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不倫不類的“知識創新工程”“知識創新工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倫不類的。有人認為，“知識創新”是一個不倫不類的概念，“從字面上看，“知識創新”這個概念非常含糊，甚至有些荒唐。在這裡，“知識”和“創新”是什麼關係呢？是要把知識創新，還是要利用知識搞創新？如果是前者的話，那就是學理不通。如果是後者，則又不符合漢語語法規範。知識可以增加，可以創造，但卻不可以創新。其次，這個“創新”的涵義是什麼？是指原創性的科學發現？還是指具有新意的技術發明？可以說，這兩種“創新”不論是在內容還是在層次上都是截然不同的，在英文中，前者叫做discovery，後者叫做invention。Discovery是揭示自然界中已經存在的現象和規律，即“增加知識”或“創造知識”，而invention則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世界上不存在的事物。根據中科院的官方文件，“知識創新”這個概念的英文是“KnowledgeInnovation”，而西方國家很少有人把這兩個單詞直接連接在一起的，即使有，也通常是指“Knowledge-based Innovation” (基於知識的創新)。”（亦明）。但我覺得，知識創新也未嘗不可。創新並不一定就是英文裡面的invention或者innovation。在中文裡面，創新的意思主要是強調一個“新”字。中文裡面有新知識這樣的說法，知識創新就是說創造新的知識，這樣也是說得通的。不倫不類的倒是中國科學院提出的“知識創新工程”。中國科學院本來就是國家的知識創新體系，搞科學研究本來就是要搞出新理論新成果的嘛！搞科學研究本來就是要為人類創造新的知識的嘛！否則的話，難道要去搞抄襲？所以說，中國科學院本來就是在搞知識創新的嘛，幹嗎非要另外整一個知識創新工程？“顯然，這是為了迎合江總書記的那個批示，“知識經濟、創新意識，對於我國21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亦明）可見，知識創新工程的提出，本身就是科學政治化的產物。某些人通過提出這樣的工程，為中科院“爭取”到可觀的經費，同時也為自己的政治前途掙到足夠的本錢。當然，拋開這些個人政治的考量，能夠為中國科學研究爭取到經費本身還是一件大好事的，因為畢竟中國科研經費多了，研究水平和成果也必定有所提高。但問題是，當本應學術自由的科學研究沾染上政治之後，科學研究本身也就必將誤入歧途。

二，不切實際的知識創新工程目標

“‘知識創新工程’的總目標是：到2010年前後，形成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科技發展規律的、具有支撐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的、高效運行的國家知識創新系統及運行機制，建設一批國際知名的國家知識創新基地，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形成不斷取得具有國際影響的重大科技成果的環境，為使我國知識創新實力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力爭我國被《科學引文索引》收錄的科學論文總數的排名進入世界前10名、專利指標的國際競爭能力進入世界前10名、中國科技的國際競爭力進入世界前10名做出貢獻。” (李春芳：知識創新工程百問)。

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高低主要看其科技的國際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的提高是一項綜合的指標，並不是說單單提高某項指標就可以使得整個國家的科技競爭力。而知識創新工程雖然列出了三個前10名的指標，但真正自己能夠把握的只有所謂的SCI（《科學引文索引》）數量。於是，知識創新工程已開始就是把SCI的數量作為突破口。根據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的統計，我國近年來的SCI論文總數不斷攀升，從1991年的7705篇已經增加到2002年的39013篇(包括香港)；世界排名從第15位躍居到第6位。但是，儘管我們的SCI論文數量快速攀升，但是中國科技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根據《洛桑報告》評價體系認為中國2002年科技競爭力的國際排名為第25位，從近年的排名看，基本穩定在第25至28名之間。也就是說，即儘管我國的SCI論文數量增長了5倍多（事實上，高校的SCI論文多於中國科學院，數據——在2002年度SCI收錄論文中，來自高等院校的占了72.97%，研究機構占了25.46%。在2002年度國內論文中，來自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論文篇數分別占到63.6%和13.29%。），但是，我國的科技國際競爭力幾乎沒有改變，我國的科研水平依然沒有提高。因此，以為靠快速提高SCI數量就可以提高國家的科技水平的做法，其實是完全不切實際的幻想。實際上，“特別是最近幾年尚存在一些片面的認識和做法，譬如單純追求SCI論文數目，有些人可能只做一些小的容易發表的文章，而不敢或避免去攻克有重要意義但非常艱難的科學問題，表現為浮躁、急功近利。這種現象引起了許多科學家的憂慮，因為這樣發展下去只會導致科學研究低水平重複，導致我國最終不能進入世界科學強國。”（王志珍）。

