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我與胡舒立女士素不相識，無任何個人恩怨，本文無意針對胡舒立本人，而是針對社科界的亂象。鑑於胡舒立的名氣，以她為例，更能警示他人。作為知名的公眾人物、財新網總編和中山大學的院長，希望胡舒立女士客觀面對質疑，認識到自己沒有博導資格卻當着博導也是一種腐敗 - 學術腐敗，希望她放棄與其學術背景完全不相符合的“博導”頭銜。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新聞業務但沒有學術研究經歷的記者和編輯，更適合講授本科生新聞實務課程，而不是指導博士生和碩士生進行學術研究。這一點，我相信胡舒立女士自己也非常清楚。

徐開彬:美國天普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近日，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的幾位學者朋友，在和我聊到國內學術界的種種問題時，也向我提及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的“博導”頭銜問題，認為她沒有任何學術成果，沒有資格做博導，但由於胡舒立在媒體界的地位，大家敢怒不敢言。他們隨後給我打包發來了她所發表過的文章，指出這些都不是學術論文。

　　近日，國內新聞傳播學界的幾位學者朋友，在和我聊到國內學術界的種種問題時，也向我提及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胡舒立的“博導”頭銜問題，認為她沒有任何學術成果，沒有資格做博導，但由於胡舒立在媒體界的地位，大家敢怒不敢言。他們隨後給我打包發來了她所發表過的文章，指出這些都不是學術論文。

　　對於胡舒立2009年就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一事，當年媒體作了很多報道。在我的印象中，全國較好的新聞傳播院所，有人大、復旦、傳媒大學、社科院、清華、北大、武大、華中科大、川大、浙大、廈大這幾家。中山大學的新聞傳播在前幾年剛起步，當時中山大學以百萬經費引進胡舒立，轟動一時，應該是中山大學想以她在媒體界的名聲來引得關注，但新聞傳播學術界對此任命是有異議的。

　　基於中山大學在新聞傳播學科的低起點，我覺得短期任命胡舒立為院長也未免不可。美國的新聞傳播學院雖然現在很少任命某個報刊總編來任一所新聞傳播學院的院長，但在美國新聞傳播學科發展的早期，這樣的先例還是存在過，目前在幾十家主要的新聞傳播學院，也還有幾家是由編輯記者出身的人在任院長。

　　聽到學者朋友們對胡舒立博導資格的質疑後，看了看他們發來的胡舒立的文章，我覺得必須說點什麼了，雖然知道這樣做會得罪人。但作為新聞傳播學界的一員，我的出發點是善意的批評。

　　因為中山大學的新聞傳播學科沒有博士點，胡舒立的博導資格是掛靠在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屬於“行政管理”專業的“公共傳播管理”方向，胡在幾位博導里排名第一，後面幾位均是傳播與設計學院傳播學領域的教授，還有一位北外的教授掛名。這在中山大學2012年博士生招生簡章里有。

　　胡舒立在中山大學的個人網頁介紹說，她的學歷是人大新聞本科、美國福坦莫大學與北京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合作的項目EMBA，另外一項是“1994年，她獲得了斯坦福大學新聞學院奈特獎學金，攻讀發展經濟學”(筆者註：胡在此沒有註明學習多久。這個獎只支持獲獎記者學習一年。美國的媒體一般不是很支持自己的記者參加這個項目，在他們參加學習的時候，有些記者還被自己的新聞單位買斷下崗(buyout)，因為媒體難以忍受一個員工離職學習一年;但發展中國家的記者參加這個項目回國後，身價往往就很不同了)。胡的工作經歷則是大家所熟知的知名記者和總編。那麼，這樣的學歷和經歷，是否符合博導的要求呢?

　　博導的工作，顧名思義，是要指導和培養博士的。對於新聞傳播博士生的培養來說，當然不是象培養本科生那樣教他們怎麼做新聞報道、怎麼編輯新聞、怎麼管理新聞媒體。傳播學博士的培養，最簡單地說，是培養他們如何分析研究大量紛雜的新聞、傳播產品與社會、語言、文化、經濟、政治、商業、醫療衛生等社會現象的關係，所以也派生出諸如大眾傳播、跨文化傳播、政治傳播、人際傳播、組織傳播、健康傳播等各學科派別。這些研究的目的，是發現帶規律性的新知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要掌握系統科學的研究方法，比如量化、質化的研究方法。量化研究方法包括實驗(experiment)、問卷調查(survey)、定量內容分析(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等，質化研究方法則包括人類學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系列訪談與參與觀察(interview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不同於新聞訪談)、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修辭批評(rhetorical criticism)等。

　　但是，看過胡舒立的文章後，我不得不如實地說，胡舒立是不適合做博導的。CNKI顯示了胡舒立的94篇文章，但都是非學術性的採訪報道類或感想總結類的文章。核心期刊檢索顯示13篇文章，發表的時間均在92年至98年之間，其中4篇發在«改革»，1篇刊於《中國稅務》，5篇刊於《國際新聞界》，3篇刊於《中國記者》。刊於《改革》的比如有《1994：改革沒有浪漫曲 – 關於中國新一輪改革風險預期的採訪札記》、《燕京啤酒老闆更換記 – 一起紅籌股公司收購和A股上市重合案例透視》，刊於《中國稅務》上的是《中國電信(香港)上市始末》，這些採訪報道類文章顯然不屬於學術論文。

