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少年有夢

野口英世的慘痛教訓使湯飛凡決定親自採取樣品，採樣地點選在以眼科著名的北京同仁醫院。他找到眼科主任張曉樓，張曉樓答應得十分痛快，只有一個條件，項目兩人合作。沙眼病原體的研究完全是實驗室項目，沒有臨床觀察內容，根本不需要同臨床合作。況且早已被稱為湯老的湯飛凡在衛生系統一言九鼎，沒有商量的必要。但湯飛凡出於合作愉快的考慮，還是答應下來。 這一決定在湯飛凡身後風波了幾十年，耗盡了湯夫人餘生精力。

湯飛凡從研究包涵體開始，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每周帶助手在同仁醫院沙眼門診工作半天，採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樣品，對沙眼病程和包涵體有了較為清楚的認識。同時，湯飛凡用恆河猴作沙眼的動物模型，在世界上頭一次成功地在動物身上發現包涵體。

此時，病毒分離的工作也在緊張進行。經過一年的分離，採用當時各種病毒分離技術，結果無一成功。失敗的情緒在研究所內蔓延，畢竟過去的七十多年，全世界的科學家進行了無數次研究，無一成功。

湯飛凡絲毫沒有放棄的念頭，經過一年的探索，他認識到，不能再重複別人的病毒分離方法，一定要走自己的路。

根據他對沙眼病毒的了解，決定採用雞卵黃囊分離病毒，並意識到分離病毒的關鍵是如何抑制病人樣品中的細菌，在沒有可靠數據的情況下，他決定同時使用青黴素和鏈黴素。新的分離方法建立後，開始分離試驗。

1955年8月10日取來的標本是新方法的第八次分離試驗，傳了三代後成功地分離出病毒。20多年的心願終於實現，湯飛凡成為世界上發現重要病原體的第一個中國人，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個中國人。這株病毒就是著名的TE8。

興沖沖趕來的張曉樓建議馬上發表，因為世界上許多實驗室都在進行沙眼病原體的研究，不能被別人搶在前頭。湯飛凡斷然拒絕了，因為之前有多家實驗室聲稱發現沙眼病毒，可是都不能重複。因為野口英世的前車之鑑，絕對不能讓日本人看笑話。一定要能重複分離，能體外傳代，能在動物中引起病變。

又經過一年的時間，湯飛凡完成了上述工作，與1956年10月發表論文。

為了進一步確定所分離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體，1958年元旦，湯飛凡命助手私下將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後的40天內堅持不做治療，收集了可靠的臨床資料，徹底的解決了七十餘年關於沙眼病原的爭論。

一直處於低潮的沙眼病毒研究因為湯飛凡的成功，一下子成為熱點。用湯飛凡的毒株，英國首先證實了湯飛凡的工作，從此沙眼病毒被稱為湯氏病毒。接下來，他們用湯飛凡的方法成功地分離出沙眼病毒，從此，各國不斷分離出沙眼病毒。對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新的認識，發現除沙眼外，還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許多炎症。1970年，國際上將沙眼病毒和其他幾種介於病毒和細菌之間的、對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為衣原體，湯飛凡是名符其實的衣原體之父。

湯飛凡的發現，使人們認識到沙眼的傳播特性，尋找到了治療的藥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驚人的速度減少，迄今世界上許多地區沙眼已經基本絕跡。以上海為例，1959年沙眼發病率為84%，兩年以後降到5.4%。

湯飛凡心裡的中日戰爭終於以中國的最後勝利而告終。

以湯飛凡為代表的一代中國科學家在那個因陋就簡的年代裡，曾經取得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同西方國家比，他們所用的儀器設備非常簡陋，條件非常艱苦。在那種情況下，他們卻取得了今人所不能取得的成就。今天，中國的科研條件已經接近國際水平，無論從人才設備、研究經費還是國際交流上，都是湯飛凡們想都不敢想的。然而我們的科學家再也拿不到那種成果。

不是什麼動亂的影響，也不是什麼體制的因素。而是現代的科學工作者沒有了老一輩人的赤誠，沒有老一輩人的責任感，沒有老一輩人的鐵肩道義。科研如同繪畫寫詩，講究意境。只有無私的人、以拯救民生、為民族爭光的戰士才能永不放棄，才能大放光彩。