三，荒唐可笑的“創新文化”建設

“創新文化”建設是知識創新工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個創新文化其實也是一個怪胎。企業搞什麼企業文化，中科院則搞所謂“創新文化”。創新文化如何搞？沒有人知道。於是，中科院的各研究所為了表現自己創新工程創新文化做得不錯，也就各顯神通了。單位里組織任何活動都可以冠以創新文化的名義，比如，組織研究生搞一次舞會，組織老同志搞一次旅遊之類也在創新文化的宣傳之列。這種創新文化的建設簡直荒唐可笑。為什麼要這樣做？無非就是應付應付。這就是科學研究被政治官僚化之後產生的怪胎。

四，荒謬的“科學規劃”

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因為是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指示來實行的，所以也就免不了要對中國的科學發展進行規劃，劃出哪些應該發展哪些不要發展。應該說，一個國家進行一個籠統的長遠規劃還是必要的。但是，中科院進行的知識創新工程的規劃卻是按照完全忽視科學發展規律的領導意圖來進行規劃的。比如說，中科院按照各個研究所的研究強項規劃出哪個研究所該進行哪些研究那些研究所該放棄哪些研究。比如說，你生化所在研究生化方面厲害，我就成立一個創新試點，給你投入大量資金，其他研究所沒有那麼厲害，那就自生自滅，最好就不要去研究這個方面了。如此下去，由於資源的逐步壟斷，這樣就形成了某些研究領域只有某個研究所在進行研究，其他研究所不涉及的局面。長此以往，形成某些單位壟斷國家資源的腐敗局面，使得國家的科技發展不是建立在健康的競爭發展的基礎之上，從而使得國家整體的科技水平的不到提高。

五，急功近利的考核指標體系

前面已經提到，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一個最明顯的指標就是SCI文章的數量。各個研究所的所謂創新研究組都必須每年進行考核，考核的指標就是看你的研究論文特別是SCI論文數量是否達標。有的研究所規定創新研究組每年至少必須完成6篇SCI論文，否則就下崗。這樣搞的每個研究人員成天誠惶誠恐，戰戰兢兢，想盡一切辦法發表論文。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完成的論文，怎麼能夠是高質量的論文呢？只能是一些低水平重複的短平快的論文。

另外，由於頻繁的考核，整個研究所一年到頭幾乎都在搞考核評審報告，哪有時間經理安下心來潛心做學問？這些科學家們幾乎個個都成了考核報告的高手，幾乎個個都成了弄虛作假的高手。

