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那祺主義社會革命從西班牙內戰悲劇中的教訓

在安那祺主義社會革命的歷史實踐中，1971年巴黎公社的悲劇是主要受安那祺主義影響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體雛形在外來（普魯士）軍事力量的壓力下被資產階級“共和”派（主要特徵是由“普選”產生的政府）鎮壓的歷史[1]，半個世紀後馬赫諾運動和喀琅施塔得起義是主要受安那祺主義影響的俄國革命的精髓對於正在形成的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一黨專制的反抗[2]，而持續了將近3年（1936年7月17日—1939年4月1日）的西班牙內戰則是安那祺主義運動在與資產階級共和派、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和新起的共產黨又合作又被出賣（內戰中的內戰）的過程中，被以佛朗哥為首的舊軍隊、地主階級、資本階級、天主教會和保皇黨勢力聯合的血腥法西斯軍事獨裁擊敗和報復的悲劇。

在中文世界裡，除了我已經發表的兩篇論文，巴金上個世紀30年代的譯文依然是最有價值的文獻[5]。雖然在近三年的悲壯鬥爭中，有許多珍貴的成就（如集體農作[6]），正如意大利安那祺主義女作家Marie Louise Berneri所說：“我確信，如果只是盲目地歌頌而不坦率地承認過去的錯誤，我們的運動將會更快敗壞衰退下去。”[7]本文的目的是從安那祺主義的角度來總結西班牙革命悲劇的教訓。

[為別人做嫁妝的選舉]

1873年，西班牙成立第一共和，但只是曇花一現，很快又恢復了軍人專政下的“君主立憲”。1931年，西班牙實行第二次共和（插圖為當時馬德里的民眾慶祝集會）。共和政府着手廣泛變革（包括言論、集會的自由，女性選舉和離婚的權利），裁減臃腫的軍隊、實行土地改革、宗教教育改革（取消政府一貫給予教會的辦學特權）、容許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自治等。這激起軍人階層、地主階級、資本階級、天主教和保皇派等右翼舊勢力的反對。他們打出了“財產、信仰、統一祖國”的口號，在1932年8月舉行暴動，被政府鎮壓；但政府的各項改革政策無法實施，南部安達盧西亞最貧困的安那祺主義農民1933年1月宣布成立共產主義公社，也遭政府鎮壓[8]。在1933年的大選中，左翼聯合陣線瓦解，讓右翼聯盟奪回政權。右翼政府取消各種改革政策、大肆逮捕罷工工人，更加激起社會動盪。

在1936年2月的選舉中，包括強大的全國勞工同盟CNT（數百萬成員）和伊比利亞安那祺主義聯盟FAI（FAI全員加入CNT並成為其核心，兩者常常被相提並論）、加泰羅尼亞和巴斯克自治主義政黨、受蘇聯控制的小黨西班牙共產黨PCE（成員不到3千人）、有托洛茨基主義傾向的“先鋒隊”馬克思主義工人黨POUM（成員數百名）、受西班牙社會黨影響的工人總聯盟UGT（與CNT旗鼓相當）、以及資產階級共和派左翼等組成的“人民陣線”[9]，獲得總數925萬選票中的475萬票微弱多數（在國會獲得267個席位，遠多於右翼聯盟的132席），得以組織政府[10]。

CNT的領導層當然有現實理由（如為了釋放政治犯）放棄安那祺主義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則參加政治選舉，但他們完全沒有基本政治智慧保護自己的運動。且不說國際上英美等“民主國家”為了資本的利益不會反對西班牙的資本階級和教會[11]，國內失掉特權的現役、退伍軍人階層一定會再次叛亂，而且會組織得一次比一次周全，但除了CNT，沒有別的全國性力量可以動員、並有決心準備抵抗軍事叛亂。如果CNT不參與選舉的政治遊戲，右翼會得到多數選票繼續執政，但在軍人階層沒有藉口政變的情況下，右翼也不能維持統一，推不出一個首領。這種動盪的政局維持下去，等到歐洲（世界）大戰爆發，西班牙共和派就不會孤軍作戰了。[12]

