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斯諾登的父親給兒子發了一封信，稱他“現代保羅·里維爾”，這個人曾在人們的沉睡中喚醒了國會監督情報部門。對斯諾登之跑，他爹的定性很明確：承認自己兒子犯了法，但不是叛國者，他是在抗拒政府的專制，由此向政府叫板：如果司法部承諾他的條件，他會勸兒子會回到美國。
這位父親的定性有三層：第一，兒子做了應該做的，不是什麼壯舉，但他犯了法；第二，他也不是什麼叛徒，只是背叛了政府，不是背叛了國家和人民；第三，即使我們認為他犯了法，最後得有法院來定，司法部不能隨意處置。所以，他便提出，如果司法部承諾在審判前不逮捕斯諾登，不下達封口令，兒子能夠有權選擇審判地點，他會勸其回國接受受審。
個人同政府叫板，在美國家常便飯。但自己承認犯了法，並且是跑到國外去泄密，遭到美國通緝的情況下，老斯諾登還敢同政府叫板，就顯得有些獨特了。
這個定性及其解釋，作為總統的奧巴馬等官員一定不認可，但會受到相當多的美國老百姓的同情。原因是那些官員的面子都丟了，巴不得把斯諾登一下子投到監獄裡才解氣呢，而老百姓則會想到，這斯諾登要是自己的兒子呢，這斯諾登對政府的不滿，要是放在自己身上呢？再說了，這政府要是沒人揭露，還不真的成了老虎啦。雙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和道理：官員想，要是你來當這個總統、司法部長、國安局長，你不也的像我這樣氣得夠嗆嗎；老百姓想，這斯諾登要是你的兒子，你不也得護着嗎。
這就是我們生活中的難處：一方面作為一種角色，我們極力地要承擔由權力帶來的責任，否則，你就不配當那個官；另一方面作為人，我們又極力地要實現由權利給予的追求，否則你就不配那個人字。更重要的，無論是“官”還是“人”，都不是隨意就能決定的，“官”是由社會關係決定的，所以，瞎騙窮吹、冷酷無情、宮廷政變、相互殘殺加上陰謀詭計是角色的四菜一湯。“人”是由內在信仰追求決定的，所以，實實在在、同情幫助、有話好說、相互關愛加上懺悔道歉是我們超於動物的常態。
把握這種人生活中必然的雙重性關係，調節好這個角色與做人的矛盾，美國人做出了三個層面的努力。
第一，做個明知的個體，不僅要知道做人的權利，而且必須知道這個權利是本源的，任何政府的權力都是以此為基礎誕生的，都是為此而存在的，從獨立宣言到憲法正文、人權法案，有多次規定。所以，美國人不僅批評政府沒商量，就是無中生有地埋汰、攻擊、誣陷政府也是沒商量的。斯諾登的父親敢於為自己兒子做辯護，因為他兒子的表達權利不可剝奪，那個“權力”中有他兒子的一份，是由他兒子這樣的千千萬萬的個體“權利”的出讓構成的。
相比而言，我們有些兄弟們一聽到批評政府的言論，特別是有關自己喜歡的那個政府被批評，就會不由地生氣發火，這也可以理解，誰都是不願自己心中的美好形象遭到破壞呀，但是，我們必須明白，任何政府沒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它的權力都是來源於個體的權利，應受權利的監督、質疑、責難、乃至更換。所以，在美國人的心理，他們能接受斯諾登父親這樣的置政府不顧、跟政府叫板的說法。這在我們看來，你一個小老百姓，你兒子反政府賣國了，你還敢同政府講條件，不用說“你敢不敢”，就是允許你，“你好意思嗎？”不用中央下文件，老百姓的吐沫星子就把你閹了。這裡的誤區就是我們沒把握住權利與權力的真正關係，權力只是個“角兒”，是諸多個體捧起來的，而權利則是“根兒”，是不可剝奪的。