　　發在《國際新聞界》(該刊由她所畢業的人大新聞傳播學院主辦)的5篇文章，都是在1994年第2、3、4、5期和1995年第1期發的，是她在美國學習一年期間所寫的。這些文章是比較簡單的對西方辦報藝術的系列介紹，如《編輯和記者誰大》、《社論，報紙的旗幟》、《追求精確 – 美國報紙的編輯質量管理》。這些文章沒有列出任何文獻來源，正文中也沒有任何注釋(1992年至1994年發在《中國記者》上的3篇文章也沒有文獻和注釋)，這違反了學術論文寫作的最基本要求。任何學術論文都要參考一些他人文章的觀點，不可能是自己憑空想像的。否則，參考了別人的文獻卻不注出，反而還會落得個抄襲的結局。所以，列出文獻註解，一方面是尊重他人的成果，一方面也是自我保護。

　　因此我也可以推斷，她1994年在美國學習的這一年，所修的課程應該是本科階段、而不是研究生階段的，因為研究生階段的閱讀，都會包括很規範的學術期刊論文，如果她上過研究生的課程，她投給核心刊物《國際新聞界》的文章就一定會知道要注出文獻了。另外，美國的經濟學類(含胡所讀的發展經濟學)研究生階段的閱讀，需要較高的數理統計知識才能讀懂，而胡在1982年人大畢業時，國內的新聞傳播院所從本科到博士階段均沒有開設統計學課程，國內的新聞傳播學院開設統計學課程，只是最近幾年的事情，絕大多數博導們至今也不懂統計學。所以，她在美國攻讀一年的發展經濟學基本可以肯定是本科課程。

　　核心期刊上的文章都是如此，非核心期刊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說了。比如其1988年至1991年間在《新聞與寫作》上發表的8篇系列文章，《大眾傳播媒介簡介一、報紙》、《大眾傳播媒介簡介二、通訊社》、《大眾傳播媒介簡介三、雜誌》等，都是編譯的一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任何新聞傳播專業本科生看了都要覺得膚淺的系列介紹，但連編譯自何處都沒有註明。我估計，這些文章是胡在工人日報任記者時，為了職稱用來充數的，因為當時的報社和出版社在職稱評定時，這些東西可以計算。

　　鑑於胡舒立於1995年前在新聞傳播學領域所發表的10多篇文章均不屬於學術論文，而且自1995年後，除了2009年在《青年記者》上發過《危機之前，財經媒體去哪兒了》和在《西部廣播電視》上的《貨幣政策當真正適度》2篇非學術性文章外，沒有再在任何新聞傳播學刊上發表過論文，她獲得與新聞傳播學相關的博導資格，顯然是不適當的。更何況，評博導資格，還要主要考評過去五年的學術成果，但胡在2009年進入中山大學之前的14年間(1996年至2009年)，在新聞傳播學方面沒有發表過任何論文。如果以胡這樣的學術水平也能當上博導，那國內(含中山大學)所有的副教授都更應該被評為博導了。

　　也許這個“公共傳播管理”的博導資格和她所獲得的EMBA相關。但這也不成立。首先，她沒有在管理學學術期刊上發表過任何學術性論文，只是在時政評論刊物如她自己任執行主編的《中國改革》等雜誌上發表過一些時事評論文章，不屬於學術論文(這種刊物的採編都是記者和媒體編輯，不具備學術性)。其次，因為筆者在美國攻讀博士的方向屬於傳播學與管理學的交叉學科，對兩個學科都有比較系統的了解，除了主修傳播學外，也上過MBA課程(如人力資源管理)和管理學博士階段的多門核心課程(如組織理論、組織行為、戰略管理、組織發展)，我所了解的是，EMBA的課程與MBA類似，都是偏實務案例教學的，沒有理論性，與管理學博士階段課程的深度相比起來，完全不在一個層次。只有EMBA學位，要指導管理學方向的博士，是完全不可能的。

　　既然胡舒立在新聞傳播學方面不具備博導的資歷，在管理學方面也不具備博導的資歷，那麼，中山大學授予她“公共傳播管理”的博導職位，就沒有任何道理了。即使胡舒立獲得過一些報刊授予的各種榮譽頭銜，比如2009年 、2010年連續被美國某雜誌評為“世界百名頂尖思想家”之一(參見百度胡舒立介紹)，但這種非學術界的、政治傾向明顯的通俗報刊搞出來的東西，大家都心知肚明是怎麼回事，這絲毫不能表明其有任何學術思想、有勝任學術性的博導工作的資格。任何學術思想，要想得到學術界的認可，必須經過學術界同行評審，以文字的形式發表在本學科學術期刊，供同行評議。由於胡舒立在傳播學和管理學兩個學科都沒有任何學術成果，這個“博導”頭銜，是非常名不符實的。

