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來談“國外”博招和培養、民主社會博士生的社會政治角色對於中國招博和博培制度的警示

　　－－希望藉此來促進大家討論博士生研究政治、研究生政治、大學政治和大學哲學和國家哲學之間的關聯

　　LX

　　一、

　　北大校長和書記都來說朱蘇力招生醜聞了，大家耐心看其表現，憑他們那點大學哲學的認識，自己就一定會露出大大的破綻。大學是一種哲學，北大精神也同時是我們國家民主政治的立基哲學，怎麼辦好北大是和怎麼使中國走向它自己的民主政治一樣重大的問題，小小校長和書記怎麼能知道，他們自以為是而已。他們如果也象朱蘇力那樣來出醜，大家千萬別覺得奇怪。

　　我看北京晨報的記者的報道人素質極差，都沒學會如何引用。報道最後引英國劍橋或什麼的大學的校長說什麼，連人名和說了什麼話都未點清，沒有原話引證，聽上去象是在捏造。紙媒體人之素質真丟我們民眾的臉，你看十有八九都只是有害垃圾。

　　報道說了博士招生國內國外的什麼，說話人老想用國外來做擋箭牌，豈知博士研究生制度反映的正好是一國的民主生活的本質，也就是說，中國的博士生招生制度恰好是中國的專制的政治和教育制度的縮影和體現，國外怎麼了根本掩蓋不住中國的招生腐敗，根本不相關。招生腐敗到如此地步，反而要取消筆試，這是什麼邏輯，阿甘們要永無進入北大的希望了，我們也將無從討論如何使招博走向公正了。

　　那麼多大學人捲入這場論爭，我卻發現很多人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肯認定，直讓人覺得絕望。請允許讓我再把根本事實重認一遍：

　　1、至少有四個人想競爭阿甘想通過筆試獲得的位置，大家如要跟西方比，這相當於英美學院裡的5人競爭一個獎學金名額。大家在說西方博招制度的松和導師說了算時，其實是指你想不想讀，招不招，在收費的英美，只要有導師收留你，你就讀唄。但5人競爭一個獎學金名額，導師和系裡要考慮的是在這5個人中間達到公正（！！這時就看你導師做事的公正與否了！），面試或考核小組或決策的導師就會認真對待。典型的我見到過音樂學院的獎學金競爭，還賣票叫我們去看。決定起來困難就五人小組面試申請者，最後投票，或甚至抽籤－－最後總是付諸偶然，中國的筆試這相對是較公正的全面的“偶然”，但也仍不妨將其看成投票式偶然。

　　朱蘇力的“國外怎麼怎麼樣”這種說法，是和他的本土資源說一樣，是嚴重的藉口。老實說，我認為，他是下一類人中的一員：到英美讀書，英語很差，讀不了什麼文獻，英語講不快，參與不了什麼討論（這是個惡環，你英語越差，這個隔生的程度越重，越隔生，英語也就越差－－從美國回來要講本土資源和華人大學理念的人一定有這個毛病！），就反而要說英美的研究里沒什麼花頭，就拼命要來什麼“本土資源”，回到中國拼命要說美國大學的研究其實並不怎麼樣，但是（！！），他又動不動以美國博士自居，一年要去美國“講學”好幾趟，來嚇唬國人。這種人里還有著名的要搞“華人大學理念”的甘陽。希望在美留學的社會學博士生們來戳穿朱蘇力的這一本土資源西洋鏡，你們才可以看清他的學術素質的全貌！我越讀朱蘇力的論文就越發現他的美國學院學術訓練看不出來，其學術寫作的規範混亂，閱讀面狹窄，立論和論證之氣勢洶洶以權勢壓人，都反映出了這個由英語水平引起的惡環。很多人被他的性情散文，余秋雨式的赤子之心感動，但不去看看他自封的法學社會學和法律經濟學的學術水平（必須要由他的社會學同行和法學同行來評斷他的社會學功夫和法學功夫！），弄得我現在也很懷疑中國法學讀者們的眼光和水平：這就是你們眼中的法學大家？敢情是你們想讀的法學家？饒了我好不好？

　　2、朱蘇力已被再三證明他沒有能力、道德和公正感來判斷一個博士生的學術素質的能力。筆試正是為了阻止朱蘇力們亂來。其實我一貫相信：越是處境順利處位高的人心態越健康，做事越有公正感，在西方人和中國人中我認為都是如此。我的第一反應曾是：北大法學院長不可能是那樣，因為他沒有必要那樣；但我現在被證明是錯了。我反而在追問為什麼這樣檔次的品德的人可以當法學院院長了。

　　3、對於考生，北大是國家公共機構和財產，考試的公正是國家內的公正，朱蘇力只有被大學這種國家代表機構授以信託，才可以代為主持公正，當有一定數量的民眾懷疑朱蘇力的這種受託公正時，他當然必須作出解釋，也可最終被剝奪這種委託。你自己死硬，也就證明是一方土霸而已。－－大學是一種被懸置的國家權力，一般是不用出來的，但民眾一追問，就會刨到它的根，大學權力是象國家民主下的權力一樣，是可以被收回的，是一把被包紮的刀。