每個少年都有過蓋世無雙的夢，都有過氣吞山河的豪言壯語。當歲月在眉間心頭留下痕跡以後，所有的夢和豪言壯語便成了少年不知愁滋味的記憶。但是有一個107年前出生於湖南的矮小少年，牢牢記住少年時的夢和豪言壯語，用一生追逐這個夢想，於花甲之年實現了當年的諾言。

“發明一種預防方法使億萬人不得傳染病” 。

湖南少年的夢，湖南少年的豪言壯語，湖南少年的非凡人生。

十、士可殺不可辱

依照湯飛凡的計劃，下一步在已有病毒株的基礎上重新研究沙眼的感染、診斷、預防、治療和免疫，研究毒株的分型以及與其他相似病毒的關係。但是當時的情況不容許他踏踏實實地集中於沙眼的研究，他的論斷一個接一個地被外國科學家所證實，包括因為研究同源性而誕生了衣原體這一微生物種類。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湯飛凡進行科學研究的黃金時代，他以他敏銳的思路、完善的計劃，帶領中國生物製品業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中國生物製品的擎天一柱。

中國的現狀使科研計劃不能以個人的意願而轉移，而對於立志救死扶傷的湯飛凡來說，這一點正是他心甘情願的，放棄個人的名利，為疾苦大眾福利，正是他人生的選擇。在分離出沙眼病毒後，根據上級指示的放棄學術問題、為人民服務的要求，湯飛凡的研究重點轉移到麻疹和脊髓灰質炎的預防問題上。

當時中國麻疹廣泛流行，幾乎每個孩子都出疹子，冬春之際，發病率和死亡率極高。俗稱小兒麻痹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超過萬分之一，常有暴發流行。湯飛凡很快分離出麻疹病毒和脊髓灰質炎病毒，製備出的麻疹活疫苗很快開始在北京的幼兒園內試用。

如果命運在給湯飛凡幾年時間，中國肯定會提前消滅麻疹和脊髓灰質炎，其他一些傳染病也能提前得到控制。只可惜天妒英才。

1956年的反右運動，正在忘我地分離沙眼病毒的湯飛凡並沒有受到衝擊。一方面中共中央有一份保護名單，其中包括湯飛凡、張孝騫等中國醫學界的泰山北斗。另一方面，湯飛凡對政治素無興趣，只是一門心思搞科學。1958年夏天，反右結束，他的學生中也有人被劃為右派，使他十分惱火，埋怨學生不該亂說亂道，搞科學的管什麼政治？

可惜不管政治的人，政治要管他。

完成反右運動的毛澤東，心裡有着另一個計劃。在他眼裡，每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必須接受水與火的考驗，在群眾運動中脫胎換骨。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1958年9月，拔白旗開始了。在醫學界，要拔的白旗都是反右運動中受保護的一流學者，衛生部機關黨委統一部署，各單位拔白旗。生物製品所要拔掉時任所長、學部委員、中國微生物學會理事長和衛生部生物製品委員會主任委員的湯飛凡這面大白旗。

9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所黨委書記和副書記來到湯飛凡的辦公室，表情嚴肅，一看就不是來請客吃飯的。組織上要湯飛凡檢查資產階級思想，聽取群眾批判。

9月26日，研究所召開小型會議，聽取湯飛凡的自我檢查，大家認為水平太低，全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可是這個檢查已經是湯飛凡的違心之舉了。

研究所於28、29日召開全體黨團員大會，要湯飛凡繼續檢查和聽取群眾批判。為了幫助湯飛凡，組織上私下進行了動員，安排了發言。

中國人的扒糞文化，中國人的嫉妒，中國人的陰暗心理，中國人的小人得志狗仗人勢又一次得到了宣泄。

大會氣氛從緩和到緊張，發言從和風細雨到狂風暴雨。第一天湯飛凡是坐着回答問題，第二天便失去了分辨的權利，如同挨批鬥一樣，一會兒“站起來低頭！” ，一會兒“坐下好好記！”

湯飛凡的待遇也逐日提高，第一天是資產階級學術權威、插在社會主義陣地上的一面大白旗，第二天就升級為民族敗類、國民黨反對派的忠實走狗、美國特務、國際間諜。他騎在人民頭上，他的反動派岳父，他冒充大科學家，他向洋人討麵粉丟了中國人的骨氣，他把沙眼病毒送給外國人把分離方法告訴外國人、出賣國家利益。更為無中生有、讓湯飛凡受到極大刺激的是，有的人根據想當然的推理，誣衊湯飛凡與實驗室技術員有不正當男女關係。