第二，做個自知的個體，不僅要知道自己的權利，而且必須知道要保護自己的權利，必先保護他人的權利，而不是權力。你的權利不可剝奪，意味着所有同你一樣的他人的權力也不可剝奪。當你可以無中生有地批評美國政府時，你也不能阻攔人家自作多情地讚美她；當你自作多情地讚美中國政府時，你也不能一見到別人對中國政府的批評就火冒三丈；更不該做的，是當別人批評政府時，你把別人對政府的批評轉化成了對別人個體人格的攻擊。尤其是有人出來指正“對政府的批評”與“對各人的指責”不同時，我們兄弟們還一臉正氣地說，“咋地啦，我就是愛我的國家，我就是不讓人說他”，“你們就當我是中國的腦殘粉好了。我就是曾經在天安門看升國旗哭了的人，我就是每次看奧運聽見國歌就眼紅哽咽的人，我就是曾經半夜看網上北京奧運聖火傳遞時，中國人保護火炬的圖片，看得嚎啕大哭的人。你們不用懷疑，這種人是存在的。”這種人的確存在，但他是靠任性存在的，他的“哭”、“眼紅”、“嚎啕”是因為那國旗、火炬能給他帶來顯示自己比別人強的好處，而不是他真的要為之奮戰貢獻的那種激動；這些人面對比他們混得好的，就會抱怨現實，而面對比他們差的，就會美化周圍；面對比他們哭得、紅得、嚎得更厲害的人，他們就說你怎麼不理性一點兒，而面對不哭、不紅、不嚎的人，他們就說沒有感情，不愛國。其實，在他們的心裡，哪有什麼愛與不愛，只是那種做法能讓他們比別人強就行了，所以，這些人不管怎麼變化，都有一個基本的形式：“我就是。。。咋地了？”真正的意思就是，我高興的，才行；我不高興的，就不行。
這些人沒有真正懂得：權利的這面是自由，那面就是平等，這兩面就如同手心與手背一樣不可分。沒有自由，權利就會被權力吃掉，而沒有平等，個體之間就相互蠶食自己的權利。所以，當斯諾登老爸跟政府叫板時，沒有誰站出來大罵，“你這個老混蛋，你兒子都賣國了，你還替他辯護？”
在這個平等的層面，你怎麼愛政府，是你的權利，但你不能強迫別人也必須和你一樣，別人有別人的權利；你可以針對一個部長的講話來罵他，它是一種角色，此時他沒有權利，他藉助的是權力；但你不能針對一個張三李四的批評來指責他，他是一個人，他用的是自己的權利，不是權力，不包括你的一份，不是以你出讓的為基礎的。這就是我們經常不理解的，為什麼美國人不僅敢於罵政府，敢於無中生有地攻擊政府，而且沒有誰站出來替政府打抱不平，更不會轉而攻擊批評者人格的。美國的很多遊行示威，十有八九都是反政府的，很少是替現任政府評功擺好的：“沒有功勞還有苦勞，沒有苦勞還有徒勞，皇帝也有百姓不知道的苦衷啊！”更不會有人為奧巴馬拔撞，“美國跑了一個斯諾登，那X國還跑了兩個副部級呢？”不能以下線、不能以別人之錯，來為政府官員辯護，因為這些角色們在獲取手中的權力時，已經向權利許下了海誓山盟：我們一定要為人們服務，要“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應該被批評的標準不是老百姓強加給他們的，而是他們發自肺腑的自己給自己立下的規矩，嚴格地說這跟法律都沒關係。所以，美國的這些角色們，不要說觸及到了法律，就是有那麼一點點的涉嫌，自己就會覺得不好意思辭職吧。原因就是從社會的心理來看，沒有人給你一點點的外在強迫，完全是你自己許下的諾言，你違反的不是法律，而是你的諾言。自胡錦濤任內提出的不要組織歡迎隊伍、習近平上來規定不要車隊陪送等，就是這樣的一種明白，可是，目前還是有些兄弟們不真明白。
第三，做個真知的個體，不僅要知道自己權利的不可剝奪性，也得知道權利對權力制約的許諾性。你不與別人合作，就你沒有對對方的顧及；你不參與人家爭論，就沒有遵守好好說話的規矩；你不同軍隊簽訂合約，就不非得去伊拉克戰場；斯諾登不申請在國安局工作，國安局不是在民選的政府控制下，泄密就不算真正違法。即使違法，那法也不是真正的法。
法律要求的公正是雙重性的：一方面是人人平等的事實公正，另一方面是至高無上的程序公正。美國最高法院前面里的那兩個雕像，就是這兩個意思。沒有至高無上，就談不上人人平等。程序公正是個基礎，如果這一點做不到，哪怕事實上犯了罪，法院也得釋放嫌疑人。當年的“米蘭達告誡”就是在檢方的這種教訓中產生的。