1932年的共和政府挫敗過8月10日的準備得不算充分的軍人叛亂，但這次1936年的叛亂策劃長久，而共和政府完全沒有對付叛亂的準備。6月12日，當時的總理Casares接到Yague上校在摩洛哥密謀叛亂的情報後召見Yague，要把他調回西班牙本土或派駐海外。Yague表示效忠共和，說他寧願燒掉它的軍服也不會離開部下，輕易騙取Casares的信任，回到摩洛哥繼續密謀叛亂。三天以後，Casares又犯下一個致命錯誤。當Navarre州長接到Estella市長關於摩拉將軍密謀的報告，命令武裝警察civil guards把摩拉的住宅包圍起來。但Casares接到報告後卻命令州長撤離警察：“摩拉將軍是忠誠的共和派，值得政府的尊敬”。更不可思議的是：6月23日，Casares接到袁世凱式的人物佛朗哥將軍的密信，說只要任命他管理，就可以保證軍隊不會出事。這說明奸猾的佛朗哥腳踏兩隻船還在猶豫，而共和政府此時應該立即逮捕佛朗哥，實在不行拉攏佛朗哥也好（他那時在Canary島上學習高爾夫和英語，並不是叛亂的密謀核心）。但Casares什麼也沒有行動[13]。7月17日，摩拉和佛朗哥宣布接手政權，武裝叛亂開始了。但共和政府剛開始不相信軍隊真會叛亂，馬上要把戰爭部長的位子讓給摩拉！共和派的民眾前往馬德里政府中心要求得到武器，抵抗叛軍，但Casares害怕武裝的民眾比害怕叛軍更甚！安那祺主義運動就這樣被其領導層愚蠢地為這樣昏庸的政府做嫁妝。

[放棄社會革命的代價]

幸好軍隊的部分軍官和多數士兵（特別是控制海峽、港口的海軍全部）擁護共和。這就是為什麼儘管政府如此無能，以安那祺主義者為主體的平民能夠自發地迅速在人口集中的2/3的地區平息叛亂的原因。發起軍事叛亂的軍官，首先要煽動起殺人的仇恨（普通西班牙士兵剛開始只是跟着起鬨），但最初只在摩拉對要求分離的巴斯克人和佛朗哥指揮下的摩爾人對西班牙平民的屠殺中獲得成功。在德國海軍援助下得以把摩洛哥軍團運到西班牙本土的叛軍僅控制南方貧瘠的安達盧西亞和北方的幾個經濟落後省份。共和政府除了國際正統性（儘管沒有實際利用價值），還擁有占世界第二的國家金銀儲備（五百噸黃金），也控制着首都馬德里、最大的都市巴塞羅那和主要的工業區巴斯克的鋼鐵與軍工廠，以及主要港口、交通幹線和重要經濟作物產地，擁有更大的勝算。更具社會革命意義的是：在西班牙的歷史上，政府不存在了！

西班牙的安那祺主義運動在犧牲原則為別人做嫁妝的後，面臨着歷史性的社會革命機會。特別在安那祺主義的大本營巴塞羅那，法西斯叛亂當天就被輕易擊敗，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實際上垮台了。第二天，當CNT領導人Santilan和Oliver挎槍進入加泰羅尼亞政府大廳時，加泰羅尼亞左翼民族黨的光杆“總統”Companys顯得非常誠實：“首先，我必須說你們CNT和FAI從來沒有得到按其重要性應該得到的待遇。你們總是受到迫害。我很對不起你們。我過去同情你們，上台後卻不得不反對和迫害你們。今天，你們擊敗了法西斯軍人，你們是這個巴塞羅那城市和整個加泰羅尼亞的主人。我希望你們接受我們忠誠的黨員、衛隊和民兵的幫助。……你們已經勝利，所有的都在你們手裡。如果你們不需要我這個加泰羅尼亞總統，現在就告訴我。我會成為你們的一員士兵，與法西斯戰鬥到底。另一方面，如果你們覺得我作為加泰羅尼亞總統，在西班牙的別的地方前途不明的情況下，可以繼續戰鬥，請相信我作為一個人和政治家的忠誠。我今天相信，過去的恥辱已經死掉，加泰羅尼亞應該把自己置於最進步的社會事業的國家的前列”[14]。這正是實行社會革命、解散軍隊、警察等政府機構的最好時機，把所有政治家也編入民兵，共同抗擊法西斯。

