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在“新語絲”上看到了關於薛涌的一些議論，讓我想起了自己兩年前的一篇舊稿。當時是針對薛涌在“南方周末”上所發的一番歪論，談了些看法。文成後，投於“南方周末”，未得發表。今天，當薛涌已成功“擠身”於“影響中國50位公共知識分子”之中，特別是在“新語絲”上遭到那番阻擊後，我感覺，這篇舊文或未過時。故，投寄出去，希望能得以發表。不謙虛的話，我自認自己的這篇舊文，對薛涌其人的批駁，要比現在“新語絲”上的那些批評，來得更為尖銳和深刻。）

耶魯的小子，閉嘴　　——靠什麼容忍胡言亂語

　　梁達

　　“中國社會的貧富差別不斷擴大”，確實“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雖然當前話語圈中，各種主張，相互辯爭，實屬多多，但總可算是見仁見智，不失為正常的學與術上的討論。然而日前在2002年6月6日的《南方周末》上讀了一篇薛涌先生的“奇文”，“靠什麼容忍貧富差距——歐美經驗的啟示”，不禁讓人有所驚詫：首先，其所做“容忍貧富差距”的立論，已是在半隱半晦之中，申張着一種頗為偏狹、有失公正的立場了。更何況，在其大講“歐美經驗的啟示”的幌子下，（其實大家心知肚明，更耀人眼的，是他來自“美國紐黑文”,是“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的博士候選人”的“牌子”）更是隱埋着一種基本推理不清、有失邏輯規範的一派胡言亂語呢？讓人至少不禁要問，要靠什麼才能容忍這位來自美國耶魯的博士侯選先生的胡言亂語呢？

　　說實話，不太樂意寫這篇純屬口舌之辯的文章。謙虛一點，是可以說，本人只在國內的大學候過選，不象薛先生是在美國的名校。因而，從學養上講，怕是和薛先生遞不上話。而不客氣一點，則是不屑。

　　今日中國的話語圈子，默認着兩條基本的規則：一是多顯矯情地，在管制空餘或遺漏之處，彰顯對言論自由的追求；二是信奉從小罵大幫忙轉來的，冒韙眾論才足成“學術明星”之閃耀的伎倆。看來，薛涌先生是多諳此二者之三味。也難怪，初來乍到，面對薛先生文中的某些“大的”立論，讓人暫時也不得不在驚詫和憤激之際，無話可說，有所“容忍”：比如，其“要提高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容忍能力”的主張；再比如，在“歐美對待貧富差距的不同態度”一節下，他所做的一些描述和總結。即，貧富差距比歐洲大，社會福利比歐洲差的“美國窮人”，即使在大蕭條的1930年代，被人像耍猴似的騙到體育場看球，然後，“剛過完癮”，即被解僱，被“斷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即使是每周達“幾萬人”、“幾萬家庭”之多，也鮮有暴亂之舉的行為，所謂“美國的窮人溫順得出奇”的說法。

