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73年回台任清華大學（指台灣“清華大學”，下同——編者注
）理學院院長，1998年退休，但我和清華的淵源卻更早。1949年北平解放
前，當時的校長梅貽琦帶着學校大印，乘蔣介石特派的最後一班專機逃出
圍城，後來移居美國。1950年以後，拜朝鮮戰爭之賜，蔣在台灣立定了腳
跟，又想起要造原子彈，此處用一個“又”字，是有典故的。1945年兩顆
原子彈逼降日本，蔣覺得真要躋身四強，也必須加入原子俱樂部，召集了
吳大猷等幾位學者，商議造彈之道，吳說造彈必先造人，沒有人造不出彈
來。蔣納其議，遂用原定造彈的經費選送一批年青才俊到美國去學造彈之
道。當然先從聲光電化開始，物理方面，就由吳大猷負責，他選了李政道
、朱光亞二人，後來，兩人中留在美國的得了諾貝爾獎，回來的也確實幫
中國造出了原子彈。

　　1955年前後，蔣得到情報，大陸已在進行造彈，乃積極規劃也在台灣
造彈，他還深深記得造彈必先造人的話，想起流寓美國的梅貽琦，就請他
回來主持，在1956年成立原子科學研究所，同時清華也正式在台“復校”
，這是台灣教育界的一件大事。國民黨政府遷台以後，許多大陸學界人士
隨同流亡來台，但一律不准復校，一方面固然是因為經費關係，更主要的
是因為內戰期間，國民政府吃足了學生運動之苦，聞虎色變，風雨飄搖之
際，大學之道當然只好以後再說。但“保國必要造彈，造彈必先復校”，
此話道理或許欠通，但說來冠冕堂皇，何況是層峰交待的，因此“復校”
一請就准，而且一準就是“大學”，這也是破例。當時“復校”審查極嚴
，1960年以後，交大中大也相繼“復校”，但只能成立“院”，交大是工
學院，中大是理學院，直到 1970年代才能稱校。

　　在申請復校的公文上，梅貽琦蓋了個“國立清華大學”的大印，此大
印據說是北伐勝利後，清華從洋學堂收歸國辦時國民政府頒發的，而且梅
貽琦做大學校長已數十年，總不能現在再要他降一級做院長，在十分為難
的情形下，“教育部”只好准許只有一個研究所十八個學生的清華 “復
校”成為大學。

　　四十年後，這顆大印又派上了用場。1995年，那時已是校長的我率了
台灣清華的三“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及各院院長到北京清華
訪問，並簽訂合作交流協議。這是一件大事，我先做了一番準備，北京清
華的規模和學生人數都比台灣清華多上一倍半，而且“天下狀元，半入清
華”，是大陸一等一的名校。雖雲回母校必會受到殷勤接待，但總不能太
比了下去。於是預為準備，兩校正式來往函件概用上當年大印，又製作一
卷介紹新竹清華的錄像帶，一開始就是校徽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又以校歌配音：“西山蒼蒼，東海茫茫……”和大印一起帶去北京，
在第一天有老教授老校友參加的正式聚會上拿出來放映。“文革”期間，
北京清華原來的校歌校徽都被廢了，那時還沒有恢復，許多老教授老校友
都已二三十年沒聽過校歌了，乍然聽到， “此日中堂聞舊音，何人不起
故校情”，當然激動得很，錄像帶一開始不久，就聽見座中有驚呼“老校
歌”的聲音，後來還有跟着哼的，錄像帶放完，該我報告介紹台灣清華，
我把報告精簡了些，最後留三分鐘把錄像帶的開首再放一遍。

　　這次聚會兩岸初晤，氣氛非常非常之好，真箇是歷盡劫波兄弟情更濃
，後來的協議當然也很順利，簽字就簽了四份，兩份簡體字，兩份繁體字
，兩份新竹（台灣）清華在前，兩份北京清華在前，真正的對等互惠。最
實惠的是庚款事也解決了。清華創校原仗庚子賠款，後來支持放洋留學，
培育了許多人才，在台“復校”，也賴此款挹補，以後就一直歸校長專用
，稱為校款。校款原來是只准動用利息的，但在1949年後，幾番轉換，到
我任校長時，到手的只剩箋箋之數了。但箋箋之數還是數，1979年美國承
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款亦將轉手的傳言不斷，一度（台灣）政府還指派
專人負責“護款”。但兩校自己卻因無直接交往，從未談起過。1993年在
香港的一個大學會議，我首次遇見北京清華的王大中校長，他問起此事，
我想終於來了！乃坦誠相告，此款現由中美人士合組的一個委員會保管，
我管不着，等我弄清楚了我們再好好談。以後又有一兩次晤面，他又提到
此事。此次赴京，我想此問題總要面對，乃想好了腹案，但到了北京，一
直地忙，王校長倒也沒提起此事，直到簽完合作協議，中間有一條專談兩
校師生交流的事，儀式結束後，觥籌交錯互相恭賀間，我指着這條說：
“校款就用來支持這項活動怎樣？”王校長是解人，頷首會心一笑，那棘
手的庚款問題就此解決。當然，王事先也早打聽清楚，庚款餘額確已無多
，而保管委員們卻都是耄耋長者（吳大猷是主任委員），這種麻煩不惹也
罷。