散會時，主持人對着規規矩矩站在那裡的湯飛凡咆哮：坦白交代低頭認罪才有出路，不然死路一條。我們說到做到，可以馬上把你這個國際間諜抓起來。

明天繼續開會，而湯飛凡已萬念俱灰。

1958年9月30日晨，湯飛凡自盡。

中南海里有人知道打碎了什麼。

周恩來聞訊後勃然大怒，處理了有關人員，亡羊補牢終止了剛剛開始的拔白旗運動，以至該運動今天鮮為人知。

周恩來心裡知道，有些東西一旦毀壞了是無法彌補的，名將可以靠百戰，名臣可以靠歷練。然而無雙的國士要靠上天的賜予，是百年不遇的國之瑰寶。

周恩來所能做的，就象那些年代裡他作過許多許多次那樣，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

十一、身後那些事

沒有通知親友，沒有舉行葬禮，何璉一個人伴隨遺體火化，悄悄地捧回骨灰，放在自己的臥室。完成了湯飛凡在遺書中的交代：把桌上的六本書還給謝少文。然後是漫長寂寞的歲月，二十年。

曾經與世界先進水平並駕齊驅的中國防疫生物製品業自毀長城，每況愈下，加上十年動亂，與先進國家的距離越來越大。這些年來人心渙散，私慾橫行，以至在薩斯流行期間大失國人所望，甚至發生實驗室感染的重大事故。

連湯飛凡生前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也因為人的私慾而長期被剽竊。

湯飛凡死後，中國的沙眼病毒的基礎研究漸漸終止，與湯飛凡合作的眼科專家張曉樓站出來理所當然地包攬了各種榮譽，也包括靠重覆湯飛凡在自己眼裡做的人體試驗而發表的那篇論文。

湯飛凡屬於自絕於人民，他的名字不能被提起，文革中更成了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學術權威、漏網大右派，於是這個名字消失了。人民畫報上是張曉樓燦爛的笑容，報刊上一篇又一篇的介紹這位沙眼病毒發現者的先進事跡。寫文章做報告接受採訪，更為可笑的是，寫論文時不得不引用當年的論文，他居然把第一作者湯飛凡免去。在黑白顛倒的年代，因為政治的需要，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撥亂反正後反而變本加厲，豈止是利慾薰心？

撥亂反正以後，本來湯飛凡沒有戴帽子，不屬於平反之列。但醫學界的呼聲太大，衛生部於1979年6月為湯飛凡舉行追悼會，給予湯飛凡高度評價。

中國在重新發現湯飛凡，外國人一直沒有忘記他。1980年6月，中國眼科學會收到國際眼科防治組織(IOAT)的一封短函：因為湯博士在關於沙眼病原研究和鑑定中的傑出貢獻，國際眼科防治組織決定向他頒發沙眼金質獎章。希望能夠得到湯博士的通信地址，以便向他發出正式邀請，參加1982年11月在舊金山舉行的第25屆國際眼科學大會。

沙眼防治的最高榮譽終於屬於湯飛凡，可是IOAT不知道，這世上早已沒有湯飛凡。

頒獎儀式後來改在1981年5月的全法眼科學大會上舉行，衛生部決定由湯飛凡的學生王克乾代為領獎，並明確通知了一起與會的時任中華醫學會眼科學會主任委員的張曉樓。

發獎前一天下午，中國駐法使館一位官員突然通知王克乾，組織決定明天改由張曉樓領獎。大會上張曉樓滿面春風地接過獎章和獎金，並發言。令人不解的是，發言中沒有一次提到湯飛凡的名字，均以“我們”代替。等大家看到獎章，才發現原來頒發給湯飛凡獎章改刻了兩個名字，第一名居然是張曉樓。

譽滿京華的通天名醫居然能夠施展乾坤大挪移，周旋於使館和IOAT之間，兩天之內偷天換日。

獎章拿回來，又是一輪報道採訪，張曉樓正式成為沙眼病毒的第一發現人，國際金獎的獲得者。可是有一個難題，原來獎章是發給一個人的，雖然臨時刻上兩個名字，獎章還是一個。張曉樓沒有被難倒，他用原本屬於湯飛凡的獎金複製了兩枚鍍金獎章，自己留一枚，交給湯家一枚，原件上交衛生部，一個圓滿的結局。