　　4、最重要的問題是朱蘇力的職務說謊，這遠比他取生作弊嚴重得多，實際上引發公眾對全體公共知識分子的中國大學系統的嚴重不信任。

　　5、朱蘇力出了這樣的醜聞一定是北大校董們該管的事，校長怎麼可以推脫是法學院自己的事呢，因為朱蘇力就是法學院院長呀，你難道想叫他自己管自己？最省力辦法是雙方自己請自己的律師組敲定事實和關聯，向外公布。難道法學院是獨立於北大，有自己的信託機構的？

　　二、這次醜聞中，不少博導跳出來說話，語氣間，博士生是他們帶的，手把手教會什麼的，說起來好象博士生是他們的奴僕似的，好象博士生真的是象學徒似地全要他們教似的。這正反映了中國博士指導人員的民主素質和他們本身的人格水平。那樣口氣說話的人，也是不配被民主地對待的，自己也不配生活到一種民主里，他們的人生的全部得意，也就是在專制社會的國家權力保護下被人稱幾下博導而已。不能民主公正地對待別人的人，最不配得到民主和公正；別人得到了，他們還自我鎖縛在專制和獨裁里，他們活該。這樣心態的博導，專制是最令他們稱心的。難怪他們反倒比統治階級更急地要來維持這種專制秩序。一個大學人這樣的心態，其可憐也很好想見了。

　　博士研究生制度是民主社會和自由社會的產物，充分發揮了誰只要有興趣都可以來做研究這一社會民主許諾。它是共同體內的事，反映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高級的合作關係。博士時候的研究在民主社會裡不處在師生關係，而是一種合作，情況多的是研究生挑導師了，而不是相反。研究生的資助也來自多方面，導師和系裡的只是一小方面。在英國，現在博士生被稱research student，因為你連課都不用上（中國還騙人地搞出一些博士生統一教材，這簡直是對研究生們智力和人格的極大污辱！）。你就是象一個承包商那樣在活動，與社會簽下了合同，你藉此宣布自己要做什麼，就在那裡做。因為大學收費，所以老師還經常要臨走前說：你對我的服務滿意麼？學生要回答一句I am served。博士生是大學的重要顧客。

　　各主要研究生培養制度里，德國的大家知道得比較多，我就略去不講，只講一下別的主要制度。分收費和免費兩種。

　　免費的我認為以北歐和法國兩路為有代表性。

　　三、

　　我因為資格老了，負責系裡的研究生forum（論壇，也就是正式的抱怨機構，每年系主任和全體教員必須在常年結束前對這個論壇聽取每一個研究生的抱怨和建議，最終作出書面答覆），每年在英語系接觸大量從北歐國家來的博士訪問生，對那些國家的博士培養制度相當了解。

　　芬蘭和丹麥去年出台一個政策，博士生一般應該在第7年離校！這個政策我們局外人聽了會納悶，其實是說那些國家裡各系科博士生人多為患，給所在小城帶來問題。但只是說第七年時你必須考慮離校了。招生是沒有的，搬來住，到學校去注個冊就行了，獎學金來源很多，研修基金也很多，每年四五月都會有四五個人得到 grant到我所在的系來調研。論文被研究生們認為是“國家”的，前幾年丹麥搞了一個運動，要求國家出錢出版博士生論文的至少兩章以觀後效，用人單位不能因為博士的“學位”還沒拿到就岐視學生，因為學位他們認為是可以到退休時再拿的等等。

　　理論上講，在這樣的大學系統裡，如果我對某一方向有興趣，大學裡沒這方面的教授來指導我，大學必須去給我請一個來，因為大學是國家的，國家是我的。

　　雖然是這麼地自由，但那兒的研究作風反而更嚴謹，更關切社會，我導師最喜歡去那裡跑。有個著名的例子就是博士生開一個超市來追蹤和研究家庭主婦的長期的採購和飲食習慣。我導師去年去斯德哥爾摩大學參加一個博士論文答辯，那學生研究了貓王一首歌里的一句歌詞在世界各地是被如何翻譯的，寫了六百多頁，我導師回來大加讚賞，說研究得周密，小而精，clinical(臨床般精準) 。

　　博士生往往一專多能，長期的閉散生活，使他們有了一般拼命工作的西方人所沒有的素質。最突出的就是他們的資料搜索。文革文本和文革海報誰收的最多？肯定是歐洲尤其是北歐的博士生們。我的一個北歐來的同學研究音樂學，還對犯罪小說有研究，今年還回國去參加國家翻譯官理論和實踐考試，也就是說她還懂翻譯理論，400人里挑一個！

　　在法國，博士生研究也是從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始，原則上也是什麼人都可以帶博士，著名的就是列維－斯特勞斯帶了那麼無數個，掛了無數次名。德里達和巴爾特我們知道都是博士論文沒寫完就很出名了，結果博士學位也懶得去領了，我們讀到的《服裝系統》是巴爾特1956年開始寫的博士論文，但從未拿它去要過國家博士，後來實際上是忘了這件事了。但你要在那兒弄個大學職位，人家的審查可不是鬧着玩的。

