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哲學老師是位外教，早年在柏林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隨後又在美國和加拿大獲得歷史和文學博士學位。

我當年讀研究生的時候因為愛好外語，經常與外教聊天以提高自己的英語水平。87年遇到這位哲學老師，當時從外事辦聽說該老師有三個博士學位，我很高興，準備了幾個問題向老師請教。沒想到老師與我一見如故，談論了許多問題，隨後與老師的討論便成為經常性的活動。

我與老師討論的題目非常廣泛，從開始的哲學基本常識（如什麼是哲學）逐漸深入到超驗哲學。老師在與我交流的過程中主要採用啟發式，即我問了問題之後老師並不急於直接回答，而是叫我再回去思考一下，如果自己能把問題解決最好，解決不了老師再幫助解決。

同老師討論哲學問題是比較吃力的，因為我學的主要是科技英語，老師說的許多哲學詞彙我聽不懂。遇到不懂的詞彙我需要追問一遍，老師儘量用通俗的詞彙向我解釋。因詞彙有限，我有時表達起來也很困難，幸虧我幼時學過美術，遇到用口語無法表達的東西就在紙上畫出來與老師交流。

除了哲學問題我還同老師討論許多藝術（主要是美術）問題，老師發現我對美術的濃厚興趣後便儘量用藝術方面的知識啟發教導我。老師首先介紹一位意大利畫家的創作手法（該畫家不太有名，但創作方法獨特，留下的作品也少），隨後又講起如何畫天空的顏色。“在畫天空顏色之前你要出去用心去觀察天空，去體會天空的真正顏色是什麼。如果你體會到天空的真正顏色，再把它畫出來，那才是最準確的”。於是我在晴天的時候多次到室外觀看天空。以前從來沒有這樣仔細地看過藍天，現在專心地看，用心去體會，發現天空的顏色隨着觀看時間有所變化，一開始比較藍，然後趨於藍灰色，此外在空氣中也能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建議對此感興趣的讀者有機會試一下。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老師介紹的法國雕塑大師羅丹的創作方法，即普通的人在雕塑作品時，這裡雕眼睛，那裡雕嘴巴等等，直至作品完成。而羅丹拿到一塊材料之後，憑藉感覺進行雕塑，如果這裡感覺不合適，則去掉，那裡不合適，也去掉，最後剩下的就是完成的作品了（至於羅丹是否真正採用這種創作方法我不知道，但老師這樣講令我印象最深卻是事實）。我當時想羅丹的方法顯然要比普通人的方法好，但對創作而言，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呢？對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也沒有答案，但同老師的其它討論仍在繼續。

在與老師交流期間我以為老師是位西人，對中國文化了解不多，於是臨時惡補一點儒道佛的東西，現學現賣。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這是多餘的，老師的丈夫是位華人，在美國是位國際律師，當年是張學良的部下，東北軍散掉後去的美國。老師的丈夫國學功底深厚，由於這層關係老師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很深刻。

幾個星期過去。有天晚上我在做作業，房間內只有我一個人，在寫作業的過程中突然心中一陣狂喜，剎那間我得到一個答案——“隨心所欲”，這正是我苦思很久而未得，但今天突然得到的關於“更好的創作方法”的答案。直到此時我才知道討論、思考哲學問題可以對身心帶來前所未有的變化。哲學決不是空洞的思維，僵硬的教條，哲學具改變身心的巨大力量。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到教室找到老師把這個答案告訴她並與老師一起分享巨大的喜悅。老師聽後也十分高興，約我晚間到她那裡繼續討論。

在討論超驗哲學後我們很自然地轉向了東方哲學，在與老師學習近一年的時間裡後幾個月主要討論東方哲學。

對於哲學，深入到一定程度後其理論模型反而更簡單。有一次同老師討論的時間比較短，她向我描述了一個很簡單的框架，我當時想哲學不過如此而已，心中不覺有些飄飄然。

隨後發生的一件事才把我的盲目驕傲打下去。有一天我在老師的客廳同老師談話，門外有人敲門，老師把門打開迎進一位年輕女士。我一看她正是我們同一屆但不同系一位女研究生，因我們那時剛答辯不久，我便問她分配到那個單位了，結果對方說她還在醫大上學。聽到這個回答後我瞬間感到好像做夢一般，天下居然有長得如此相像的人，而且說話聲音也像！我拍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連聲說“對不起，是我錯了”。實際上這個突發事件使我認識到自己近期來的驕傲心態是完全錯誤的。

我找個機會向老師講述孫悟空的故事，說孫悟空會了72變之後便向其師兄弟顯露，結果被師傅趕走，未能學到更多的東西。老師當然聽懂了我這種藝術的認錯方式，說到“當然，我還有許多東西要教給你”，我也做好準備向老師學習更長的時間。

老師當時能看出來我以後有機會出國，她鼓勵我出去看看，說“如果要了解中國，你應該先了解世界，只有了解了世界，你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國”，“不論在任何地方，你都要做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人”。

因老師的合同即將到期，88年初老師準備回美國。因為渴望能向老師繼續學習一段時間，我急忙聯繫其它院校，希望能給老師創造一個機會在中國逗留更長時間，但因那個時候辦理新的任教手續很複雜，我不得不送老師回國。

老師回紐約後曾寄給我一本書《The masks of God, Oriental Mythology》，此外還寫了十幾封信，考慮到國外的信檢系統，老師在信中未能討論更深入的問題。

94年底我二度出國在歐洲某國攻讀博士學位，剛安頓下來我就給老師在加拿大的住處打電話，接電話的是老師的丈夫，對方已經是80多歲的老人，反應有些遲鈍，說起話來反反覆覆，我急切地問老師可好，結果對方悲痛地告訴我老師已經去世。我聽到噩耗眼淚禁不住流了下來，因為我一直準備同老師有機會再見面進一步深入地學習哲學，而現在這個希望被徹底撲滅。

我一直保留着老師的來信，現在有時候還翻開看看。轉眼間老師逝世已經10周年，我在學習兩個專業過程中接觸過許多老師，但對我影響最大的卻是這位哲學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