米蘭達是一名強姦犯的名字。1963年3月3日深夜，他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將一名18歲女孩強暴。警察將米蘭達抓獲後，米蘭達也供認不諱，並寫了一份供認書，還在上面簽了名字。以米蘭達的供認書和招供詞為證據，法院判決米蘭達犯劫持罪和強姦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0年、30年。米蘭達不服，在獄中向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上訴。1966年6月，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多數，推翻了亞利桑那州最高法院的判決，宣判米蘭達的供詞無效，理由就是違反了程序公正。這便是美國著名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
為什麼程序公正能成為人人平等的前提呢？一是從客觀上看，平等只有為人理解，為人知曉到共識時才存在，共識就得有大家都同意的形式，不管是習俗、規矩、典章、成文法，本質都是一種個體間的諾言。既然是許下的諾言，那你就的遵循，否則無正義而言。你簽合同拿福利時挺美，可以打仗了，你就說這戰爭是侵略，我不去，正義嗎？你在填寫遵守各種保密文件獲得好處時挺高興，可知道了秘密，你就說這是侵犯人權，我到外面泄露出去，正義嗎？客觀上測定的是你首先是不是個人，你遵守不遵守自己的承諾。說白了，你都不是人了，你連人事兒都不幹了，你還有正義的資格嗎？二是從主觀上看，平等的協商要有一定的程序，即是內容有問題，在更改之前，也得遵守，否則，任性就會泛濫。這場戰爭可能是侵略，政府的秘密可能侵犯了人權，你有反對的權利，你可以去告政府，你可以捅給新聞媒體，但你不能不去參戰，你不能出去到外國去泄密，除非這場戰爭、這個政府已為大多數老百姓反對，人們正在行動起來推翻它。否則的話，你不僅違反了你自己的諾言，違反了大多數人的意願，而且你破壞了權利與權力的相互協商轉換的現存方式，從而也就破壞了人們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交往方式。
往前走的歷史證明，這種方式不僅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必須按照歷史的自己的必然，不是你自己想怎樣就怎樣的任性。美國這二百多年，有過多次的改變，但都必須是大家坐下來協商，大事兒的有一人一張選票來定，小事兒就有他們選出來的議員投票來定。一個人的任性，或一伙人的強行，都只能是陳勝吳廣的不斷回來。從起因上看，陳勝吳廣也是因為不公起來，但這個“公”只是個公平，不是公正，只看到了自己、或自己這一類人的主觀方面的需要，沒有照顧到他們作為“人”的客觀方面的要求。為了人的這種必然性要求，法律的最基本要旨必須是同意，否則就是王法或獸法，不是人法。在你同意的法律環境下，你不遵守你的諾言，你還有正義可言嗎？在一個大家都懂得權力是由權利構成的理解中，你再把別人對政府的批評化成氣憤，還有言論自由嗎？在一個你可以隨便寫作書發己意的網絡中，你還跟些不着調的貼，你覺得網友們看不明白你的任性嗎？
斯諾登老爸既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父親，又是一位實實在在的美國公民，他心理情緒很平穩：兒子犯了法，不該去國外泄密，所以，他才說兒子正被他人操縱，包括反政府的維基解密等；兒子犯了法但他沒背叛；即使他犯了法，政府也不能想咋整就咋整，你政府得遵守程序上的公平，你得把我兒子當作一個有不可剝奪的權利的公民才行。這位父親的要求，不只是對自己兒子的保護，也是對所有美國公民的保護。
魏中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