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中縈繞的名字

猴年馬月的北京出人意料地涼爽，不尋常的天氣似乎預示會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果然在六月下旬，衛生系統流言四起，以至於國家衛生部不得不召開新聞發表會，就今年薩斯實驗室事故答記者問。新上任的主管副部長聲明：請大家容許我保密兩天。

兩天后，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建黨77周年。衛生部召開大會，宣布追究領導責任，從國家疾病控制中心，到病毒所，最後是腹瀉病毒研究室，從上到下一口氣摘了五頂烏紗。塵埃落定，相關報道充斥報刊網絡，中國衛生防疫系統的聲譽到了歷史最低點。

去年薩斯時曾經風雲一時的人物而今成了街頭巷尾的談資，天氣驟然轉為悶熱。望着烏蒙蒙的北京，心中猛然想起一個名字，縈繞在心中二十年的名字。

當中國人漸漸開口說出真話的時候，開始聽到這個名字，以及這個名字背後的故事。一個又一個故事所勾畫出的豪情和悲傷，使這個名字深深印在心中。

以為網絡信息爆炸的今天，搜索一下這個名字，會有千百條詳細的資料。不料查詢之下，僅僅是有限的乾巴巴的幾條。相比之下，那些所謂的英雄所謂的風流人物，充斥於網絡，被人一遍又一遍地提起討論，翻來覆去地爭議，來來往往地探討。這些如雷貫耳的有幾個比得上這個名字對民族對人類的貢獻？

人們緣何鍾情於沾滿鮮血的雙手而無視救苦救難的心腸？

幾十年過去，這個名字已經獲得了原本屬於他的名譽和地位。但無情的歲月和我們這個善於向前看、樂於健忘的民族使這個名字漸漸沉入歷史的泥沙中，再一次漸漸被遺忘了。

有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是不能被遺忘的！洗清歷史長河中的污泥濁水，這名字將永遠如金子般閃亮。

這個名字叫：湯飛凡。

二、英雄慧眼

近代中國是湖南人的舞台，從曾國藩到毛澤東，湖南人最終成為中國的主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 ，湖南大旱，“百姓咽糠茹草，至有餓斃自盡者。” 7月23日湯飛凡出生於湖南醴陵。

湯家在當地是個旺族，到湯飛凡出生時家道早已中落，父親設館教書維持家計。湯飛凡行三，五歲啟蒙，父親遵循易子而教的古訓，送他到二十里外的東崗就讀於何家義塾。

何家與湯家為通家之好，年輕博學的何家少爺素有大志。年幼的湯飛凡勤奮好學且意志堅毅，一如其眼界便十分鐘愛，除了為他課外輔導外，還教他算術自然等新學。何少爺連得三女後，向湯家提出將其中一女許配給湯飛凡，而且可以等湯飛凡成人後自己選擇。

世事難料，愛湯飛凡如己出、譽之為天下英才的鄉野書生居然成了一代梟雄。辛亥革命後，何少爺棄文學武，入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入湘軍，從排長干起，一步一步成為湖南霸主，後來更因為毛澤東的一首蝶戀花的角注，成為除蔣介石外不做第二人想的大名鼎鼎的國民黨反對派：何鍵。

總角時便入英雄慧眼的湯飛凡所走的卻是一條截然不同道路。湯飛凡12歲入長沙城南小學堂，三年後畢業，追隨二哥考入甲種工業學校。雖然學工，但他從小目睹家鄉父老貧病交迫，一直有志懸壺濟世，兩年後湘雅醫學院成立，湯飛凡從甲種工業學校退學，成為湘雅醫學院的首屆學生。

七年寒窗，湘雅醫學院第一屆招收的30名學生，1921年畢業時只剩下10人。這十人中出現了兩名中國醫學屆的泰斗，除了湯飛凡外，另一位是畢業時名列第一、與湯飛凡同歲的內科名宿張孝騫。

七年的醫學訓練，不僅磨鍊了湯飛凡堅韌刻苦的精神，也使他對濟世有了新的認識。19世紀與20世紀的世紀之交的二、三十年，正是微生物學的黃金時代，以巴斯德(Pasteur) 和寇霍(Koch) 為代表的一代細菌學和傳染病學天驕，陸續發現了大部分重要傳染病的致病菌。寇霍的學生日本人北里柴三郎發現了鼠疫和破傷風的病原菌，人稱東方寇霍。年輕氣盛的湯飛凡曾言：“日本能出東方的寇霍，中國為什麼不能出東方的巴斯德？”

從湘雅醫學院畢業後，湯飛凡立志研究細菌學和傳染病，申請到協和醫學院細菌系進修。當同學邀請一道開業行醫時，湯飛凡說出畢生意願：“當一個醫生一輩子能治好多少病人？如果發明一種預防方法卻可以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何鍵此時已為湘軍團長，見湯飛凡醫學院畢業，向湯家重新提親。湯飛凡在何家三千金中選中15歲的二小姐何璉。以何鍵之意，女兒隨軍東奔西跑極不安定，希望能立即成親。湯飛凡因為要去北京進修而無法養家，最後只是訂婚。

