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過，南開大學正式改為國立之後，不僅辦學經費仰仗於國庫，辦學規劃和決策也須得到教育部認可，其自主權較之私立時期大大削弱。雖說有得也有失，但對於張伯苓來說，還是顯得不很適應。1946年夏，張伯苓呈報《南開大學復員計劃》，擬將復員後的南開大學建成由五個學院，二十多個系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綜合大學。但是教育部的批覆卻只同意設立文、理、工、商四個學院、十六個學系，原計劃中預備籌建的醫學院和法律、新聞等系未獲批准。教育部顯然慮及現有師資、圖書設備等辦學條件不足，從而壓縮了原計劃。可是以張伯苓一向自主辦學的風格，對教育部批覆的感受無異於使南開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遭遇了挫折。此後，教育部長朱家驊親臨南開大學視察，張伯苓現場說法，提出了包括圖書館、教員和學生宿舍建築費等在內的九十多億元（當時幣值）的特撥經費要求，然而教育部隨後實際下撥的經費卻尚不及所請數額的一半。張伯苓不免大失所望，對朱家驊頗有意見。
曾經一度接替張伯苓代理南開大學校長的何廉教授在晚年所述回憶錄中認為：教育部對南開不肯特別行以方便，是由於教育界的派系因素在起作用，在“北大集團”壟斷高等教育主導權的情況下，南開很難得到應有的照顧，因為“在1948年，和那些最好的國立大學相比，南開可能是惟一的行政管理上仍然自主的高等院校。”何廉教授進一步指出：“南開作為一個大學和張伯苓作為一個大學校長，從未得到北大領導人的重視”，無論蔡元培還是胡適，都認為南開主要是技術性和職業性的學校，張伯苓“不欣賞自由教育，事實上在南開大學的課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來，其定向是鼓勵職業的、實際的和技術性的學習”〔2〕。何廉先生作為“現場當事人”之一，披露了民國高教界的某些內幕，涉及張伯苓與朱家驊“不睦”的深層背景，具有相當的可信性。的確，張伯苓屬於從底層湧現出來的實幹型人才，其自身並不具備深厚的人文素養，在民族危機的現實急需和仿效美國實用教育模式的雙重作用下，他更傾力於相對功利化的教育，加之私立辦學經費有限，就愈加遠離“虛文”。事實上張伯苓輕視人文學科的取向也曾受到來自南開內部的批評，據邢公畹教授載述：“張伯苓校長早年辦大學，重理工而輕文史的情況很嚴重，有見地的又極受校長器重的化工系主任張子田教授，為此深感遺憾，乃至當面批評張校長，認為從一個辦教育的人來說，這是一種破壞學術界‘生態平衡’的短見。”〔3〕
其實，何廉的說法還只是就一般背景而言，可聊作參考。考慮到1947年內戰方酣，經濟形勢急劇惡化的實際情形，教育部自身究竟有多少經費可用來滿足各高校嗷嗷待哺的迫切需求，實在也是個疑問。何況原本並不充裕的經費被脫韁野馬般暴漲的物價抵消之後的實際所得也就愈加少得可憐，而這又是教育主管當局所無可奈何的。張伯苓對朱家驊的抱怨即便確實也事出有因，而後者的操作難處也不應全然視而不見。問題在於，面對以北大為領頭羊的近代中國高教體系，張伯苓領導的南開選擇哪怕是部分地融入其中而換得相當的認同，還是依舊像私立時期那樣自外於這一體系，追求特色而“獨往獨來”？無論如何，張伯苓是眷戀自己獨打天下的往昔歲月的，這可以從他反覆強調南開發展史的言論中得到證實，“南開經驗”的成功已使他建立起牢固的信念。所以，南開大學改為國立以後，他仍然夢想“十年之後恢復私立”。然而現實里國立南開應如何度過“磨合期”而與現行教育行政體制實現良性互動，張伯苓卻顯得思想準備不足。而在教育部看來，南開大學要真正納入國家管理系統，就必須放棄行之多年的“家長式管理”，而這一觸及人事的敏感問題恰恰又與所謂“北大集團”對南開和張本人的認知及評價互為因果。隨着不久後張伯苓出任南京政府考試院院長，教育部終於等來了更迭南開人事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