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的結局：張伯苓的最後五年

● 司徒允

一 1946年，合組“西南聯大”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復校，南開大學此時正式改為國立，儘管這所著名的私立大學早在抗戰開始不久即已事實上被納入了國立體制。這一年，張伯苓的實足年齡剛好是七十歲，年屆古稀的他仍被任命為國立南開大學校長。以當時國立大學校長的在職年齡，張無疑已屬高齡，不過此前他發願要再服務教育十五年，壯心依然。為此他遠赴美國治療困擾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體上的障礙。因而這一年大部分時間他是在美國度過，直至第二年初春才回到天津。據說當時趕往車站歡迎張校長歸來的各界人士和民眾超過了三千人。這個時期，無論對南開還是對張伯苓個人，似乎都進入了發展的“顛峰”狀態：返津復校的南開大學儘管困難重重，但占地面積較先前有了成倍的擴展，為將來發展預留了廣大的空間；張伯苓更是雄心勃勃地設想，南開中學除已有的天津、重慶兩所外，還要在上海和東北某地再建兩所。看來，“大南開”的藍圖，化為現實已經指日可待。

張伯苓早年矢志辦學，為籌款“化緣”，與各時期軍政要人均建立起良好融洽的關係，但在北洋時期無論是黎元洪請他出任教育總長，還是奉系主政時讓他擔任天津市長，他均極力辭卻，不為所動。以他的學生們的觀察：“先生眼光遠大，知道一下海就身敗名裂，自身不保，南開學校亦隨之瓦解。”可是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張伯苓刻意迴避政治的態度發生了改變。1930年張伯苓南下拜訪蔣介石。此前，蔣派國民政府秘書錢昌照（後任教育部常務次長）考察平津地區高等教育情況。據錢回憶：“在天津，我看了南開大學，和張伯苓詳談。他對蔣稱頌備至，說中國富強要靠蔣。南開大學辦得比較好，秩序井然。我回到南京後，寫了一個比較詳盡的報告。我還對蔣說，南開大學辦得不差，但經濟比較困難，蔣立即打電報給張學良，叫張學良每月補助南開大學幾萬元。張學良照辦了，張伯苓頗為感激。”〔1〕張伯苓的南下謁見蔣介石，有着上述具體背景。

翌年，“九·一八事變”發生，較早關注東三省命運的張伯苓更是感觸頗深，進而把挽救民族危難的希望寄託於南京國民政府。鑑於中日之間必有一戰，張伯苓於1936年在重慶購地籌建南渝中學（後稱重慶南開中學），蔣介石率先捐助大額開辦費用，使該校順利建成並開學，嗣後成為陪都時期的教育重鎮之一。“七七事變”爆發後，蔣介石決心抗戰，張伯苓應邀參加第一期廬山談話會，會上張力排“低調言論”，主張抗戰到底。未幾，天津南開大學慘遭日軍炸毀，張伯苓的幾十年心血毀於一旦，其內心之憤怒和痛惜不難想見。蔣介石隨即接見張伯苓和北大、清華等校的校長，明確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作為一個政治首腦，國難當頭的這番表態是足以感召和聚攏當時教育界的精典話語。本來對蔣氏即懷有感激之情的張伯苓，經此番遭難，更增強了政治上對蔣的親和力。第二年，他在蔣的邀約下加入了國民黨，其後又出任戰時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主席團主席等職；1945年國民黨六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來學校規模不大、學科遠未健全而聲譽良好的南開大學由政府當局決策，與北大、清華合組國立性質的聯合大學，先長沙後昆明，構成抗戰期間大後方高等教育的翹楚。

這樣，抗戰勝利後“凱旋”天津的張伯苓，其身份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顯不同，他不再只是作為社會賢達的南開校長，而是在此底色上疊加了某種政治色彩。這段時期天津新聞媒體在報道地方頭面人物的活動時常常有這樣的排序：“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天津市長杜建時……”，恐怕這並非只是因為杜乃南開畢業，與張有師生關系所致，而是凸顯了此時張伯苓的政治地位和身份。也正是得益於此，處在復校階段的南開大學就地區環境而言，就顯得比較有利甚至優越。張伯苓早期艱難辦學，從切身體驗中認識到政治與教育相互關係的密不可分，像蔡元培、胡適等教育界人士鍾情於“教育獨立”理念的言行，在張看來是不現實的。他鼓勵當年南開畢業後赴美國取得法學博士學位的學生歸國到南京政府監察院從政，而辭去國內大學的聘約，即是出於依靠政治強勢扶助教育（學校）的現實考慮。他之所以不惜在政治上“跑跑龍套”，未始不是出自同樣想法。當然，他也曾不止一次地向南開同人和校友表示，要擺脫政治，專心教育，但事實上已難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