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學術研究：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科學研究分為基礎科學研究和應用科學研究。大致來說，基礎科學研究是對自然現象的探索，也就是所說的“創造知識”，而應用科學研究是利用已有的知識來創造財富。應該承認，基礎科學研究對人類文明進化的作用是長遠的，巨大的。但是，從事基礎科學研究需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包括人力資源和財力資源。這對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目前，中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水平，全社會的多數人，也就是那些農民和工人，實際上是在生存線附近掙扎。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拿出巨額資金來搞基礎研究，不能說是合理地利用有限的資源。著名科學史學者W. C. 丹皮爾在《科學史及其與哲學和宗教的關係》中曾指出，“人類歷史上有三個學術發展最驚人的時期：即希臘的極盛期、文藝復興時期與我們這個世紀。這三個時期都是地理上經濟上發展的時期，因而也是財富增多及過閒暇生活的機會增多的時期……記住這個事實也許是有好處的。”這就是說，從古至今，純學術研究的長足發展都依賴於社會財富的大量積累，有才能的人擁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換句話說就是，社會財富積累在先，學術發展在後。因此，想要通過純學術研究來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見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國科發基字[2001]81號文件：《關於加強基礎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見》)，是與歷史事實相悖的。

其次，基礎科學研究是科學家在世界範圍內的競爭，而科學的熱點是一流科學家的角斗場，二流、三流科學家即使拿出全身解數也極少可能爭得一席之地。如果承認中國學術界目前學術水平與世界一流之間的差距，那麼仍舊迫使他們參與這個角逐就極為愚蠢：這就象是要傾全國之力，非要讓中國足球隊奪得世界冠軍一樣，他們除了丟人現眼之外，還在浪費中國社會的資源。

第三，基礎科學最前沿的研究一般都屬於非定向探索，很多重大突破都是隨機發生的。這是因為，科學研究首先是科學家的精神活動，它的原動力就是自己的興趣。而目前中國的所謂基礎研究，絕大多數屬於所謂的“跟蹤”性質，也就是跟在別人的屁股後面跑，揀人家的殘羹剩飯。這本身就決定了這類研究的等級，不外是什麼“國內一流”、“填補國內空白”之類的自欺欺人。

第四，基礎科學的研究成果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人人可以享用。充分利用這些精神財富來創造物質財富，也就是搞應用研究，搞技術發明，搞知識傳播，不論是就中國的國情來說，還是就中國學術界的水平來說，都是恰當的，合適的。所以說，中國的學術界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吸收消化已有的知識上，利用這些知識來服務國家、造福社會。具體地講就是，大學在教學上，要以講授科學前沿知識為主要內容；在研究上，要以解決社會需要為主要目標。這是日本在二戰後經濟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經驗，也是國際有識之士對我們的忠告。2002年，針對中國學術界近年來提出“中國需要諾貝爾獎”的口號，劍橋大學校長布羅厄斯建議說，中國大學應該把自身的資源集中於具有廣泛效益、有潛能、有應用性的原創性科學研究。(夏紅衛、程瑛：劍橋校長剖析劍橋奇蹟)。

不論是在中國還是在西方，學術界都素有象牙塔之稱，意思是它們脫離於塵世之外。確實，在美國目前的名校之中，只有麻省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曾經放下架子，敢於與工商企業界為伍。實際上，他們之所以肯這麼做，主要原因就是要擺脫本身發展所處的困境，即資金短缺。社會是發展的，以前人們不以為然的事情，在今天可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同樣，在今天人們還不習慣的事物，在將來人們可能會認為理所當然。麻省理工學院建校之初，其它學校對它的實用主義傾向嗤之以鼻。但到了今天，它的成就卻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學校所無法企及的。六十年代，有八百年歷史的英國老牌大學，劍橋大學，終於放下了架子，效仿斯坦福大學建立硅谷的經驗，在劍橋周圍建立了科學園。所以，從事應用科學的研究開發，不僅沒有降低中國學術界的身份，而是適得其所地提高了自己。

戰國時代，齊國大臣田忌與齊王諸公子賽馬賭博，屢戰屢敗，因為田忌的馬匹比不上王室的馬匹。田忌的幕僚孫臏於是向主人獻計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也就是用自己的下馬對齊王的上馬，用自己的上馬對齊王的中馬，用自己的中馬對齊王的下馬。結果，田忌以三戰兩勝一負的成績贏得千金。(《史記·孫子吳起列傳》)。這被某些人稱為世界最早運用運籌學的例子。

從田忌賽馬的故事中，中國的學術界應該學到點東西。學什麼呢？首先就是要實事求是，有自知之明，承認如下事實：中國仍舊是一個窮國，沒有本錢玩富人的遊戲；中國的學術水平比世界一流至少要差兩、三個數量級，沒有資格參與這個遊戲。其次，要量力而行，不要和比自己強大的對手硬碰硬，拼傻勁，要選擇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與對方周旋。而應用科學就是這樣的領域。

一般說來，應用科學的研究開發對人的素質要求比基礎科學研究要寬鬆一些。這是因為，對從事基礎科學研究的人來說，其關鍵素質有兩個：第一就是要具有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能力；第二就是要有總結歸納、根據零散的數據抽象出系統理論的能力。而具有這兩種能力的人並不是很多，即使是在歐美學術界也是如此。而應用科學的研發則不同，它面對的是已經存在的問題━社會和市場已經把問題提了出來，並且問題的解決一般就是研究的終點，也就是說他們通常不需要把研究結果上升為理論。這就意味着從事這方面工作的人不需要具備科學家的某些稀有的素質。這麼說，並沒有貶低應用科學研究的意思，它不過是社會現實，也可以理解為社會分工不同。實際上，MIT的師生(主要從事應用科學的研發)在面對哈佛大學的師生(主要搞基礎科學研究)時，並沒有低人一等的感覺。所以，中國的科學家也不要對搞應用科學感到不好意思。

古人云，“歸真返璞，則終身不辱。”(《戰國策-齊策》)。這可以理解為一個人放下自己的架子，摘下自己的假面具，會活得輕鬆一些、自然一些。干點兒力所能及的事情，干點兒自食其力的事情，干點兒造福社會的事情，豈不比干那些自己都搞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東西的SCI強百倍千倍萬倍？如果中國的學術界都在干自己有能力幹的事情，他們還用得着去偷、去搶、去騙嗎？從古到今，自取其辱都是因為不自量力。兩千多年前的人都把這個道理搞懂了，21世紀的中國院士、博導們怎麼還這麼糊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