最後找到遠離戰爭的安全地點，但它與外界隔絕，並且缺乏研究用的儀器設備。這種形勢使得教師流失、學院聲譽每況愈下、學生人數不斷下降。然而，在學院8年流亡期間，魏院長從未放棄華中學院是具有高水平文科學院的信念。

整個戰爭期間，雅禮協會各機構始終在二元文化教育事業中作出努力，中國人和美國人今天可為之感到驕傲。醫學院的教員們冒着生命危險並肩為人們解脫痛苦，從事他們為之貢獻自己生涯的教育工作。

日本投降後，一切努力灌注在重建毀壞的校園上。重建工作剛一開始，中國國內另一場政治較量使得雅禮協會舉棋不定。新的共產黨政府戰勝國民黨政府之後接管了雅禮協會的財產。它在長沙的末任代表俞道存(Dwight Rugh)博士於1951年5月被驅逐出境。自他離去後，在美國的雅禮協會和在長沙及武漢的機構近30年沒有聯繫。

1951年至1979年間，雅禮協會資助了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並出資在香港創建新亞書院(New Asia College)。雅禮協會最後還成為香港新建中文大學的捐助單位。

上個世紀70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後，恢復接觸的大門敞開。1980年，允許美國人返回中國大陸恢復教育工作。新的側重點是在醫學領域的短期學術交流和恢復聘用耶魯畢業生在預備學校任教一或兩年的計劃。

90年代活動進一步擴展到新的項目領域，並與雅禮協會(1975年改名為耶魯中國協會 [Yale-China Association])有歷史意義的基地 — 香港、長沙和武漢 — 以外的中國機構進行接觸。 除了保持英語教學外，耶魯中國協會還在環境保護、兒科心臟病學、美國研究、戲劇、生物、護理和法律學科開展項目。耶魯大學校長理查德·萊文(Richard Levin)2001年5月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講演中說道，耶魯大學與中國業已開展的學術合作“是今後全球性大學進行學術交流與提供服務的典範”。耶魯大學與中國的緊密聯繫以及耶魯中國協會過去所獲得的成功是今後擴大這些合作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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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文中有些美國人的名字均為當年使用的譯名。- 譯註

2.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紐黑文是耶魯大學所在地。- 譯註

3. 勞啟祥：他是1912年自雅禮學堂中學部畢業的最初三名學生之一。20世紀30與40年代時任雅禮中學校長。- 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