　　此二者之所以不得不有所“容忍”。因為，前者似乎是當前某一基本改革政策在邏輯上的“天然延伸”，也是“政治正確”這一時尚，在中國有“特色”的翻版與表現（？）。既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那麼，社會對貧富差距的容忍能力當然就要提高了。雖說，對普通民眾而言，主張先富是政策的主動，而教導容忍則是接受的被動，（語態、心態等的）態勢截然不同，一時腦筋未必就能急轉彎。所以，捅破這層窗戶紙，再進而正面立論倡言，如此這般地變被動為主動，化腐朽為神奇，也就確實要有賴於來自耶魯的博士侯選先生的睿智和勇氣了。當然，要想在此再次“強出頭”，與之唱唱反調，未必就是“政治不正確”了，也未必就不會再眩人耳目一下。比如，用“共同富裕”的講法，來“大膽”質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主張，再拍拍胸脯，講講“知識分子的良心”，做些姿態，為“貧苦大眾”來些口頭上的擔待和伸張，其效果大約也能說得過去。說來，前些日子，也確曾見過，這讓人反過來又是一驚的場面。只不過此時多要留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場合，再是身份。場合嗎？最好是選在參與者都是圈內人的所謂學術研討會上；要不就是在給天性激進的青年學生的講演中。要而言之，都不正式，只是發言，可以不留紙上案底。身份嗎？要以權威的面目和姿態出現。先甭管這個“權威”的由來，是不是因為你跟上層權貴跟得年頭多了，還是因為從來“道貌岸然”慣了而得來的。總之，只有地位至尊，那時，方沒人敢揪你的辮子，而“變臉”之際，也才能多出驚人之語。當然，如此以來，無論怎樣的拍胸脯，飛唾沫星子，張揚自己“理論者的良心”。然後，再怎樣的或引用官方不提的正式統計，或傳播眾人皆知的小道消息，大講百姓困苦，重提階級階層，高唱理想犧牲，等等等等。但，究其實質，和薛先生比一下，二者大差不差，都不過只是或左或右、“左右”搖擺的學術政治秀而已。不說它也罷。

　　而後一說法，又直可以說是“社會主義與美國悖論（所謂社會主義愛美國；美國不愛社會主義）”在中國的通俗普及版，也算是在重提西方人自己早已有之的一類學術探討與研究的課題。但是，問題提出與研究者的意願和態度，可能更值得人們去理解和探討。至少幾十年、近百年來，西方人作此言說，並不完全是在暗示着“歷史的終結”，也並不完全是在意味着它已成定論。從學術的角度看，毋寧它是在意味着提出一永恆未解的問題，至少在那些作此討論的西方人的當時，尤其更應該是在引用這一問題的中國人的此時。而我們的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侯選先生借一句“歐美經驗的啟示”做過渡，就把他人追究的問題變成了自己用來立策呈論，指導中國發展的理論前提，不知他究竟依靠的是一種什麼樣的邏輯推理？或者換個角度問，讓人們又靠什麼來“容忍”他這樣一種“推理的邏輯”？

　　支撐邏輯推導的，只能是事實與邏輯。所以，也只能用事實與邏輯來分析一下他的基本思路。首先要加以聲明，對美國大學、尤其是著名的耶魯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一定是具有相當學問修養這一事實，絕不應該有所懷疑。但是，中國古人卻也早已有評價學人要“德、才、學”三分，並要求“以德統才、以才馭學”的更高標準。在此“借古喻今”，或可一用。故而，本文絕沒有和這位耶魯的博士候選先生比拼學問的想法，也只能是就他所言，來擺擺事實，論論推理罷了。如此以來，倒也省事，不必再去勞神費腦、搜腸刮肚地引經據典、擺弄學識了。就他文中所及，提幾個邏輯推理方面的問題：

　　問題1，說“中國人口眾多，並不太適合於建設一個高福利的國家”。這不知是邏輯推理的結論還是前提？而無論它是前提還是結論，從薛先生在文中斷然決然的用法與語氣看，他大概是已體驗到陳子昂登幽州台時的感慨了。所謂“前不見古人”，不見任何即使是來自“歐美經驗的啟示”，原本嘛，已有過高福利的歐美國家中，也就是沒有一個如中國今天這樣的人口眾多；所謂“後不見來者”，不見絲毫對中國既往歷史的總結，更惶論對未來（高？）福利的設想。如此憑空而來，只是一口咬定高福利與中國無緣，未免太是容易了吧？可曾“獨愴然而涕下”？相類似的還有：

　　問題2，說“歐洲民智甚高，但其高福利國家，造就了高高在上的官僚”，又是一例。“民智高”、“高福利”和“高官僚化”三者之間，怎麼就必然具有了一個聯帶另一個的因果關係？讓人着實不明就裡。反倒是此處被其作為事實陳述的那條“民智甚高”，或可用做下一問題中的推理前提。

