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文稿:旗幟鮮明地反對"洋八股" 建立自己的學術評價體系

說起“洋八股”，很多人都會想起毛澤東1938年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的那段話：“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時，再次對“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提出嚴厲批評。今天的“洋八股”，雖然與當年的內容、表現形式有很大不同，但同樣危害巨大。因此，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一切“洋八股”。

一、學術研究中必須堅決反對評判標準的西方化

35年的改革開放中，我國社會科學的不少學者出國留學，而隨着這些人回國後在不少高校、研究單位乃至理論管理機構、決策部門占據學術帶頭人位置或領導地位，逐漸以自己所學的那些西方理論作為學術研究的評判標準，導致一些學術管理和評價體系竟然只重“洋氣”、不問是非，不僅把能否在國外期刊發表作為衡量一篇論文是否優秀的標誌，而且認定在國外期刊發表一篇論文可以等同於在國內核心期刊上發表幾篇，甚至以在國外期刊發表的論文數量、期刊檔次等作為評定職稱、申請資助以及各種獎勵的重要依據。在國內很多高校和研究機構，由於“洋八股”盛行，西方的一些理論幾乎一統天下。就經濟學而言，西方經濟學已經占據了絕對主流的地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卻被排擠到了角落裡。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也面臨類似問題，神話、迷信西方理論的“洋八股”問題可以說在中國社會科學的所有領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近年來，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帶來的嚴峻挑戰，西方各國學者都在不斷反思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新自由主義的危害，比如，2008年11月，由於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質問，英國的頂級經濟學家們經過9個月的斟酌，為沒能預測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而聯名發表了致女王的道歉信，在信中承認並反思了西方經濟學的缺陷。而製造了“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反思說：“如果說這場全球金融危機讓一些發展模式受到審判的話,那就是自由市場或新自由主義模式。”然而，在越來越多西方學者進行反思的同時，不少國內學者卻依然在大肆推銷他們那一套西方經濟學理論，甚至還有人鼓吹中國應該全面徹底市場化、私有化。

如果任由“洋八股”橫行，我國學術研究的評判標準將徹底變成“西方承認不承認、西方贊成不贊成”，西方的評判標準會被簡單套用為我國的評判標準。而評判標準乃至評價體系上的“崇洋媚外”，相當於將話語權拱手讓人，不僅使西方發達國家可以憑藉其手中有影響力的期刊輕易將我國很多優秀科研成果收入囊中，更會讓西方的價值觀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我國的社會科學乃至意識形態理論研究，進而會危害我國的文化安全、意識形態安全，甚至威脅到我國的政治安全和國家安全。我們應旗幟鮮明地反對“洋八股”，在學術研究中堅決反對評判標準的西方化，並儘快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評價體系，引導廣大專家學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為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服務。

二、理論創新中必須堅決摒棄對西方的抄襲模仿

理論創新是多年來常被提及的話題，但仔細盤點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理論創新的成果，就會發現，抄襲或者改編自西方理論的不在少數。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尷尬境況?首先，與20世紀上半期出國留學的中國學者大部分具有深厚的國學功底不同，改革開放後出國的中國社科學者大部分是學習西方理論出身的，不少人只是簡單地對西方理論照搬照抄或者照虎畫貓，卻自以為是站在了學術前沿進行理論創新，自然很少有人能成為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其次，為了進行意識形態滲透，西方故意將一些誤導中國步入歧途或者反對中國進步的學者及其成果大加吹捧甚至給其評獎，引誘更多人加入到這個行列中來。再者，國內一些專家學者出於怕說錯話、犯錯誤或者輕視實踐等原因，常常說一些正確的廢話、無聊的大話、乏味的套話來對黨的創新理論進行所謂“解讀”、“拔高”，或者打着“回歸馬克思”、“重視文本解讀”等旗號把一些本來可以通俗解讀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用很多人看不懂的概念或詞彙進行闡述，導致廣大黨員幹部群眾不願看或者看不懂理論文章，有意無意中把不少意識形態陣地讓給了“洋八股”，削弱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感召力。也正是在這種此消彼長中，“洋八股”越來越盛行，而馬克思主義理論也逐漸遠離人民大眾。

“洋八股”不僅導致理論創新艱難，而且使得馬克思主義理論面臨被肢解、西化的危險。在大肆嘲弄、攻擊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反人道的專制理論、是逆歷史潮流的偽科學的同時，更有一些人高舉“以海解馬”、“以西解馬”等旗幟，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出發曲解、肢解馬克思主義理論，還美其名曰“真正學術化、國際化的理論創新”，不但造成了我國思想理論界極大的思想混亂，而且在幹部群眾思想中產生了惡劣的政治影響。特別是以存在主義者海德格爾的理論來解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以海解馬”做法至今仍有愈演愈烈之勢，其肆意曲解、肢解馬克思主義理論，甚至自認為這才是真正的科學理論。如果放任這些人有選擇、有目的地照搬西方學術來胡亂解讀馬克思主義，惡意論證、評判馬克思主義的合法性、科學性、真理性，當代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就無從談起。

