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中國的博導制度（先有博士後有課題，還是相反）

　　甘德懷以惟一一個通過初試的成績卻不被北大法學院錄取為博士生的事件，註定要成為我國博士生招生制度中的一個重大事件。不管今後中國的博士招生制度會醞釀怎樣的變革，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博士招生制度應該充分保障導師的招生自主權；而導師的招生自主權又必須有足夠的程序正義和制度安排防止權力濫用。

　　可是，學術研究又不同於一般的社會公共事務。社會公共事務強調程序正義，目的是為了防止“最壞”的結局；但是學術研究和學術人才的選拔，目的卻在於爭取“最好”的結果。程序正義在很多時候不能保證最好，但能防止最壞。可學術研究和學術人才的選拔，卻要千方百計力爭最好。因此，在基本的程序正義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學術研究和學術人才的選拔有必要向學術自由和擴大導師的招生自主權傾斜。

　　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引入另一種對學術自由和導師自主權的制約機制－－利益導向機制，或者說是產權安排制度。通過更為根本的產權安排，防止導師們濫用權力。

　　據悉，西方教授的招博自主權之所以無人干涉也無需干涉，是因為博士研究生的學費和生活費主要由導師負責。導師必須掏出自己的科研經費來培養學生，而導師的科研經費主要來自於從政府、企業和一些基金會拿到的科研項目。如果一個導師招來的學生都是水平不高的“關係戶”，則不僅直接影響科研項目的水平和質量，不僅影響其學術聲譽，而且可能是自砸飯碗，以後誰還敢資助你的研究項目呢？如此一來，“博士生導師”自然也當不成了。

　　我國現行的研究生培養，主要還是由國家“買單”，和導師個人利益沒什麼關係。而“若干年招收不到博士生將取消該博士點設置”的規定，逼着教授快招多招博士生。導師的終身制和變相終身制，在研究生培養領域最後也形成了慷國家之慨滿足個人利益的“公地悲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學術研究和學術人才培養鏈條是：先有博導，然後有博士生，最後才有博士研究課題。這跟政府機關的因人設崗、因人設事沒有什麼兩樣，其學術質量也就可想而知了。這幾年的博士大躍進，是最好的說明。而學術研究和學術人才培養的“正道”卻應該相反：先有企業、政府、基金會支持的研究課題，然後才有“博導”和博士生。

　　問題的根子出在“博導”這個怪胎上。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了“博士生導師”這麼個東西，一旦擁有這個頭銜，不管你的學術思想多麼陳舊，在學術創新領域上多麼缺乏創造力，你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招收博士生；而那些年齡、資歷、職稱沒熬到這個頭銜的，不管你站在學術多麼前沿的地方，對不起，你都沒有招收博士生的資格，甚至連找個助手的資格都沒有！

　　西方人對“博士生導師”在中國可以被當做頭銜印在名片上，以及中國有關所謂“博士點”的評估、設立無法理解。因為在美國，教授招收博士候選人沒什麼特別要求。只要你有課題項目，能拉到提供博士候選人培養經費的贊助，同時，也有人願意申請做你這個課題的博士候選人，那麼，你就是博士生導師了。說到底他們是在根據研究項目研究方向來招收博士生，這樣導師們自己的水平就必須了得，必須能夠找到真正符合學術發展方向的研究領域和項目，以及找到相應的合適人選做他們的博士生，這樣，無論導師個人的學術水平還是學生的質量都有最大限度的保障。

　　而我們的“博士生導師”制度，實際上就是學術終身制，是學術行政化導致學術變質的極端體現。科學是最忌諱等級制和終身制的，等級制和終身制只能徹底埋葬學術於無形。這麼多年來，我們一夜之間誕生了多少博導、多少院士、多少博士生啊，可是，我們的學術水平又真正提高了多少呢？

　　當務之急，是廢除中國的博士生導師制度，變博導招生制為博士研究項目招生制。而一切屬於政府的科學研究項目，都必須公開“招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