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8年由國民黨導演的“行憲國大”之後，蔣介石出任總統，他提名張伯苓擔任考試院長。張伯苓一生辦教育的“清譽”和他近十年來與蔣的相互信任關係，應是他獲得此項提名的兩個關鍵因素。考試院與行政、立法、司法、監察院並稱“五院”，乃國民黨實行“憲政”的五大支柱之一。考試院長一職長期由國民黨元老戴季陶擔任，戴死後蔣介石曾有意請胡適繼任，被胡婉辭，幾經考慮最終決定請張伯苓出山。張伯苓最初亦曾猶豫，以至推辭，但天津市長杜建時銜蔣之命極力敦促，陳布雷也專電懇請：“我公不出，將置介公於萬難之地。”張伯苓性格中具有誠篤仗義的特點，他素來持“你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待之”的做人處世準則，終於允其所請，復電稱：“介公為救國者，我為愛國者，救國者之命，愛國者不敢亦不忍不從。”不過他提出一個重要的附加條件，即兼任南開大學校長一職。張伯苓的意思很明顯，南開才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據說，蔣介石默許了這一附加條件，然教育部方面則存在異議。

張伯苓急電當時在美國的何廉，要他速歸代理南開大學校長一職。何廉深得張校長器重，自他加盟南開，該校的學術研究局面為之一變，南開經濟學科令世人刮目相看。何幾次放棄他處高薪聘約，效力於南開，對張伯苓尊重有加，感情深厚。抗戰期間，何廉一度從政，擔任經濟技術部門的管理工作，但仍兼任南開經濟研究所所長。何廉應召而回，他同意由張伯苓居校長之名，由他實際主持校務。對此，教育部長朱家驊頗有保留，認為在張的影響下，何很難放手管理校政，他援引有關大學法的規定，現任政府官員不得兼任國立大學校長，指張伯苓的“戀棧”與法規不合。此前，北大資深校長蔣夢麟即因兼任行政院秘書長最終不得不辭去校長一職，促成此事者，主要是朱家驊和傅斯年等人。朱氏曾約張長談，力求說服對方，卻未能如願。何廉提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變通方案：張伯苓赴南京履職期間，向南開請長假，張請假期內，何廉代理校長，這樣既顧及到有關法規，又照顧了張本人對南開的眷戀之情。對此，張伯苓自然欣喜，而朱家驊卻不置可否。就在張伯苓與何廉交接校長職務的次日，行政院的人事變動決定見諸報端：“中華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3日行政院第二十次會議決定接受張伯苓辭去南開大學校長職務的辭呈；任命何廉為南開大學代理校長。”對此，張伯苓大感驚詫，而何廉則認為“很明顯，這是教育部搞的對張伯苓的一次突然襲擊，將他從南開大學校長職位上拉下來。張伯苓感情上受到了深深的傷害，所以，不久即離津到南京”〔4〕。

張伯苓真正到南京考試院視事的時間甚短，他曾表示，“對考試院的業務，向來不熟悉，我可以學”，多少有些既來之則安之的意味。頗有意思的是，南京方面為張伯苓配備的考試院下屬多為有南開背景的人員，如沈鴻烈任銓敘部長、田炯錦任考選部長、雷法章任考試院秘書長等。不知事屬巧合，還是有意為之，不久，時局逆轉，南京百官紛紛作鳥獸散，張伯苓年邁體衰，隨即避往重慶南開中學，那裡是八年抗戰時期他的避難棲息之地。

考試院長的這段經歷，是張伯苓從政的“頂顛”，也是日後在新中國的環境裡使他“身價大跌”的原由，即所謂“一腳踏在臭水溝里”。本來一位辦教育卓有功績的社會賢達，轉瞬間竟成了“前朝遺老”，當年為之扼腕嘆息者不乏其人。他的學生周恩來在1945年冬為軍調處執行部成立來北平，與南開同學、時任中央社北平分社負責人的丁履進談到：“（張）校長是卓越的教育家，不是政治家，他不應該參加國民參政會這類的政治工作。”〔5〕反映了中國方面對張從政不以為然的態度。被後人認為是“自由主義者”的胡適則從另外一個角度對張伯苓的從政表示了“惋惜”。且看1947年3月18日的胡適日記：“下午四點，蔣先生約談，他堅說國府委員不是官，每月集會二次，我不必常到會，可以兼北大事。我對他說，現時國內獨立超然的人太少了，蔣先生前幾年把翁文灝、張嘉璈、蔣廷黼、張伯苓諸君都邀請入黨，又選他們（廷黼除外）為中委，這是一大失策。今日不可再誤了”〔6〕。此時胡適任北大校長，剛剛推卻了要他出任考試院長的“好意”，又在為蔣介石請他兼任國府委員一事而苦心說服對方。在胡適看來，社會上應有好人站在政黨之外，“獨往獨來”，必要時替政府說話，更有收效，而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了獨立發言（包括批評）的資格。基於此，他認定張伯苓等人的置身政府之內，得不償失。因此，胡適在國府委員，乃至其後的行政院長、總統等“官位誘惑”面前，還是把持住了自己，保有一個“獨立之身”。雖然胡適與國民黨人的淵源瓜葛較之張伯苓更為深厚複雜，但在拒絕官職方面，胡適畢竟表現出更多的個人選擇，這裡確有某種自由主義的理念在起作用，而這恰是偏重務實的張伯苓所欠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