誰也不會預料到，這個誠實的政治家Companys後來會因為巴塞羅那電話大樓的CNT話務員“監聽”他與馬德里政府的通話而與共產黨聯手，命令手下警察武力接管電話大樓！[15]但在當時，大敵當前，Santilan和Oliver不僅挽留Companys繼續當總統、還把CNT服從Companys支配，Santilan本人更“應邀”加入Companys的政府！更不用提Oliver後來還與另外三名同志加入幾經易手後由“西班牙的列寧”LargoCaballero[16]組閣的政府！更重要的是，CNT的領導層為此不得不完全放棄罷工等社會革命手段，避免“反對自己的政府”、“為佛朗哥開放戰線”[17]。Vernon Richards總結道：“如果說1936年7月19日是西班牙革命勞工在被壓迫民眾追求自身解放的鬥爭中譜寫歷史篇章的一天，1936年7月20日就是勞工們被自己的代表開始出賣的第一天”。[18]

實際上，在叛亂剛起的頭幾個月，有可能粉碎叛亂的，但CNT以外的各派卻忙於瓜分政府權力，[19]失去了歷史機會。所有四個安那祺主義“西班牙大臣”都留下過在政府當官的回顧。誠實的衛生部長Montseny承認是個失敗[20]，司法部長Oliver卻沾沾自喜他的成就。他對政府的那麼多死刑的執行，對共產黨的暗殺，抗議過嗎？其實，他要是知道資本主義英國的Howard刑法改革聯盟等工作，就會閉嘴了。倒是進入加泰羅尼亞政府的Santilan一年後坦率地承認：“我們不比別的任何官員好。事實證明我們進入政府只加劇了政府權能，根本沒有改善勞工的經濟、政治權利。”“一個人不能同時侍候兩個主人。如果我們站在人民一邊，就不可能站在人民的敵人-政府-一邊。我們現在是政府的一部分，就是說我們在反對人民”[21]。“所謂‘工人國家’只是革命的終結和新奴隸政治的開始”[22]。在“五月悲劇”中，這些大臣們站在政府一邊，被派往巴塞羅那，傳達了“贏得熱淚但不是服從的演講傑作”，叫人民放棄抵抗。[23]Montseny最後總結道：“我們CNT-FAI絕對單純，不是搞政治的材料”。[24]

寫到這裡，我更沉痛反省22年前自己在日本組織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類似政治經歷。在1989年6月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坦克攻占中國政治中心天安門廣場到6月8日鄧小平公開露面接見“中國人民解放軍”軍級以上軍官的歷史時期，中國沒有統治者（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已經失去了自由，檯面上的李鵬、楊尚昆無能無德控制政府官僚）。我因為1987-88年“雁鳴”事件[25]受到迫害，贏得在日中國同學的信任，組織民主運動。當我們中國留學生6月4日聚集在中國駐大阪領事館門前時，一個與日本政府和中國政府（特別是駐日大使）都有關係的留學生湊到我的面前。他在前一晚還拒絕我叫他加入遊行抗議的電話，說北京還沒有“攤牌”，現在要求我任命他當京都的留學生代表。在國已不國的大難當頭，我天真地以為政治運動中每個人都有起碼的良心，就同意他當京都代表，同時請另外一個同學當神戶代表、另外兩個同學負責捐款（姚明龍）和公關，我自任大阪代表而不願當“領袖”。這是我們關西乃至整個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民主人權運動的悲劇的開端。這個學生奸細馬上竄到我們幾個人正中的位置，向媒體發表演說，特別在大阪記者俱樂部為我們準備的新聞發布會上，一個箭步竄到中間的座位。我當時不斷地輕輕拍他的腿，示意他望左靠，使我右邊的兩個同學也可以坐進來面向記者，同時也提醒他我們幾人還要發言。他全然不顧，抓住話筒就不放手。會後，一個中年訪問學者馬上勸告我不要把這樣的學奸引入我們的運動：“我經歷了文革，也沒有遇到過這樣奸猾的人”。但沒有政治經歷的我哪裡聽得進這種“人性惡”的說教，明明看着他一步一步地利用、出賣我們，（例如他的“放棄中國高官”、“要用火與血改造中國”的“日記”也公布給《每日新聞》等發表），從日本政府那裡謀到“神戶大學法學副教授”的位子，幫助日本政府“保護”了這個唯一的中國留學生（被日本報紙報道為日本政府“保護中國學生”的國際義務事例），反過來為日本政府充當打手，瘋狂地迫害我們在日本的中國民眾。

