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產業化不是敗筆
駁鄭永年先生的《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出現的問題》
烏克蘭哈而科夫國立大學 fishone
自90年代以來，教育的改革發展可謂是蒸蒸日上。但有些學者對此的看法卻相差甚遠。
香港《信報》在去年11月18日發表了鄭永年先生的《中國教育體制改革出現的問題》一文。文中指出中國的教育改革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他認為主要有以下“三大敗筆”：其一，中國教育的產業化；其二，毫無理性的大學升級；其三，假大空的並校作風。對關於鄭先生提出的這三大敗筆，筆者認為是作者沒有認清現象的本質，盲目的給中國多年來的教育改革戴帽子。在鄭先生所提出的這三大敗筆，是以第一敗筆為基礎的。換句話說，就是沒有中國教育的產業化，就不可能出現另外兩大敗筆。因此，推翻鄭先生關於中國教育產業化是否有必要是本文的重中之重。
鄭先生說，世界上無論那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都不以贏利為目的，而惟獨中國是雞立鶴群，求錢求利為上。大家應該很明白，由於中國多年來的文化積澱，想上大學讀研究生的人比比皆是，但是生多粥少，根本不能滿足中國普遍性高等教育的需要，以至於大家紛紛逃亡其他國家求學。這倒不是說去其他國家求學不好，而是說，中國的高等教育在規模上還需要相當長時間的發展。中國雖然在今幾十年來經濟的發展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面對着渴望受到高等教育眾多無奈面孔，資金的短缺讓他顯的很是蒼白。很多高校的發展受到了資金的制約。而在中國教育體制並不是很完善的情況下，這些高校根本無法去社會上私募基金。對他們而言，最好的辦法就是自力更生，艱苦創業，通過教育的產業化，達到自己融資的目的。不可否認鄭先生所謂的“錢權學術交易”的存在，但不能因為手上長了個瘡，就一刀把人殺死。中國走向教育的產業化是符合中國當前國情的，他的弊端不是教育產業化自身的錯誤，而是缺乏對教育產業化科學發展的研究。教育科學產業化的發展，在中國近年來只僅僅停留在課題表面，而對之的比較深刻，比較系統的科學研究卻寥寥無幾。尤其是伴隨着教育科學產業化而隨之帶來的社會問題，更是令人擔憂。鄭先生在文章中說，現在的高校收費過高，讓很多的農村學生上不起學。教育產業化不是這種現象的劊子手。搜狐網首席經濟顧問郎咸平在網上發表了《郎咸平談三農：放棄財政補貼 將地下金融合法化 》（1）一文，文中提出了關於農村學生上不起學的根本性問題，他認為是農業的附加值太低，以至於農民的收入過低。高校應該注意這個問題，而且應該給予這些貧困生一些必要的條件，並且目前國家已經出台了一些政策，給予這些貧困生提供一定的資金支持，例如銀行貸款等，雖然杯水車薪，結果不是令人很滿意。但問題是這個問題的根源不是高校，而是郎咸平先生所說的“農轉工”的社會性問題。但鄭先生卻鬍子眉毛一把抓，把犯了窩藏罪的罪犯當成了殺人犯。以至於他這個執法者避重就輕，犯了過失罪。
而同時是基於這個層面的“毫無理性”的大學升級以及“假大空”的並校作風，事實上是教育產業化初級階段缺乏科學指導的必然現象。鄭先生認為大學升級毫無理性，當然不能否定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大學的升級存在着盲目性，但問題是像鄭先生所謂的“娶了媳婦忘了娘”的說法是很少存在的。鄭先生說，大學的升級讓很多的“高等專科學校不見了，專門性的學院不見了”，他不知道，“不見了”並不代表不存在，“不見了”不就等於沒有。尤其是這些所謂“消失了”的高等專科學校和一些技術性的專門性學院，在發展的過程中基本上都還保留着原來很多的教學體制，以及專業和技術課程，對那些渴望等入高等專科學校和技術性專門院校的學生來說，只是舊槍換新槍，而子彈沒有變。並且同時，這些升級的高校還為這些學生下一步的深造提供了很好的機會。所以說，“毫無理性”有點言過其實。
鄭先生說並校的“假大空”不能怪鄭先生，可能他不是學管理的，不知道先建立一個體制一個結構一個部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現行中國的教育體制下，一夜之間的“真大實”並校，不但會引起社會多個層次的利益衝突，更重要的是讓很多人成為中國的嗚咽遊民。中國的經濟要發展，離不開穩定的社會秩序，社會秩序的混亂已經不單單是一個純粹的教育改革和教育產業化的問題，他所帶來的社會危機和危害，恐怕都是鄭先生本人所想不到的。因此，從某中程度上可以說，並校活動剛剛開始的“假大空”只是向並校的“真大實”的一種穩定過度，只要等到時機成熟，並校的“假大空”必定被“真大實”所代替。

參考文獻：
D 報紙文章
（1）郎咸平《郎咸平談三農：放棄財政補貼 將地下金融合法化 》BUSINESS.SOHU.COM　2004年4月28日0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