人道青天不可欺，善惡人盡知。張曉樓的做法引起公憤，當年12月政協會議上，不少委員就提議嚴肅處理這種剽竊行為。國際上也有不少疑問，湯飛凡夫人和學生們從一開始就強烈要求衛生部澄清。

但是名醫的能量無法估量，一件原本簡單的事情一拖就是五年。總是說要顧全大局，維護中國科學界的聲譽，始終沒有解決。何璉骨子裡的將門血氣終於暴發了，於1986年8月寫信到IOAT，要求一個公正。

四個月後IOAT回信：經了解，沙眼金質獎章是授予湯飛凡的，為了澄清起見， IOAT將複製一枚新的獎章。不久湯家收到新獎章，舊獎章自動作廢。新獎章的後面只刻着一個名字：湯飛凡。

湯家除了新獎章外，依舊保存那枚私自複製的舊獎章，作為近代中國科學史上一大醜聞的見證。

1992年，國家發行中國現代科學家(第三組) 郵票，裡面包括湯飛凡。三年後，為奪回本應屬於自己丈夫的成果和名譽而耗盡精力的何璉在北京逝世。

十二、漸漸遠去

第一次聽說湯飛凡是在車上，一位很敬重的老師突然大發感慨：如果湯飛凡不死，肯定能獲諾貝爾獎。中國居然有這般人物？從此這個名字長留心中。

湯飛凡的弟子告訴我，老師把沙眼病毒接種在自己眼睛裡，冒着失明的危險證明了病毒的致病性，成為衛生系統為科學獻身的典範。

湯飛凡的下屬告訴我，湯老每天戴着白手套在實驗室里到處摸。當時大家就是用雞毛撣子打掃，怎麼能過得了關？就在湯飛凡一次又一次的嚴厲訓斥下，中國生物製品標準化水平提高了。

聽過湯飛凡課的前輩回憶，當時什麼都不懂，竟然問那種膚淺的問題。湯先生居然認認真真的回答，使他對科學產生了真正的興趣。

見過湯飛凡的老職工講，由於夫人比自己高出一個頭，湯所長與夫人出行時一定先行兩步，高高地挺起胸脯，給人一種威嚴。

衛生界的朋友議論，湯飛凡的最大功績在於建設了中國的防疫隊伍，這隻隊伍不僅僅經歷了抗戰，而且在十年動亂中也經受了考驗。而中國防疫系統近年來的衰落，包括應付薩斯的拙笨，也因為這批湯家軍日益凋零，因為湯飛凡的過早辭世。

所謂成者蕭何敗者蕭和，中國衛生防疫系統因為衣原體而名揚天下，也因為衣原體而臭不可聞。去年那令人哭笑不得的薩斯病原為衣原體的診斷讓人再一次想起湯飛凡，這位衣原體之父，這位嚴謹的科學家，這位為國為民的英雄。人們已經不敢期望防疫工作者們能作出湯飛凡般的成就，現在連做好本職工作都成了奢望。那些繼承者們何以面對湯飛凡的在天之靈？

朝代更迭之際，中國的許多科學家，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新中國，同時也選擇了風風雨雨。在衛生系統，一批曾經受國民政府器重、在國民政府中擔任過要職的學者也作出這樣的選擇，如湯飛凡，如顏福慶，以及接替顏福慶擔任衛生署長的金寶善等等等等，他們在新中國建國後的遭遇令人惋惜。這些人稱得上是國士，可惜無人以國士待之。

湯飛凡和野口英世，兩人在科學上的造詣不相上下，然而比起對民族對國家的貢獻，則有天地之別。野口英世一直在美國從事研究，死後也葬在那裡。湯飛凡為中國現代醫學教育而歸國，為了祖國防疫事業多次放棄出國定居，在抗戰中立下卓越功勳。可是現在又如何？

野口英世經渡邊淳一重新發現，成了日本的國寶，他在紐約的墓地成了日本人旅遊的聖地，新版日圓上印上了野口英世的頭像。

而我們那？曇花一現的對科學家的崇拜再一次變成對武夫的敬仰，我們的渡邊淳一們在粉飾太平，添帝王將相的屁股超過了無恥的程度。野口英世在日本人人皆知，湯飛凡在中國除了衛生系統一些老人外幾乎無人知曉。相比之下，豈止是一個慚愧了得！

離我們漸漸遠去的除了時間以外，還有一種東西叫做：魂魄。

謹以此文紀念湯飛凡先生誕辰107周年

200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