在這段近代中日關係最黑暗的年代裡，我後來連用中文、日文揭露這段沉痛教訓的條件也沒有了，只能用我的第三語言英文記錄下來。這篇用血淚寫成的歷史“對民主的出賣：天安門的陰影籠罩日本”儘管得到“歷史性突破”的有些評審專家讚揚，卻找不到英文（更不用提日文或中文）刊物發表，最後由西班牙當代歷史協會作為特徵文章發表，成為最受歡迎的文章。[26]只有經歷了政治上最卑鄙的人性醜惡的西班牙，才能理解我們的鬥爭，不是為了個人或某一集團的利益交易，而是為了提升人性的價值！可悲的是，我們在日本被東京、北京、台北、華盛頓等國家權力迫害、出賣的教訓，只是整個中國民權運動的縮影！[27]當然，如果我們都有政治“頭腦”，人類的歷史將會變成各種算計的投機紀錄，人性將倒退到“人不是人”的地步，誰還願意做人呢？

[無視國際革命的機會]

如果說共和政府的其他各派既沒有意識到摩洛哥對共和的威脅，也沒有擺脫西班牙“帝國”蔑視阿拉伯等殖民地的偏見，具有革命傳統的CNT-FAI也不例外。共和政府的安那祺主義者衛生大臣Montseny甚至用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口吻指責佛朗哥“沒有西班牙感覺”：“如果他們是西班牙人，是愛國者的話，就不會用摩爾人來推行法西斯制度。被我們殖民的摩爾人不是基督教文明，反過來要殖民我們”。[28]喪失了自己的歷史：正是因為大量的摩爾穆斯林和猶太人口，中世紀的西班牙成為歐洲唯一的多文化、多宗教國土，奠定了西班牙近代文明的基礎。[29]本來，這些安那祺主義的領袖們如果有一點佛朗哥的政治頭腦，就應該想到在叛亂剛開始時，立即以西班牙政府的名義，宣布摩洛哥的獨立！實際上，在內戰初的頭幾個月裡，沒有失去人性的西班牙士兵還不習慣對自己的同族（特別是手無寸鐵的老幼、婦女）大開殺戒，摩爾人被佛朗哥利用打頭陣，被許以各種暴行自由的獎賞，攪動了整個西班牙的仇恨烈火，後來又被佛朗哥有意識地送死。

[放棄政治獨立性的自由]

即使失去了贏得內戰的歷史時機，安那祺主義者還有較好的機會採取一些獨立自主行動，爭取較好的結局。佛朗哥在軍事上本來可以大為提前結束內戰，但他利用已經勝利的戰爭，要把共和的種子徹底殺光。這也為共和派提供了足夠的時間安排後路。例如，應該把國庫的五百噸黃金從混亂的馬德里運到安那祺主義支配下的巴塞羅那來已備後用，但CNT的頭頭們害怕搞壞已經互不信任的馬德里-巴塞羅那關係。其實，連共和政府總統也逃到巴塞羅那、政府內閣也遷出馬德里到巴倫西亞去了（1938年10月28日又從巴倫西亞遷至巴塞羅那）。在內戰已經沒有勝利可能的現實條件下，那五百噸黃金決不能“送到蘇聯保存”[30]，最好能夠送到墨西哥以支撐流亡政府，等到大戰的爆發；次策是由各共和派瓜分，即公平又安全，可以為上百萬共和派流亡提供基本的經濟條件，也準備日後政治上“捲土重來”[31]。至少，也可以送給被遣散的幾萬國際縱隊的戰士，讓他們有條件安頓自己，同時為西班牙共和在全世界作義務宣傳。據後來從巴塞羅那到美國留學、任教的Vicente Navarro記載：他到處尋找國際縱隊林肯軍團的老戰士，悲哀地發現他們在美國麥卡錫主義反共陰影下不願提及這段英勇悲壯的歷史！[32]