　　法國的博士生也不講年級，而是說“圈”，我是第一圈的，表明我認為自己還剛進入，是外圍，雖然已是第三年了，也就是你自己說你幾年級了，看着辦。它們的制度的“國家性”也很重，研究之政治，學術之政治，也都很自覺，動不動要拿國家問事，你國家答應過的怎麼又想賴了等等。

　　四、

　　收費的主要是英美等Anglophone國家了。招生我說過了，主要是獎學金和資助上才要遴選，公正是要在競爭者之間保持，並不是導師和系自己想要公正。一般招生就是你有興趣就來讀就行，實際上，三分之一以上都是中國人所說的電大生了，也就是年紀很大或退休後來讀的，如果每天打工四小時以上算是有工作，那麼90％的人我覺得都在工作，工科理科的實驗室里是更不用說。

　　倒過來看的話，好象是學生在招導師，因為比如說在英國，本國學生的近一半我覺得會中途發生興趣改變，要換系換導師換校，還常需得到導師的精神和心理安慰，好象她們在做重大戰役似的。我注意到，同是繳費上學，台灣同學換導師和大學也很勤，三年三換的也大有人在，大陸學生則相對尊重這個體制的神聖。文科里一兩年後與導師商量出一個寫的方案來之後，仍有導師說你要不要我繼續與你合作下去的選擇。論文導師讀了後，再請校內一位讀，再請兩位校外的人來審定這兩個人的讀，決定通過了沒有。也就是說由兩名校外的人來審一名校內的教授和導師對一個學生的論文的評價。原則上就是，我想說得直觀一點，導師認為論文通過了，就通過了，只不過學校要請校外和校內的權威來審查你導師的把關罷了。所以連個答辯都沒有。在美國是有答辯的，但道理幾乎也仍是一樣。人與人之間的司法互防，是這種制度的實質，看上去很原始，但大家一當真，就會嚴重起來。導師等於是自己將信譽押了進去。混的當然也多，但畢竟有賭注在其中。這兩天的英格蘭足協危機也是如此，揭開來看，就是一個人防人的制度，同時有幾方失去信譽，揭開來看就臭不可聞，所有的沒有基本原始的民主監督的人治制度，光靠人格擔保，都會腐爛，中外沒有區別。

　　前些天聽悉尼大學一個老師的講當前研究風格改變和大學評估政策轉變方面的一個報告，說澳大利亞的大學系科評估現在有三項主要指標，一是經費，占40％，二是博士生畢業量占30％，所產論文只占到10％。這是一個很有意義的數字排列。研究生教育產業化中，博士生生產相當於政治經濟學眼光中的學術勞動力再生產，理論和方法論想當於生產資料的再生產。這樣看，博士生產出的確是一個大學好壞的重要指標，你可以看到這一點在澳洲的被重視。

　　五、

西方大學有許多不好的方面，但其博士生研究培養制度，我認為是體現其大學理想的一個最重要方面，反映出了人類共同興趣下的團結合作精神本身的美好，許多美好的人性都流露在這種在我看來相當純潔的人與人的合作互助關繫上。工科由於經費等原因會有雇用之意，但在文科，博士生或research students幾乎象孕婦那樣被對待，我這樣的中國學生能有機會從這樣一個渠道去了解西方社會，自己感到很幸運。

　　大學這種機構的問題師生也都有抱怨，但一種制度的正在被人忍受，被年青人超越，主要還在於有了師生間這種人與人之間抑止不住的團結互助合作的精神的自然流露－－巴爾特說到，只有大學裡教的人和學的人雙方都看透了這個制度的愚蠢，在大學或上課的名頭下相互合作另搞一套，為快樂而搞，搞得忘乎所以，偏偏不象大學官僚機構要求的那樣來執行，這才是真正的研究。這是大學人的一種偉大特權，是師生關係中最美好的一部分。

　　中國大學成為專制本身的加壓機構，關鍵正在於這種師生平等的民主精神的缺乏。中國的教育培養制度，說來說去，缺的不正是師生間這種平等互助的精神？在社會中，缺的不也正是這個，師不象師，生不象生，出風頭時來搶鏡頭，麻煩的事沒人來擔當，才有那麼多的事使我們一次次看了心冷？

　　朱蘇力招生醜聞揭露出的東西很多，其中的一點尤其讓人痛心：這種人與人之間天然會快樂地形成的團結友愛互助合作精神在中國的大學裡都已丟失，在社會中怎麼還會有希望。博導靠國家權力對博士招生權的控制來提高自己的權力價碼，表面上好象是在嚴格要求了，對於篩選中的殘酷和不公正的一面非但沒有同情，還來了勁，來自己過一下專制的癮。請問你憑什麼說一個青年有沒有研究潛質，你以為你有神的目光？

　　而這不正是那些博導們作為專制閥的本來面目？這樣的人，自己就哪輩子都過不上民主自由的生活。

(XYS20040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