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香江喜憂錄
游思維 　
　
1993年初，我被第一軍醫大學公派到香港大學留學。那時候，在香港留學、進修的內地學者不多，年齡也偏大。後來，內地赴港學者逐年增多，年齡也越來越輕。於是，就有香港教職員私下將這些老少學子們分為“Old generation（老一代）”和“Young generation（年輕一代）”兩類。

在他們眼中，老一代大多花錢節儉，不夠大方，每天都是宿舍、實驗室、餐廳三點一線的單調生活，英語水平也不算高。相比之下，年輕一代要瀟灑得多。在名店林立的商業街上、在“鳥語”充斥的海外旅遊團中、在迴響着世界著名音樂大師精湛樂曲的尖沙嘴文化中心裡、在汽車駕駛學院嚴格規範的考場上，都時不時地冒出他們的身影。內地年輕學者表現出的精力旺盛、思維活躍、基礎紮實、科研能力較強，尤其是在英語和計算機應用等方面的優勢，不禁令港人刮目相看，他們無疑已成為香港一支不可忽視的科技力量。

然而，令人喜中添憂的是，有那麼一部分年輕人的責任感與公德並不象他們的學業那樣出色。他們有的不思進取，沉湎於網上棋陣或牌局。有的將學業置於腦後，終日忙碌於股市或外匯交易，在學習期滿領到全部研究生助學金後消失得無影無蹤。極個別人違背職業道德，編造實驗結果。還有的以香港為跳板，拋下正在從事的科研課題，不辭而別西去，使校方和導師蒙受重大損失。

記得那是1997年12月，一位來自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的同學因心臟病突發病逝在寓所。國務院港澳辦、新華社香港分社及香港大學極為重視，提供各種便利，以最快速度處理善後工作。然而，與死者居於同一單元的三名內地年輕學者，其中有一名還是死者大學同學，其行為卻令人心寒。死者去世第二天，他們就匆匆搬離寓所。家屬赴港後希望能與事發時在場的兩位同學見見面，但任憑電話、登門磨破嘴皮，仍一無所獲。我們內地學者聯誼會想安排家屬去寓所憑弔死者並取回遺物，可持有房門鑰匙的這三位同學先是答應了，卻遲遲不到場，後來乾脆連人影也找不到了。死者妻子悲傷地說：“我只想找些他生前貼身遺物一起火葬，可連這樣一點小小願望也未能實現！”

這種不健全的人格同樣也給本人帶來許多不愉快。一次，聯誼會組織全校內地學者新界一日游，臨出發時下起了瓢潑大雨，旅行社的幾輛大客車未能按時到達港大校園。我們幾位負責同學一面冒雨焦急地用手機引導車輛進入校園，一面組織部分同學登上先行到達的客車，其他同學則被安排在屋檐下避雨。看着我們渾身濕漉漉地跑前跑後，許多同學感動地說：“不要着急！我們能等，晚點兒就晚點兒。”正在這時，從風吹不到、雨淋不着的車上突然跳下一位年輕人，氣沖沖地對我大嚷：“還要讓我等多久？！我不去了！”望着他那張極度憤怒、漲得通紅的臉，我笑了笑說：“請便！”這位來自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喘着粗氣、攥着雙拳，轉身頭也不回地消失在雨中。身邊的同學告訴我，他在系裡與導師、同事的關係挺緊張，很少能看到他有輕鬆愉快的時候。其實，不用說也能想象得到。如此缺乏涵養、如此衝動失態，不要說與周圍人和睦相處，就是對待家人，他又能做得怎樣呢？

1996年的一天，香港中文大學傳來了一則令人遺憾的消息：一位剛剛畢業於北京首屈一指的名牌大學、來港工作不久的高材生，僅僅因為不能接受導師頗為委婉地要求他“工作更加努力些”，便感到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而跳樓自殺，使曾為有這樣年輕有為的獨子而倍感驕傲的父母痛不欲生。那段時間裡，內地學者談及此事時似乎無人對死者表示太多的同情，有的只是對極端自私和毫無責任感的譴責。這件事的發生，給那些以為能上名牌大學，能出境留學就有了一切的望子成龍的家長敲響了警鐘。

留學香江數載，喜憂摻半。喜者，我國年輕一代知識分子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正在國際科技舞台上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憂者，這些年來內地有不少地方片面追求升學率，忽視了對青年學生素質培養和品學兼優的要求，其弊端已逐漸顯露。接受過高等教育、成長於改革開放偉大時代的年輕知識分子，理應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和更優秀的個人品質。在境外的留學人員，更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乃至國家的形象和風貌。然而，即使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某些人的表現也是不合格的。

我國欲在本世紀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需要的是一大批具有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德才兼備、具有奉獻精神的優秀人才。願我們的家庭、社會、特別是軍校，都能真正認識到培養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紀律一代新人的重要性和緊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