因為只有蘇聯（帶有拖延內戰而不是擊敗法西斯的政治意圖）的實質性援助，共和政府（特別是關押包括共和派的監獄）實際上處於蘇聯秘密警察和為數不多的西班牙共產黨的控制下。共產黨推行共產國際的“統一戰線”謀略，為了政治（奪權）目的，堅決反對連社會黨也同意的土地國有化等社會革命政策，讓天主教影響下的農民沒有願望為共和而戰，倒向佛朗哥。當共產黨把“西班牙的列寧”也趕下台、又屠殺監獄犯人、濫殺國際縱隊義勇軍、暗殺具有托洛茨基傾向的馬克思主義工人黨員（包括其領袖安德烈斯·寧）、1937年5月在加泰羅尼亞施行軍事政變挑起內戰中的內戰、[33]連國際縱隊也被解散時[34]，安那祺主義者就應該堅決地退出政府，組織自己的力量實行戰略性的撤退（確保港口和通往唯一外國-法國-的陸上通道），最大限度地減少自己的犧牲。但是，安那祺主義的領導層明知自己在政治上的無知，卻被權力腐蝕無法自拔。當共和政府內閣決定拋棄馬德里逃到沒有國際地位的巴倫西亞時，政府其實也被民眾拋棄了。CNT的四個大臣確實抗議過，並表示他們要留在馬德里與民眾抗戰到底，但最終還是捨不得大臣位子。他們逃跑的車隊中途被憤怒的安那祺主義指揮官擋住，不得不返回馬德里，卻又乘飛機逃去巴倫西亞。

在巴塞羅那失陷、共和國總統和內閣都逃到法國的最後日子裡，1939年３月５日至6日，本身沒有政治野心的中部戰線司令卡薩多上校幻想能夠在馬德里驅逐共產黨後可以從佛朗哥得到寬容的投降條件，宣布接管政權，遭到共產黨控制的軍隊的圍攻，演出了內戰尾聲中的又一場內戰。安那祺主義指揮官的軍隊制止了共產黨軍隊的圍攻，幫助卡薩多等人逃出馬德里，自己等來了佛朗哥的行刑隊。

[未完的結論]

佛朗哥征服西班牙後，在英國、美國等政府的扶植下，維持獨裁統治到1975年死去為止，但西班牙在他死去兩年後再次實現共和。1981年，一小撮軍官突襲國會，扣押國會議員們，企圖發動政變，只不過是一場鬧劇。被佛朗哥一手養大的卡洛斯國王看清歷史大勢，通過電視轉播譴責政變，得到西班牙社會的普遍尊敬。因為今天的西班牙共和已經不可逆轉，西班牙民眾不允許內戰重演[35]。不僅如此，西班牙議會還通過決議，授予還健在的全體國際縱隊戰士以西班牙公民的榮譽身份；實現民主的西班牙法庭也傳訊到英國治療的皮諾切特，不允許這個智利的獨裁者逍遙法外；因為切身經歷了被國際強權（英、美、蘇聯等）出賣的西班牙深知國際正義的人類價值。安那祺主義也與西班牙民眾一道成熟起來，沒有去湊選舉的熱鬧，也不再會聽任任何試圖把安那祺主義運動拿去做政治交易的“領袖”的出賣。

當然，正如那些經歷西班牙內戰和世界大戰、國際冷戰等人世滄桑的國際縱隊的老戰士所說：“如果歷史重演，我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經歷了這麼慘痛的教訓，安那祺主義者還是會做出同樣的犧牲選擇！說到底，安那祺主義就是捍衛人性、不被各種政府權力利用倒退到獸性和野蠻的社會運動！

當羅馬帝國的一個邊遠行省的無名小部落把他們的一個“持不同政見者”與兩個小偷交給羅馬總督處決的時候，誰會想到這成為人類文明的轉折點？今天，我們安那祺主義見證、承受、反抗了人類近代社會誤入國家主義以來的愚昧、戰爭、醜惡、悲慘的未開化的政治秩序，以殉道的精神向人類展示另一條自由、平等、人道的社會形態選擇。克魯包特金說得對：“如果耶穌再生，他只能是一個安那祺主義者”。

以此紀念22年前中國英勇悲壯的安那祺主義運動。

[2011年6月4日，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