湯飛凡在協和醫學院一年後兼任助教，三年中全面掌握了細菌學理論和實驗技術，經系裡和學校推薦，湯飛凡獲得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獎學金，準備赴美深造。

兵荒馬亂的湖南，局勢複雜多變。這次何鍵不再遷就，湯飛凡與何璉成親後，一起到了美國。

年輕的湯飛凡走的是一條科學之路。

三、拓荒者的回歸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是病毒學的拓荒時代，湯飛凡所進修的哈佛醫學院細菌系的研究重點此時正轉向比細菌更小的微生物，拓荒者的首要任務是找到新的方法。作為投身病毒學研究的第一個中國人，在哈佛的三年裡，他的工作主要是研究病毒學實驗方法。他與同事們在病毒學發展的早期重要的貢獻包括用物理方法證明了病毒是可過濾、能離心沉澱、能自我複製、有生命的寄生於細胞內的微生物。他們還研製成第一代微孔濾膜，用於測定出各種病毒的大小。

三年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導師強烈要求湯飛凡留在哈佛。優厚的生活條件，得天獨厚的研究條件，以及病毒學研究剛剛掀開的無比寬闊的視野，吸住了湯飛凡的心，他決定留下了。

這時一封信來自大洋彼岸，寫信人是他的老師顏福慶。

出身基督教牧師家庭、畢業於耶魯醫學院的顏福慶是中國現代醫學教育的先驅和領袖。湯飛凡就讀湘雅醫學院時，顏福慶任院長。離開湘雅後顏福慶就任協和醫學院副院長。鑑於當時國內幾所較好的醫學院都是外國人創辦的，顏福慶矢志創建中國自己的醫學教育體系。乘國民政府成立第四中山大學的機會，顏福慶倡議設立醫學院。南京政府批准此議，醫學院與1927年9月於上海開學。次年顏福慶辭去協和職務，專任此時已經改為中央大學醫學院的院長。

醫學院雖然設立，可是經費靠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和中國紅十字會資助，十分困難，師資尤為缺乏，開學時只有教師8人。百廢待興的顏福慶想起了人在美國的湯飛凡。

顏福慶在信中，沒有天花亂墜的許諾，只是如實地列出辦中國人自己的醫學院的困難，和對學生的殷切希望。正是因為這種開誠布公，使湯飛凡驟然生出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豪情，當即決定歸國。1929年春，湯飛凡攜夫人歸上海，任中央大學醫學院細菌系副教授。

所謂中央大學醫學院，其實只有29個預科學生，以及極少的教職員。湯飛凡任教的細菌系壓根就沒有，顏福慶給湯飛凡的第一項任務是籌備開始細菌學的課程。湯飛凡認為理論必需聯繫實際，細菌科的重點在實習。到上海後立即着手建立實驗室，在教學之餘開始利用極其簡陋的設備進行研究，於1930年開始陸續發表論文。從此，中國有了自己的病毒學研究。

1932年，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改名為國立上海醫學院，湯飛凡升正教授，同時受聘為英國在上海的雷氏德研究所細菌系主任，可以利用該所齊全的設備進行複雜的實驗。1935年湯飛凡到英國國家醫學研究所進行短期協作，與1937年初歸國。

從1929到1937的八年中，湯飛凡在所研究的病毒的本質及有關的方法學，牛胸膜炎的病原學，以及後文着重介紹的沙眼病原學等方面，均有重大進展，所發論文許多篇被權威性專著或教科書引為經典文獻，可以說短短幾年內碩果纍纍。

如果再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以他對科學的執着、嚴謹和敏感，以及病毒學研究的歷史機遇，實現東方巴斯德的夢想不是沒有可能的。可是爆發於1937年的抗戰，徹底的改變了一切。

許多年後，與人談到這個少年時的夢想。有人說這是命運，湯飛凡的回答是：“不是命運，是我自己的選擇。”

在民族存亡的關頭，湯飛凡作出了自己的選擇，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四、一個中國人的選擇

1937年，不僅湯飛凡的命運，整個中華民族的命運也到了轉折關頭。命運沒有給湯飛凡另一個八年的研究時間，給予他以及中國人的是八年煉獄般的民族興亡。

8月13日，中日於淞滬會戰。

按今天的叫法，湯飛凡不僅是海歸，還是國際知名科學家、外企高級主管、太子黨，名符其實的社會精英和既得利益者。對一個一直在象牙塔內從事科學研究的知識分子，沒有人苛求他在民族救亡中做什麼。對一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即使他願意為抗日出力，象當時的知識分子一樣，能做的只有吶喊助威。

湯飛凡的確象其他的知識分子一樣，放下手中的科研工作，走出安靜的實驗室，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他要做的不是上街示威遊行，不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而是真正的匹夫有責。

