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國經歷了15年談判，加入了基本上已由先入為主者制定了遊戲規則的世界貿
易組織，帶着背水而戰、志在必得的豪情，我國民族工業多麼需要建立在自主知識產權
基礎上的支柱產業!我國自然科學多麼需要對人類歷史發展做出真正的創新貢獻!然而，
為何多年來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在種種“重視”、“穩定”的提法下舉步維艱，許多
深層次的問題令人擔憂!

完成人類基因組1%和水稻全基因組的測序，確是值得稱道的成績。同時要清醒看到，所
用的自動測序機器全系舶來，還不必提及所用原理。研製出每秒萬億次以上浮點運算的
大型並行處理系統，當然是重大科研成果。然而，也不要忘記關鍵芯片仍靠進口。技術
引進，可以加速起步。然而，邯鄲學步、履人後塵，總難以真正技超群雄，“領導世界
新潮流”。只有深厚、廣泛而持續的基礎研究才能孕育出異軍突起的技術革命，建立起
自己的支柱產業。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更不能靠別人的基礎研究來實現自己的技術創
新。

基礎研究政策方面還有不少似是而非的提法。

一些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的領導，提到基礎研究時好像總是心虛理虧。於是想出什麼“應
用基礎”、“基礎性研究”等糊塗概念來避嫌。科技部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進步，終於設
了一個基礎研究司。不過，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中真正的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項目甚
少。

有人要“把競爭機制引入基礎研究”，一聽之下就明白他那裡其實還沒有作過真正的基
礎研究。須知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從來都處於尖銳的國際競爭之中。基礎研究成果無“國
內首創”之說。即使在過去我國封閉孤立的年代，一篇論文如被審稿人指出其主要結論
已見於國外某雜誌，就不能發表。

有人說，“競爭”是指獲取研究經費。工程項目可以也應當競爭投標，真正的自然科學
基礎研究不能這樣做。其實，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資助原則很簡單：只要過去5到10年有
國際同行承認的科學貢獻(在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和綜述、在境外召開的國際學術會
議上做邀請報告、用國際通用的語言發表專著等，這都是要基於本人的創新結果的)，就
可以繼續支持5年而不問其下一步做什麼。

這樣做是否對年輕人不利呢？一般說來，優秀青年在博士生和博士後期間就會做出傑出
的成績，待到獨立申請課題時早有5年以上的成果可查。此外，還有專門資助傑出青年學
者的各種基金。我國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是做得比較好的一個資助單位。不過，誰要是
老老實實按基金申請書中所填“立論依據”、“研究方案”開展研究，就註定不可能有
原始創新。

“基礎研究要有國家目標”是堂皇而正確的提法。問題在於由誰來規定這個“國家目
標”。一位年輕的管理幹部曾對筆者說，你現在從事理論生命科學研究就是符合“國家
目標”的。其實，早在1985年在非線性科學和複雜性問題中幹得正歡時，筆者參加了中
國科學院生物學部關於生物學發展戰略的常委擴大會，此後就開始思考和準備向更為非
線性、更為複雜的生命系統作戰略進軍。從1991年以來，筆者所在的研究組不斷學習生
物學基本知識，為此還自己購買了一批原版書籍。1994年，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
計算機局域網與國際互聯網接通，網上生物學資源就成為注意對象。1997年寄出《實用
符號動力學與混沌》英文專著書稿後，全力以赴研究生物學問題。現在才進入第五個年
頭，其實還沒有入門。怎麼能做到一旦“國家目標”下達，三年之內就出成果呢？

將“管理出效益”硬搬到自然科學基礎研究領域，是另一種錯誤概念。生產企業、工程
項目、技術攻關，理應加強管理。但不恰當的“管理”，正在妨礙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
究的根本進步。應當撤消一批管理和評估機構，解放生產力。特別要讓大批年輕有為的
學者“沉”下去做事，而不是“浮”起來當“官”，去妨礙別人安心鑽研。

科學管理部門忙於改組機構、評議課題，卻很少對科學研究的支撐體系(外國所謂
infrastructure的重要成分)下功夫。僅以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為例，它的讀者範圍遠遠超
出基礎研究。1980年，該館訂原版期刊5 377種，購原版書7 245種；到了1991年，訂原
版期刊數減到1 277種，購原版書數降到642種。11年間平均期刊定價上漲8.6倍，平均書
價上漲14.4倍，而該館圖書經費只增加了82%。多少高等學校圖書館停書保刊，還是越保
越少。我國加入WTO，影印書刊全面停止，究竟增加了多少圖書撥款以茲補償？

有些領導強調國際互聯網上有大量在線期刊資料，卻不提大多數有用信息乃有償服務。
全球同行中，很少有人像不少中國教授那樣，不敢放手讓學生上網。這種現象源於計算
機網絡收費不在高處統一解決，而是往下層層加碼。學界多次呼籲，陋規至今未改。

還有一些為不重視基礎研究作論證的“理論”。“日本不搞基礎研究，技術照樣上去”
的說法，既不符合歷史事實，也早被日本學者批評；且不提日本幾十年由美國大兵站
崗、從朝鮮和越南兩場戰爭發大財等中國根本不可比擬的環境。“英國得過那麼多諾貝
爾獎，經濟卻上不去”，持此論者根本不分析百年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巨變中“日不落
帝國”衰落的歷史必然。前些年還有過學習“匈牙利模式”、“蘇聯模式”、“波蘭模
式”、“南斯拉夫模式”的種種議論，唯獨沒有中國模式。結果這些洋“模式”全都自
己倒台。我們還得走自己的路。