　　回首前事，轉瞬十年過去了，應該“坦白”一下：那顆大印不是原裝
貨。和北京交流前，我曾着人尋找原來大印，但早不知蹤影，好在舊日文
件都在，乃仿製了一顆，可以亂真，說是梅校長用過的大印，也是培養氣
氛，請王校長老校友多多見諒。不過校款確已是箋箋之數，今暑（2004年
）兩校師生交流，還靠它貼補。在中國教育史上起了重大作用的庚款（出
自八國聯軍賠款，是國恥之款），始於（太平洋）兩岸之遊學，終於（台
海）兩岸的遊學，也可算是善盡其用。

　　且說1956年清大在台“復校”，全校有校長一人，專任教職員四人，
研究生十八人。教職員工包括教授吳大猷——知名學者，助教沈君山——
台灣大學六年級生，主任秘書及工友共四名。

　　怎麼會有一個大六的學生來做研究生的助教？原來我在台大讀了四年
級，去受軍訓一年，回來發覺必修的德文沒有及格，只好留校一年，做個
六年級生專修德文。那時我在台大已是位“名學生”，名學生有多種，有
的功課特佳，有的犯上作亂，我一概不是，是個不太用功、功課卻還不錯
的逍遙派，特點是參加很多課外活動，幫學校贏得許多獎牌，其中之一還
麻煩胡適幫我平反，是我大學生活最記得的一事，雖在《浮生三記》中追
述過，此處還忍不住再說一遍。

　　大四那年，我代表台大參加高級別的橋牌比賽，抱回一個大獎盃。

　　父親自小家境清貧，苦學出身，日常訓誡，總希望子女能勤奮向學，
卻不知如此反引起正處於成長期的兒子的反彈，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
書高”，什麼都拿獎，惟有功課不拿獎，父親看我這次又抱了個橋牌獎盃
回來，乃置之廁所，讓我晨昏面對，好好反省。不料有一天，當時台大的
校長錢思亮來我家做客，看到學校的獎盃放在廁所，詫異地詢問父親緣由
，父親反數落他一番：“做大學校長，不好好教學生讀書，卻去打牌，是
怎麼回事？” 父親較錢校長年長，校長不便反駁，心中卻不服氣，恰好
那時胡適自美返台，寄居錢寓，錢把此事跟胡適說了，胡適安慰校長說不
妨，他會找機會幫我們平反。

　　不久，胡適應邀來我家便餐（他和父親原是康奈爾大學同學），陪客
都是很熟的朋友，父親叫我也在末座坐了。酒過三巡，談談就談到橋牌獎
杯的事，胡先生先講了個真實的故事，一位美國年輕人求職，因為在校課
外活動表現好，反被賞識，勝過了功課好的，被錄取了。然後就說現代教
育是要多元化，參加課外活動是好事等等，娓娓道來如春風化雨，滿座皆
頷首稱是，父親亦無話可說。客人去後，父親就叫我把獎盃搬回客廳，那
蒙塵已久的銀杯終於見天日了。

　　獎盃主人的得意就更不同了，四處地說，說胡適到我家來了次機會教
育，這話後來當然也傳到胡適那兒，他想想掃了老友在兒子面前的面子，
過意不去，乃送了我們一幅字：“從今後，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

　　這幅字的後面兩句是胡適的名言，海內外傳誦已久，但在此加上“從
今後”三字，卻有告誡我的意思。它至今還掛在我的客廳，已近五十年了
。

　　這個故事後來也傳到梅貽琦那兒，那時學校初創，他需要一位助手，
也要幫即將返國的吳大猷找一位助教，當然要學物理的，他想起我，就找
我去談話。

　　梅貽琦是一個不多話的人，只講了幾句話，約略告訴我工作的性質，
提起橋牌獎盃的事，他說：“吳先生也是喜歡玩橋牌的。”這就引起了我
一大番議論，把胡適之自由主義多元教育的意思，大大加油加醬地發揮了
一番。校長只微笑不作聲地聽，後來就錄取了。讓一個未畢業的大學生做
了一年三個月研究所的助教，到出國為止。

　　這一年多我跟在梅、吳兩位身邊，真是受益終生。其經過在《浮生三
記》中已有所述，此處就不贅述了。當時梅校長是否慧眼先知，是否在為
四十年後的台灣清華培養一位校長，只好猜測，但1996年台北月涵堂（當
年他辦公居住的地方）翻修，我為他立了一個銅像，下題：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這八個字，我想應是對梅校長最恰當的寫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