湯飛凡動員夫人參加紅十字會的後勤支援，自己報名參加了上海救護委員會的前線醫療救護隊，隨上海醫學院的師生組成的醫療隊駐紮寶山。在他多次強烈要求下，湯飛凡被分配到第一線救護站，對傷員進行初級創傷處理，救護站離火線只有幾百米。

幾百米，救護站在日本人炮火的覆蓋下，幾次幾乎被擊中，數人相繼受傷。就在炮火中，湯飛凡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受到了超越生死的激情。三個多月中日夜工作，中間只回家兩次。夫人十分擔心日軍的炮火，身高一米六零的湯飛凡有自己的主見：“因為我目標小，炮火打不中我，所以我幹這個最合適。”

三個月中，醫療隊轉戰寶山、閘北、蘇州河南岸，直到上海淪陷，稱得上出生入死。在那一代科學家中，不記得是否還有別人象湯飛凡一樣直接參戰。即便湯飛凡在1937年後一事無成，以他火線救護之舉，足以算得上英雄了。

上海淪陷後，湯飛凡回到雷氏德研究所。租界雖然一切依舊，但山河破碎，湯飛凡已無心研究。此時接英國通知，要求準備撤往英國。對湯飛凡來說，到英國繼續工作是理所當然也是最好的選擇。

還是顏福慶，又一次改變了湯飛凡的人生。

時任國民政府衛生署長的顏福慶鑑於戰爭期間瘟疫猖獗，以為重建中央防疫處為當務之急，能當此重任非湯飛凡莫數。一封書信自武漢至上海，請湯飛凡到長沙重建中央防疫處。

正在自慚無為、於無奈中打算再一次去國的湯飛凡接信後精神為之一振。當即辭去月薪六百兩銀子的雷氏德研究所的職務，攜家眷返鄉。

顏福慶的這封信，使科學界少了一位巴斯德，中國多了一位民族英雄。

在國難當頭時，許多中國人沒有選擇，他們肩負保家衛國的擔子，他們只能浴血沙場，用大刀步槍以及自己的生命與日寇搏鬥。有些中國人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忍辱偷生，做漢奸當亡國奴，要麼挺身而出，隨時準備為國家流盡最後一滴熱血。許許多多的中國人義無反顧地選擇了站着死，象那些英勇不屈的將士，和那些“生在湖南、死在山東” 的學生，以及那些“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 的青年。還有些人象湯飛凡有更多的選擇，他可以出國而不必當亡國奴，何況他不是為了逃避而是為了繼續研究，何況他已經為抗戰盡力了。

湯飛凡象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作出了選擇。湯飛凡不是完人，不是聖人，他身上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是有一點，熟悉他的人，包括他的敵人，都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

中央防疫處始建於1919年，因為東三省鼠疫流行，北洋政府決定在北平設中央防疫處，製備血清、疫苗以及指導全國防疫工作。1935年奉命遷南京，北平總處改為北平製造所。1936年正式遷往南京，尚未來得及修建新址，戰爭爆發。中央防疫處再遷長沙。

1938年湯飛凡到長沙時，中央防疫處如一盤散沙。辦公地點是暫借的，職工包括從北平撤來以及本地招的一共20來位，沒有一個高級技術人員。從北平運出的設備原本不多，一路散失，只剩可憐的幾個，充其量能製備狂犬疫苗。日常靠出售從北平帶來的牛痘苗和抗毒素維持。更要命的是，日軍連日空襲，處長陳宗賢不在長沙，人心渙散，一半職工成了白天踢球晚上喝酒的混混。

湯飛凡的到來，使防疫處的工作恢復正常，很快提高了技術水平，更重要的是建立了感情，有了一批死心塌地跟隨他獻身中國衛生防疫的手下。

陳宗賢回長沙後，兩人開始防疫處重建工作。可是此時武漢告急，政府已遷重慶，根本無力顧及建設衛生防疫機構，只是命令防疫處遷移。往哪裡遷？陳宗賢主張遷往重慶，湯飛凡認為重慶過於擁擠而且交通不便，建議遷往昆明，便於同外界聯繫。兩人爭持不下，只好一道去重慶請示。

到重慶時顏福慶已提出辭職，衛生署長人選未定，主意無人願拿。湯飛凡與陳宗賢都是牛脾氣，揚言如果自己的建議不被接受就辭職，重慶因此出現一場小小的風波。已任防疫處長九年之久的陳宗賢在政府內人脈甚廣，在衛生屆也甚有人緣，相比之下湯飛凡只是上海一書生。可是湯飛凡有陳宗賢沒有的背景，除了原任衛生署長顏福慶是他的老師外，內政部長何鍵是他的岳父，這在官場已經足夠了。

衛生署的決定公布了，陳宗賢調離，湯飛凡接任防疫處長，防疫處遷昆明，衛生界一片議論。時人之議也好，千夫所指也罷，歷史證明湯飛凡的選擇是明智而且是至關重要的。中國官場任人唯親的傳統這一次的結果不是昏庸和災難，而是綠洲，生命的綠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