“科學轉化為技術的速度越來越快”，一本發行量很大的書裡舉了不少例子來支持這類
論點。第一例“1831年發現電機原理，1882年生產出發電機”，相隔51年，且不論其時
間和事實錯誤。後面“1948年發現半導體，1954年生產出半導體收音機”，間隔僅6年。
其實，看看半導體年譜(見下表)中的一些最重要歷史事實，還沒到生產出半導體收音
機，時間跨度已超過130年。

事實上，還有一些人們抱有很大希望的科學技術領域，“向技術的轉化”遲遲未能發
生。

1911年發現超導，1957年才有正確的理論解釋。1986年發現高溫超導體，被許多國家和
科技管理部門視為“金娃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結果金娃娃至今尚未出世。90多年
來，超導現象雖然有了一些精巧的應用，但遠沒有達到人們多次預期的工業規模。

受控核聚變，從1919年的理論推斷，經過20世紀30年代的氘氘和氘氚放熱實驗，50年代
的氫彈爆炸(這也是一種受控反應!)，到蘇聯認識到其困難，於1956年公開促成東西方的
合作研究，反應堆至今尚未建成。有人估計實用型的裝置要到2050年才可能問世。

還有，化學電池200多年來的緩慢進展，至今限制着便攜電子設備的輕型化。無視科學的
客觀發展規律，用過分簡化的“加速論”來指導科學政策，不僅會誤導幹部，而且正是
急功近利的認識根源之一。

目前廣泛存在於學術界中的浮躁情緒、泡沫科學乃至學術風氣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由
急功近利的政策所引發。一些管理科學技術事業的負責人士，總希望在自己的任期之內
見到成績；掌管經濟預算的部門要聽見金元寶落水的“響聲”。自然科學基礎研究要有
隊伍、有物質條件，還要有時間積累，才能“於無聲處聽驚雷”。共和國成立半個多世
紀了，從生孩子、抓教育做起，足以培育出兩三代基礎研究人才。提法不斷更新，實質
上總不敢在基礎研究領域旗幟鮮明地放開步伐的科學政策，已經使我們浪費了太多的時
間。

還應當指出，我國自然科學基礎研究的許多方面，還未能擺脫一種半殖民地的心理狀
態。某些已經作了大教授的人士，開口閉口“我的老闆”如何如何；還沒有跳出原來所
學課題，卻學會了美國“老闆”作風，經費多了花錢僱人為自己出文章。有些研究情況
對內保密、對外開放，國內同行只能偶爾從國外訪問者口中了解一二。許多課題論證實
際上也是引用外國已有的論據和“權威”言論。我國在SCI收錄的論文總數的世界排名，
已經由1995年的第15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8位。然而，這裡面有多少高影響力的文章呢？

2000年，發布SCI的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做了一項統計。它把1981年到1998年發表的論文
分為22個領域，每個領域內部比較，用計算機挑選出200篇“高影響論文”。扣除重複
後，總計有76 998篇文章入圍。這些文章中，有213篇至少有一個作者的工作單位在中國
大陸，占0.27%，即不到千分之三。有47篇論文的全部作者的工作單位都在中國大陸，占
0.061%，即略高於萬分之六。這些數字同論文總數呈尖銳對照。其實，大量發表低質量
的論文乃是人力和物力的浪費，卻給某些科技界領導帶來良好的自我感覺。

現在各方面都在強調“原始創新”。原始創新從哪裡來？科學家同工人、農民一樣，每
天都要老老實實地勞動。沒有持續不斷的刻苦鑽研，何來創新靈感？從1960年到1980
年，我們曾一直強調要保證科技人員每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業務時間，那是針對過多的政
治運動和體力勞動。現在應當在新的意義下再次強調“六分之五”，把科學工作者從論
證、檢查、評估、考核等無休無止的非科學活動中解脫出來。我們這個國家，如果能少
一些不做研究的“院士”，少一些把學生交給“保姆”而自己實際上不予過問的“博士
生導師”，則科學幸甚!

科學和技術不是一回事。只抓技術，不促科學，是竭澤而漁。從科學到技術，從基礎到
應用，中間需要多少次接力、傳遞、反饋，有大量的中間環節。應用研究確實是我國目
前情況下最需要大量人去做的事情。它決不可能由一個人、一個單位去“一竿子插到
底”。

只有重視和保護相對少數的基礎研究，才能使從事基礎到應用到產品的廣大中間地帶研
究和開發的人們，專心致志地工作。幾十年來的經驗一再說明，凡是過分強調應用、沖
擊基礎的時期(而這樣的時期太多了)，首當其衝的正是最需要人的中間地帶，而並不完
全是純基礎研究。多數人轉去謀求經濟效益，少數人撤到更為基礎的領域，或者滯留國
外，最需要人的中間地帶反而成為無人缺人地段。

這是我們從建國以來的多次反覆中總結出來的重要教訓，希望在新的世紀，能做得好一
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