六，好大喜功的人才計劃

中科院的知識創新工程其中的目標之一就是“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但是，中科院是如何進行培養的呢？除了一直以來就進行的研究生的培養之外（這個本算不得是知識創新工程獨特的東西），最主要的“培養”手段就是大量從海外引進優秀人才。中科院1994年開始實施的 “百人計劃”是“到20世紀末從國內外吸引百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知識創新工程”的實施之後，這個“百人計劃”目前入選人數已經超過八百人，幾乎變成了“千人計劃”。1998年，也就是“知識創新工程”的試點階段，中科院先是把“百人計劃”的規模擴大成“在3年內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傑出人才”。2001年，隨着“知識創新工程”全面實施，這個計劃再次調整為自2001年至2005年，每年從國外引進100名、國內引進30名優秀人才”。(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簡介)。從國外引進人才本來是無可厚非的，國外的人才回國效力對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也是有幫助的。但是，知識創新工程如此大規模地從國外引進人才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好大喜功的表現。為什麼呢？中科院從國外大規模地引進人才無非是從下面幾個方面來考慮的：一是通過引進這些人才讓他們多發表一些SCI論文一邊對這個工程有所交待；二是引進大批人才以實現其“培養和造就大批具有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高素質科技人才”的創新工程目標。這是一舉兩得的事情。說到底這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投機取巧行為。國家花了那麼一大筆錢，本來可以通過資助中科院本院的研究人員改善研究條件，多處研究成果的，但是這麼一大筆錢卻被花在了從國外“引進”的人才身上。這些國外的優秀人才，如果本來已經非常優秀，那麼也就根本不必中國來把他們“培養和造就”成為人才；如果他們本來就不是人才，幹嗎要從國外把他們引進來“培養和造就”而不是直接“培養和造就”本院自己的科研骨幹呢？實際上，百人計劃”隨着“擴招”很快就變了味，很多學術水平一般、但道德水平更低的海外人士，通過人際關係，成了中國科學院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根本就沒有履行“百人計劃”中所規定的義務，但卻霸占着大量的科研資源。這導致了2003年初“姚雪彪事件”的爆發。(李虎軍 ：“公開信”拔出蘿蔔帶出泥 海外學者瞞天過海遭非議)。這些海外的所謂“優秀人才”被引進之後一般都不會老老實實地呆在國內做研究，他們願意回國是因為他們可以騙到許多研究經費，撈到一些榮譽。實際上，這些大量的經費就是被糟蹋掉了。　　 隨着百人計劃出現問題，最近中科院又推出一個更加讓人嘆為觀止的“愛因斯坦計劃”：要培養“科技將帥人才”。對此，郝柏林院士指出：“我覺得固然我們現在缺科學技術戰線上的帥才，我覺得我們更缺的是每天堅持在那兒工作的中層的人員，問題非常嚴重。現在我們好的大學裡， 好的研究所里，大家都是教授、副教授，研究員、副研究員，我們幾乎沒有講師，助教。我們幾乎沒有坐到那兒紮實工作做實驗的人，一開始我們就提到科學家是什麼人？好多人發表了看法，我覺得有一個看法，科學家是普通的勞動者，你做農民你就得一鋤一鋤地耙地，現在你開着拖拉機你也得從這兒開到那一頭，再開回來開過去，你每天得幹這件事。你作為工人在床子前頭你得銑東西，你搞科學的你得每天坐在那兒，或者做實驗，像我們要算東西、寫程序，坐在屏幕前頭工作。可是我們國家現在有相當一批年輕力壯的人頭銜很多，工作時間很少，這個問題現在非常嚴重了，我跟有一些年輕的朋友開玩笑，我說你現在在天上待的時間差不多跟地上待的差不多了，我知道有首席科學家這個頭銜的人，創記錄的時候一個星期之內在上海和北京之間飛三次，兩頭的會都等着他，他都必須參加，而他又是導師帶着一堆學生，他怎麼自己工作？怎麼指導學生？我們國家的需要重大項目誰在那兒完成？說得不客氣一點 ，碩士生、博士生是完成我們國家很多重大項目的主力，那些項目的真正的帶頭人沒有多少時間在那兒干，這個情況不正常。這樣的話我們的工作深入不下去。我們的管理部門，我們的基金部門去檢查工作的時候，要檢查一下這位首席、課題的主要負責人，一個星期有多少時間，待在實驗室在那兒工作，不能完全怨這些人，我們的管理部門，像剛才路院長講的，必須把許多管理的手續化簡、減少，把錢交給這些人你就相信這些人，讓他三年五年的工作，工作不好了你再給他減錢，但是這幾年中間你別去老乾擾他，現在這些問題非常嚴重。”

科學研究是踏踏實實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玩花架子、投機奇巧、拔苗助長的行為都是違背科學發展本身的規律的。不從最基礎的人才培養做起，而是直接引進已經培養好的人才來湊數，短時間內人才的數量的確能夠大大提高，但是這真的表明我國自己在人才培養方面有了進步嗎？是實施，由於大量的科研資源被這些引進的外來人才所占據，我們自己的人才培養必定受到嚴重抑制，實際上是在摧毀我國的自己的人才培養基礎，使我們自己的人才成長環境嚴重惡化。

七，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機制

事實上，一個國家的科技水平的提高很大程度就在於它的科研管理水平的提高。然而，我國的科研管理水平依然處在小學生階段，甚至是文盲階段。為什麼這麼說呢？請看實施知識創新工程中科院匪夷所思的科研管理體制。

1，研究人員的工資自己去找。

中科院個研究所幾乎都實行所謂的工資跟申請研究經費掛鈎的管理制度。一般來說，單位只給研究人員發60%甚至更少的工資，其餘40%甚至更多的工資要自己從爭取來的研究經費裡面支出。為了鼓勵研究人員爭取研究經費，甚至把研究經費的10%作為獎金獎勵給個人。如果你沒有爭取到研究經費，那麼你的工資都不能保障。這種制度存在明顯的弊端。首先，目前我們國家科研經費支出的渠道有限，基本上，中國的基礎研究經費的絕大多數是經3個渠道分配下去的∶中國科學院（CAS），科技部（MOST）（特別是通過973計劃）和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NNSFC）。但研究人員數量又相對較多。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研究經費的競爭也就空前激烈。在我們這個腐敗比較嚴重的國度裡面，這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的腐敗。三個基礎研究經費分配渠道在對大項目評審上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就像有人說∶“小經費，大評審；中等的，小評審；大經費，不評審”。