　　問題3，文中頗有西方以數字統計做學問根據的風範。比如，用倫敦經濟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之誤？）對1974——1999美國與歐洲社會不平等狀況的調查統計，尤其是兩處民眾對貧富差距的反應，有悖反差距（即，不平等大的美國反應小，而不平等小的歐洲反應大），這一統計數據，來證明與總結他所謂的“美國精神”的一、二、三條。但是前一引用問題中，所陳述的那句“歐洲民智甚高”，不知可否在此用來代替所謂的“美國精神”，這一既是結論又是前提的邏輯構件，來解釋一下這一讓人直是不可理喻的歐美悖反，在歐洲一方的原因呢？可否說，正是對“自由、平等、博愛”精神有更多浸潤、薰陶的歐洲“高民智”，才會導致其做出在薛先生看來，是生在福中不知足的“悖反”表現呢？姑且，命之為“歐洲精神”吧。不過，這樣一來，其邏輯推理所導引的方向，怕是和博士候選先生的心中所念有所歧異了吧？

　　問題4、說起數字統計，也可用這一標準來衡量一下這篇奇文。文中先是引述了美國斯坦福大學一個歷史學教授所講過的一個活的事例，就是前邊談到的那個體育場解僱人的故事。隨後，薛先生就深有感慨地開始作推理了：“試想，一個體育場能容納數萬人之眾，而當時的美國家庭里只有丈夫外出工作，每周有這樣的球賽，意味着每周有幾萬家庭斷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到此，他用數字做演算的推理，看起來是中規中矩，足可以說明其“當時卻少有暴亂，美國的窮人溫順得出奇”的結論了。只是，不知為什麼，再較真兒的、用數字繼續推演下去的工作，他就不做了。且來幫替他一下。那麼一個城市或地區，到底一次性會有多少家庭斷了基本的生活來源呢？（據他前面的口氣，數值就取最小吧。）應該是2個體育場×1周×2萬人=4萬個家庭吧？從持續性上講呢？文中說“美國人失業後常常能在幾個月甚至幾周內找到工作，在歐洲……要等數年”。這裡就不用月作單位了吧？那真是在欺負本已夠“溫順”的美國人了，太殘酷了。用周吧？也取最小值，4萬再×2周=8萬個家庭，８萬個“斷了基本生活來源”的家庭啊！不知美國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區，它該有多麼大的人口和家庭基數，才足以承擔起“少有暴亂”的重任？美國的窮人豈不真是溫順得太出奇了？！你不覺得，在這裡理性的數字和日常的感覺之間，應該是出了點不相和諧的問題嗎？問題絆在了哪裡呢？不該是計算推理吧？武斷一下，也應該相信美國斯坦福的那位歷史學家，他大概也不會講謊話吧？那麼，問題就只能是出在我們的博士候選先生這裡了。大蕭條時的美國，大概真有懂點兒心理學的資本家，把工人騙到球場去解僱的事。但，是不是如博士侯選先生所說的那樣，每周都有，且一個體育場，幾萬觀眾，全是受騙的工人，就值得考究了。否則，不是資本家，就是工人，亦或二者都有點兒弱智了，怎麼同一把戲，上周耍了，這周還騙呢？再說，即使是因為資本家懶惰，只用這同一手段，那也有使他省不了心的地方。你想，那時美國有沒有、或又有幾個有幾萬工人的工廠或公司，來周周到球場耍把戲？無論如何，到後來幾萬人的球場，都需要有幾個以上的工廠工人來添滿，那，幾個資本家們還不要在一起費點兒腦筋組織協調嗎？看來，問題肯定是出在博士侯選先生這裡了，問題就在於他“拿着雞毛當令箭”，“以點做面”來為自己心中已有的結論做推理。而一達目的，又馬上放棄，沒有把這種數字化推理的方法普及開來，貫徹下去。

