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封討伐上海某著名學術刊物的“公開信”在學界引發了各種不同聲音，信中指出“該雜誌已經變成了一本小圈子刊物，一本大學的個人實驗刊物，一本主編為自己謀名利的刊物”，核心觀點是該雜誌主編將雜誌變成了少數人的“學院派卡拉OK包房”，造成雜誌質量嚴重下滑。批評家張閎認為“該雜誌現在的小圈子化傾向非常明顯，主編確實有把 公共資源變成私人資源的嫌疑，這取決於編輯者的道德問題，因為他沒有其他力量的限制，因為從主編助理到編委，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包括他所發布的文章的作者成員來看，文章作者的範圍縮小了。”對於不少刊物存在“圈子化”、“一言堂”等現象早已有討論，而“關係就是生產力”這句話在“學術致富”的道路上好像也成為了訣竅。關注知識泡沫時代的學術腐敗現象、關注學術的純潔性勢在必行。

　　學院是主流體制的知識壟斷策略的實施者，也是國家進行文化統制的法定代理人。學院在國家授權下圈定知識體系，建立和維繫學術威權。在當下的全球化資訊時代，知識體系仍是強大的社會整合工具。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對學院學術加大了扶持力度，並鼓勵學術研究與產業和商業合作，這樣既增加了學院學術的影響力，又為其帶來巨大的利益。學院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也達到了近幾十年來的罕有水平。另一方面，學院體制進一步健全和強化，學位制度、職稱制度、崗位制度的完善，使學院迅速官僚化，成為國家機構映射在知識界的一個權力摹本。

　　大批學術官僚把持着學術資源的支配權，掌控知識的價值尺度和學術等級的評判權。通過學術研究基金的審批、學術成果的鑑定、學術獎項的評審以及學術人員的職稱評定和崗位聘任等“學術行政”行為，來建立自己的話語權威。學院知識分子階層成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團，學術評判更多的時候是學術官僚階層內部的利益分割。學院職稱升遷看上去更像是官位升遷，它在更多的時候與學術本身無關，而是學院行政和人事關係平衡的產物。通過培養學生、研究生，學院派擁有大量的、源源不斷的後備力量。招生規模的擴大，有效地維持着這個學術官僚梯隊的基本結構和規模。學術門戶的內部則互相吹捧和互相標榜成風。

　　學者本人也在官僚化的道路上瘋狂地奔走。學者不再是從前人們心目中的老夫子、書呆子的形象，而是商場上的成功人士或官場上的風流人物。一些學者名片上的各類頭銜竟達十餘種之多，涉及政治、經濟、學術等諸多領域。至於學生，也嚴重地沾染了這種惡習。明明知道“博士後”僅僅是一種短暫的工作狀態，與學銜制無關，更不能成為終身身份的證明，但許多人仍在學術領域和其他場合，公然將“博士後”作為一種最高學銜，附在自己的身份後面。這一行為只能證明這些人的博士學位不合格，需要更高一級學銜，如果不是這樣，那就只能歸咎為學界的無恥，明知故犯地捏造一個子虛烏有的學銜來為自己臉上貼金。

　　與學者無恥化的狀況一致，近年來，學院內部腐敗醜聞連續不斷：職稱評定過程中的醜態百出，大量的學術抄襲、剽竊事件，招生黑幕，評獎醜聞……由於學術腐敗戴上了一張“知識正義”的面具，民眾對學院知識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情結，令這種罪惡更具倫理欺騙性。而由於專業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賴學術界內部的自我發現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領域的腐敗更缺乏監督機制，也更難以審判和懲處。

　　在陳腐和道德淪喪的學院體制下，創造力衰退成了學院派的最大特點。學院正在蛻變為單純的知識工場，而學院刊物則已成為數量龐大的學術垃圾站。在學報語體支配下的學術敘事，以所謂學術理性(簡稱“學理”)自居，依賴各種超驗的知識術語從事“行業修辭”，“書寫”各種虛構的命題與陳述，並以此作為“職稱評定”的合法依據，其結果只能營造無效的知識文本，最終構成了大規模的文字公害。國家統制的研究項目，量化計算學術成果，鼓勵學者孜孜不倦地製造學術垃圾。在人文學術領域，大多數所謂“學術研究成果”從其一出版開始，就是一堆印刷廢料。這樣一種數量上極度膨脹“學術”，營造了學術繁榮的假象。學院機構和學者挖空心思爭取各種各樣的研究項目，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心理取代了學術的純粹性。國家大量的資金投入，研究者及其助手日夜操勞，忙於製造龐大、虛假的成果數字，這種勞民傷財的學術泡沫化運動，與官僚們的“政績工程”別無二致。而在學院體制內形成了學術的“劣勝優汰”的惡性機制。

　　另一方面，民間的獨立立場的學者和批判型知識分子的工作卻受到了嚴重的排斥。他們只能得到少數民間出版商的有限的經濟資助，或者不如說是“剝削”。原創性的學術思想在多重的社會壓力下，正在逐步走向萎縮。而鑑於知識生產的特殊性，知識領域裡的腐敗和新秩序的重建，無疑更為艱難，更加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