在不少高校、研究機構的領導和學者看來，如果寫文章不引用幾篇西方學者的文章作為參考文獻，就沒有國際視野。有的高校、研究機構、學術期刊甚至要求，所發表的論文、研究成果必須有外文引文、注釋。看看不少學術期刊，有的論文幾乎就是用漢字寫的洋文、用漢語說的洋話。如果理論工作者都以西方化的思維來進行科研、進行理論創新，又怎麼能夠建立理論自信?用這種“洋八股”思維研究出來的所謂成果為黨和國家出謀劃策，並用這種思想影響、教育青年人和更多的人，建立起來的將是一種什麼樣的話語權和意識形態?又如何引領好社會思潮、如何確保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如何保證中國不走邪路?

要消除“洋八股”對我國思想理論創新的影響和毒害，廣大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基層、紮根生活、服務人民，“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真正理論聯繫實際，直面發展中遇到的問題並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作出科學解答，並切實做到“說實話、說新話、說老百姓的話”，用人民群眾聽得懂、喜歡聽、聽得進的語言對群眾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如果大部分知識分子都能這樣去做，“洋八股”就會越來越沒有市場。

三、中西交流中絕對不能被西方牽着鼻子走

一些“洋八股”者極力鼓吹全球化就是要向西方學習、向西方看齊，甚至認為中國目前存在很多問題的最關鍵原因是因為西化不夠徹底。這些論調背後不僅有認識因素，很可能也有政治因素。也正是在這種思維主導下，不少人在和西方的教育、文化等交流中被西方牽着鼻子走，把西方理論奉若神明，認為東方文明是落後的、野蠻的，西方文明才是人類發展的方向，這種“洋八股”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中心論”。

這些年來，“西學東漸”使大量西方詞彙湧入中國，成為不少人寫作、交流的主要語言，西式教條主義盛行使不少人對西方各種經濟學、社會學、文學甚至哲學、政治學理論思潮不加分析、鑑別就盲目推崇，甚至以能說出幾個西方學者的名字、寫出幾個西方理論名詞為榮，助長了“洋八股”的流行。放眼四周，不僅在一些講座、論壇、研討會上，一些所謂的專家用漢語夾雜着英語大肆鼓吹新自由主義為代表的西方理論，而且在不少高校甚至黨校的課堂上也有同樣的情況。

沒有思想上的獨立，所謂的中西交流、思想包容就是一個不斷被西化的過程。當前西方一些國家正舉着全球化、國際化的話語大棒，鼓吹“去意識形態化”、“非意識形態化”等，就是妄圖操縱、綁架中國的理論創新乃至整個學術研究，誘使我們服從於其制定的所謂“國際標準”，加入到其主導的所謂“國際社會”中去。中國的學術自強、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只能植根於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之中，植根於中國近代以來一百多年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之中，植根於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探索之中，植根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之中，如果我們繼續被西方牽着鼻子走，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價值自信都將無從談起，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早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就指出：“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民族性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基本特徵之一，同樣也是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在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格局也在發生很大變化，為了不在全球化中迷失自己，世界上很多國家和民族都越來越高度重視、大力發展自己的文化，我國也在積極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升文化軟實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並對國外優秀的文明成果堅持採取洋為中用的原則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就是要傳承發展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在文化自信、理論自信、價值自信的基礎上建立起真正的民族自信。

四、思維方式上要走出崇洋情節，建立價值自信

那麼“洋八股”思維是從哪裡來的呢?一是多年來的讀書、學習中不知不覺養成的。現在不少領導幹部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或者改革開放以後進入高校讀書的，隨着我國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他們中很多人讀了大量西方理論的書，加上一些國內外“洋八股”者的大力推銷、鼓吹，導致不少人在不知不覺中深受西方理論的影響，甚至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發生了重大改變。二是一些部門、單位在教育培訓中“洋八股”思維作怪，誇大甚至迷信到境外對學員進行教育培訓的作用，並且在境外培訓時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滲透抵禦不夠或者乾脆沒有採取任何防禦措施，使得有些學員到境外培訓後更強化了頭腦中的“洋八股”思維，甚至更加崇信西方。三是一些老師本身已經成了西方理論的信徒，並在課堂上用這些理論對前來培訓的學員和學生進行灌輸，也進一步強化了學員和學生頭腦中的“洋八股”思維。