　　問題5、前面差不多還都算是就（國外）事論事，本問題最是關乎中國的現實，也應該最能說明他全文立論的基礎以及其邏輯推理的問題。

　　這裡是更為典型的“拿了雞毛就當令箭”，“扯了虎皮就做大旗”。應該說，他本善良。其表面上的立意，總是在“貧富差別不斷拉大”的現狀下，為了“增加社會的‘抗震’能力”，而提出“靠什麼容忍貧富差距”的問題。並且，其學養也應該是相當博厚的。從他文中一再閃現“社會公正”、“機會均等”、“規則正當、合法”等等主題詞，或可想到，他至少對國內學界近來一直熱論中的“公正與效率”、“自由與民主”等熱門話題，有相當的熟悉與了解。而且，這些幾經（國內外）權威“磁化處理”後的話語套路或套路話語，實際上也恰恰變成了他立論的最大的前提。只是他（包括他所借用的國內外權威們），或許在此又遺漏或忽略了另一種、或另一個基本的邏輯推理的可能：假如大多數的國民，有朝一日得到了民主的權利，像薛先生所“希翼”的那樣，獲得了“更多的機會參與制定”“遊戲規則”，誰保證這些民眾（不知該說是民智高了，還是低了？）制定的規則，就一定是像薛先生所指點的那樣，是一“約束他們”自己、是一講“機會平等，而不強求結果平等”的規則呢？退而言之，如果他們理解的規則的“正當性、合法性”，不僅僅在於使“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會得到公正的回報”，而更在於先剷除“‘關係’提供機會，腐敗創造成功”的現實起點的不平等呢？換句話說，這樣一種“劫富濟貧”，又怎麼才不會像博士侯選先生所擔憂的那樣“被社會廣泛接受”呢？行文至此，再加一問題6吧。只是，這一問題大概已遠遠超出我們耶魯博士候選先生的想象能力？更遑論其推理能力？

　　問題6、或可設想，博士候選先生一定會對上述問題有所辯解。其之所以做此“一廂情願”的推理，並不意味着他只習過這種“單向度”的邏輯，而勿寧是意味着，在他的“話語邏輯”中潛含着一種更為強大的、類似公理性的前提。即，他之所以把規則的“正當性、合法性”，不證自明地“約束”於“民眾的自我約束”和“容忍”，是因為他把如下的經驗總結當做了超驗的定論：不容忍就意味着暴亂。而一到動亂之勢，富人自不必說了，窮人（無論民智如何低）也該自覺、也該體會、也該明白，自身的日子也將艱難，也會不好過。——所謂新經濟學在中國搶占、掌握話語權力的代表說法——人，無論貧富貴賤，無論精英大眾，都只能是一個經濟理性人。但是，且不論這種理論言說，在這裡“施展”，就像前面所言，是否可以分清“容忍”的被動（語）態和“為富不仁”的主動（語）態之間的差別，是否可以搞清提倡“容忍”，和鼓勵“不仁”之間，到底是否潛含着某種別樣的關係。也先不說它能否在具體的事件中，比如在近兩年巴以衝突中，在巴方一而再，再而三，至今已達70餘起的自殺攻擊中，起到拔除人體炸彈上的引信的作用。這種源於、也顯於經濟時代的泛經濟學的理論，今天確實已蔚成大觀，已然近乎掌控了我們整個意識形態的主流話語。那麼，從博士候選先生的角度看，他幹嗎就不能貓在這棵現成的大樹底下，搖搖羽扇，無所顧忌，放心大膽地做此放言呢？只是，現在看來，就如何對待中國“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這個問題言，這棵大樹可能僅僅蔭蔽了“共時態”的過去，卻遮蓋不了“歷時性”的現在與未來。“溫順”、“民智”、（實用或經濟）“理性”程度，與“美國窮人”互有參差的中國民眾，退一步說，或許也可以容忍了自己這一代，但，不太講個體而更重“血脈傳承”的他們，為什麼現在又要容忍其下輩子孫將來在一（“不斷擴大”的？）不平等的起點上，去講求什麼“機會的均等”呢？問題這樣考慮，應該是更切近今日中國的現實吧？