2，研究人員必須租用單位的研究條件

雖然各研究所各單位都有實驗大樓實驗室和一些研究設備，但是這一切都是研究所“自己的”資產，不是研究人員的。研究人員使用實驗室以及各項設備包括水電費都必須向所里交納租金和使用費。另外，研究人員還必須向所里交納研究經費5%甚至更多的管理費。也就是說，科研人員跟研究所仿佛是兩個不同的經濟實體，存在着買賣關係。為什麼會是這樣呢？原來，中科院個研究所有着龐大的行政工作人員。這些行政工作人員的獎金福利來源就是依靠“剝削”這些科研人員。

3，行政管理人員不是服務而是管人

就像前面提到的，行政管理人員跟科研人員是“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它們之間的關係還是“管”與“被管”的關係。行政管理人員不用作研究工作，但是他們卻掌握着考核科研人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他們自己卻不用被科研人員考核。科研人員被他們每年考核來考核去，一時沒有達到要求就被打入另冊，根本不去考慮能夠為科研人員做哪些幫助。科學院雖然有很多創新研究經費，但實際上這些經費都不是真正用於研究的，而是用於發獎金用的。他們搞出一個所謂創新崗位，進入這個創新崗的研究人員就可以獲得非常高的獎勵津貼。誰能夠進入創新崗，誰不能進入創新崗，大權都在行政管理人員手上。目前，也有部分權力下放到所謂的PI手上。為了爭取進入創新崗位，許多研究人員只好對他們進行賄賂。這種行政管理人員角色的錯位，直接導致了學術腐敗的盛行。

4，不合理的競爭機制

這種不合理的競爭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宏觀的方面，一個是微觀的方面。在宏觀方面表現為存在某些研究所和學術權威研究資源以及研究領域的壟斷行為。在微觀方面，表現為研究人員之間的不合作行為。因為工資獎金職稱全部跟研究經費和成果掛鈎，每個科研人員事實上都成為殘酷的競爭對手，同行之間難以真正合作。郝柏林院士在中央電視台對話節目中說得非常好：“這幾年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投入確實明顯地增加了，我想我們在第一線工作的人都是有直接感覺的，所以正像楊煥明剛才說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還有一個是怎麼把錢花好，把錢用的正確，我覺得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很多。有一些非常貴重的科學儀器，在很多國家只有在一個大城市裡只有一套，我們現在可以有很多套，在從西直門到頤和園這一條路上就有幾套，每一套都是使用得不足的，每一套上都沒有創造出很多新的結果。我有時候到一個單位去參觀他們帶着我，我因為有個院士頭銜，我去了人家還是客氣的，領着我去看實驗室，專門把鑰匙拿來把實驗室打開。結果發現貴重的設備用白布蓋着，然後揭開給我介紹它指標有多高，我就非常擔心我說你再放五年你就成為落後的設備，我覺得現在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家已經比較普遍了，有一個設備共享、知識共享，數據共享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一方面，是科學界自己的問題。另外一方面，也有一個管理方面的問題，我說一句尖銳的不客氣的話，我們的管理部門在科學界內部，關於競爭的提法在現在是片面的，在有些時候是不對的，我們整個的底子非常薄，我們的基礎科學連分兵把口都做不到，就是世界上哪些方面有東西冒出來，中國就有人在做或者做得比較好，或者能趕上不是這個局面。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要提倡的是把我們的有限的人力物力擰起來去跟國際上競爭，而不是在國內爭高下，但是現在由於在國內要爭這點錢，少數同行之間互相還要保着留着一手，實際上是留着一些落後的東西，把整個的力量橫着團結起來，擰到一股勁非常不夠。所以現在呢，從呼籲政府呼籲社會，當然是希望能夠，把現在仍然比別的國家先進國家，或者是處在同一個發展時期國家，那個投入我們差得遠、希望增加，但是科技界自己要努力把它用好，而且希望我們的管理部門一起協助，把現在已經增加了的經費用好。”所以說，由於中科院存在這些不合理的競爭機制，也就導致設備、知識和數據不能共享的問題，導致大量的經費被重複浪費的嚴重問題，導致科研人員之間人際關係惡化的後果，這一切都嚴重阻礙了中國整體科研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總之，知識創新工程的事實，一方面科學院的研究經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由於存在着嚴重的科研管理機制問題，這些研究經費被大量浪費的同時，還促進了學術腐敗的進一步泛濫，造成科研人員之間的競爭惡性循環，嚴重阻礙了國家整體科技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