　　媒體在幾年前就曾報道過，一些帶着各種頭銜的商官名流，紛紛被大學聘為“兼職博導”、“兼職碩導”、“博導”、“碩導”之類。胡舒立能成為博導，學術界的人都清楚，這不是因為她的學術成果，而只是因為她是知名的記者和總編。但是，如果這樣類推，我們是不是也要邀請那些知名報社的社長、總編、資深記者和宣傳部的官員們，來充當我們新聞與傳播學科的“博導”呢?是不是也要讓公司的老總們來充當工商管理學院的“博導”，讓官員們來充當公共管理學院的“博導”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些人如果全職進入高校任教也可以，但在給他們冠以“博導”、“碩導”之前，他們必須先在學術界踏踏實實地做出一些學術成果，否則只會助長學界的浮躁之風。這樣的例子絕不只胡舒立一人。媒體界有不少這樣的人士，一方面批評別人在大學裡充任“博導”、“碩導”，一方面自己卻做着同樣的事情。由不具備博導和碩導資格的人來招收和指導學生，是誤人子弟。

　　為了讓大家明白這個道理，筆者舉兩個例子。我所在的傳播學院新聞系有一名副教授，學歷是美國西北大學的新聞學碩士，曾經在美聯社、新聞周刊、美國廣播公司工作了20來年，但從新聞業界進入學術界的時候，也得從最低級的講師做起(因為沒有博士學位)，到現在任教已經超過15年了，雖然出版了6部新聞傳播方面的著作和教材，但沒有發表什麼學術論文，職稱也還只是新聞實務課程方面的副教授，至今也沒有資格進入我們的博士項目擔任博士生導師。再一個例子就是，在以新聞報道實務教育為主、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較弱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其博士項目只有4名教授)，其院長是編輯、記者出身，雖然身為院長，但也不能當博士生導師。這是因為，沒有受過博士階段系統的理論與研究方法訓練的人，難以作出相應的學術研究，也就很難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所以更不可能讓他們去指導博士生了。

　　同時，我也想順便談談學術期刊與數據庫的問題。在美國大學的圖書館數據庫里，學術性與非學術性期刊和論文是可以明顯區分開的。而國內CNKI這樣廣泛使用的數據庫，收錄論文竟然不區分學術性期刊與非學術性期刊、學術性論文和非學術性論文，會引起學術鑑定的混亂，讓有些人以非學術論文冒充學術論文的情況。這樣的現象在國內學術界普遍存在，希望國內的數據庫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國內的社科界現在很混亂，把很多不具備學術性的期刊評定為所謂“學術期刊”甚至“核心期刊”。比如《中國改革》這個雜誌，登載的文章都只是些時事評論文章，採編都是記者和媒體編輯，而不是專職從事學術研究的教授，它不具備學術性，只是一個面向大眾的通俗刊物而已，竟也被當作所謂“核心期刊”。再比如《中國記者》這個刊物，只能算做一個記者行業協會的非學術期刊，竟然被當作“核心期刊”收錄，也很沒有道理，有幾個記者會寫真正的學術論文啊?國內社科界至少一半的所謂“學術期刊”或“核心期刊”應該關門，或者讓它們轉變為通俗讀物期刊或行業協會的非學術性期刊。否則，在人力、物力與財力方面都是很大的浪費，在學術成果評定以及由此產生的學術資源分配方面，也會造成不公。如果讓這些期刊也算社科“核心期刊”，讓發表在這些地方的文章算“學術論文”，則是在鼓勵粗製濫造的學術，中國的社科研究將永遠落後於別人。

　　學術期刊的兩個最基本特徵，一是主編、編委和審稿人都應該是專職從事學術工作、並在大學和研究院所從事教學與研究的教授，一是審稿應該實行雙匿名評審(double-blind review)，即投稿人不知道審稿人是誰，審稿人不知道作者是誰，且每一篇投稿文章應有兩至三名審稿人審閱，這樣才能公正地以質量為唯一的入圍標準。《中國改革》這樣的期刊，第一個基本標準就不具備，他們的編輯人員都是專職記者與媒體編輯，與學術毫不沾邊，怎麼能算“核心期刊”呢?國內的社科學術期刊要保障質量，應該邀請國外和港澳的華人學者，客觀公正地審稿，杜絕非學術性的文章，提高稿件質量。非學術性的文章，就只能讓它們發表在非學術性的通俗讀物或行業期刊上。

　　我與胡舒立女士素不相識，無任何個人恩怨，本文無意針對胡舒立本人，而是針對社科界的亂象。鑑於胡舒立的名氣，以她為例，更能警示他人。作為知名的公眾人物、財新網總編和中山大學的院長，希望胡舒立女士客觀面對質疑，認識到自己沒有博導資格卻當着博導也是一種腐敗 - 學術腐敗，希望她放棄與其學術背景完全不相符合的“博導”頭銜。作為一名長期從事新聞業務但沒有學術研究經歷的記者和編輯，更適合講授本科生新聞實務課程，而不是指導博士生和碩士生進行學術研究。這一點，我相信胡舒立女士自己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