　　相信我們的博士候選先生，不會、也不敢觸及這種問題，因為他沒有這種最為基本的思想的邏輯能力。也正是這種思想求索能力和態度的缺失，這才導致他在上述問題中，表現得要麼是稍顯蠻橫武斷地，憑空拈來一說法，既做結論、又做前提；要麼是極為實用主義地，妄用前提、數據，一達目的，即隨手揮去。邏輯上條理不清，不足以自洽，推理上半途而止，不能貫徹到底。其結果，只能是一派胡言亂語。

　　把來自美國耶魯大學的博士候選先生說成這樣子，說成是在“德——才——學”的鏈接中，“才——學”一節上，出了問題，實在是有些“屈辱其大才”了。事實上，他可能是在這些“大的立論”方面，做得有些着急，以至於出了點上述的邏輯問題。而在某些多多少少牽扯到其個人私益的“小的主張”上，可以說，他表現得並不缺乏這種“將邏輯進行到底”的基本推理能力。當然，即便如此，他仍有問題。這次，問題或許存在於“德——才”一環上了。

　　無論完整不完整的邏輯，也不管徹底不徹底的推理，其總是在申張着言說者的心中主張和利益立場。博士候選先生的立場又着落在哪裡呢？讓人從何處來感知一下呢？文中，一最乍人眼的地方，就該是“溫順得出奇”的“美國窮人”的字樣了。而對應於“美國的窮人”，自然就該是“中國的富人”了。所以，主張一種為“中國的富人”着想，或“啟示”他們，如何讓自己的“財富與權利”為“社會接受”的立場，也就該是順理成章，毫不奇怪的了。當然，說一個還未致富、或准富人的“知識分子”、或“讀書人”的屁股坐在了富人的腿上，可能是有點偏狹，是以中國土大學的小人之心在度洋博士候選先生之腹。因為，從早年意識形態化的影視宣傳中，所得來的富人的“帳房先生”和“狗腿子”的印象，大約總是在助紂為虐，不是在縱恿富豪們為富不仁，就是在幫脅其一毛不拔，這和薛先生大有區別。他畢竟曾從否定的角度，這樣來提醒過中國的富人們，沒有“社會公平”，為富不仁，你們也會“度日艱難”啊。何況，他所總結的，該讓中國深受啟示的“美國精神”的第三條，也是在具體而明確地建議，富人們要多出善款，多做善事，“將一些財富捐回社會”啊。當然，如果說今日富豪，包括其跟班的表現，都已和往日大有區別，且不論其是否出自內心，總是時勢使然。但即便如此，博士侯選先生還是和大多數人，有所不同，他可是更會給今日更趨庸風雅，更崇洋媚外的中國富豪們下套兒吧：為什麼要你們這樣做呢？難道，君不見，“美國的慈善事業”，可是既“資金雄厚”，又“經營十分理性化”的喲。

　　當然，在已明白了民主的實質，並不就是多數的（窮）人統治少數的（富）人，而更在於注重保護每個人（無論窮富貴賤）的（自由）權利，至少是立場言論權利的今日中國，只要博士候選先生肯腆着麵皮說，我就是在為富人說話，富人又怎麼不能有自己的言論主張和代言人呢？大家總是無話可講。因為他只要承認了這一點，從立論的角度看，它總是“大的”，是可以容忍的，仍是屬於見仁見智的學術“討論”的。只是，博士候選先生，不好說（或不能說），僅僅是因為顧慮到“知識分子的良心與責任”的名節，而有所扭捏作態，而有所躲躲閃閃，沒有做如此明確。只是因為他意中所指，心中立場，其實還要更為具體，也更為確切。那麼，他再要進而“立論”，就不免只能是“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