面對這些問題，各級領導幹部應該通過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在“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過程中清除頭腦中的“洋八股”思維，敢於對西方錯誤思潮說“不”，堅決走出崇洋情節，建立價值自信。意識形態工作能力就是通過新的理論觀念、理論概括、理論創新來辨別、引領、掌控社會思潮和社會主流意識的實際水平，主要體現為思想辨別力、理論創新力、共識凝聚力和話語支配力。意識形態工作能力作為領導幹部必須具備的核心能力，不僅可以幫助領導幹部清除頭腦中的“洋八股”思維並旗幟鮮明地反對“洋八股”，而且可以通過對現實的清醒認識和對未來的準確把握，建立起強大的價值自信，並沿着正確道路更好地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五、選干用人上要對本土和海外人才一視同仁

在多年“洋八股”思維作祟下，不少高校、研究機構不僅要求正高職稱參評者、重要學科學術帶頭人等必須有海外學習經歷，就連意識形態性質非常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學科也是如此。這些屢見不鮮的“怪象”多年來不僅沒有被制止，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其危害之巨大超出我們的想象。

不僅是高校、研究機構，不少中央國家機關、地方黨政機關招聘人才的時候，也對擁有國外大學文憑或者海外經歷者優先錄用、優先提拔，甚至寧可引進一些國外二三流大學的畢業生，也不願給本土優秀人才同樣的機會，導致不少沒有海外經歷的本土優秀人才很難得到錄用、提拔、重用……

要徹底清除“洋八股”的危害，就必須認真考慮如何儘快徹底改革、堅決廢止對擁有國外大學文憑或者海外經歷者優先錄用、優先提拔等荒唐的用人政策，要重視從基層一線培養選拔幹部，甚至探索從一線工人和農民中選拔幹部。選干用人時要不看出身、學歷，着重考察其政治立場、業務能力，對擁有國外大學文憑或者海外經歷的要更嚴格考察其政治立場，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對本土、海外人才一視同仁。

六、進行決策時要注重實際國情

改革開放35年來，越來越多人覺得中國的城市沒有了自己的特色，無論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還是不少大中城市，它們建得越來越相似，這是因為其大部分的重要建築都是外國建築設計師設計的，並且幾乎都是花費重金。中國似乎成了外國建築設計師的試驗田，民族特色在一派洋氣、怪氣中被排擠掉了。據初步統計，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大城市2006年以來建成投入使用的19座地標性建築中，絕大部分是劇場、體育館、博物館、展覽館、美術館、圖書館或大型交通場站等公共建築，其中近80%出自外國建築設計師之手。儘管這些外國建築設計師在中國的作品招來不少質疑，有的甚至被惡搞、嘲弄，但不少地方仍熱衷於請外國建築設計師來設計自己城市的標誌性建築。不可否認，外國建築設計師設計的也有優秀作品，但造成上述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恐怕還是一些領導幹部在進行決策時的“洋八股”思維在作怪。

更需要警惕的是，在我國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政策制定時深受“洋八股”影響。多年來，不少人常對我國在金融、證券、外資等領域的一些決策或做法感到奇怪甚至懷疑，明明是對中國不利、對西方國家有利的政策、舉措竟一次次被通過。一些大肆鼓吹中國應該實行全面徹底的市場化、私有化的人成為一些地方的座上賓甚至被聘請為專家、顧問。一些鼓吹中國應該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在一些官方舉辦的論壇、會議上大放厥詞卻被媒體廣泛報道……。深受“洋八股”影響使得一些領導幹部在面對不少大是大非問題時是非不明、標準不清，進行決策時往往是以“西方答應不答應、西方滿意不滿意”為標準，而不是首先考慮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不僅造成極大的思想混亂，更給黨和國家帶來重大損失。

改革開放以來，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世界社會主義處於低潮的現實，使得我國的發展面臨巨大風險。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霸權主義，總是試圖通過各種手段左右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為了遏制中國，美國等西方國家想盡一切辦法要誤導、改變中國的發展方向，企圖讓中國處於不平等的被動地位甚至成為其經濟殖民地。培養一大批迷信西方的“洋八股”者就是他們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維持西方既得利益的重要途徑。因此，在進行決策時一定要注重實際國情、堅決反對西化。對於“國有企業應該全部私有化”、“中國軍隊應該全部國家化”、“中國應實行徹底的新聞自由”、“中國應徹底實行西方憲政”等錯誤思潮，一定要旗幟鮮明地堅決反對。對於一些領導幹部進行決策時脫離國情、迷信西方的做法要及時制止，對已經出台的錯誤政策、舉措要儘快叫停、堅決糾正。對國外的東西，要堅持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後使之為我所用，這是反對“洋八股”的同時必須堅持的科學原則，也是在進行任何決策時都應該遵循的正確原則。

(本文為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網絡時代的領導幹部意識形態能力問題研究》[項目編號13KDB046]和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資助項目<一等獎>《全面深化改革時代的領導幹部意識形態能力研究》[項目編號2014M55007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書長、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