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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轉型與高校學風
送交者: 倪樂雄 2004年11月02日17:27:26 於 [教育學術] 發送悄悄話

高校學風現狀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對高校學風狀況,從沒有像今天這樣產生如此嚴重而普遍的憂慮,學術抄襲、學術剽竊、學術敷衍、教學敷衍以及濫編書、濫出書等等現象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一種可怕的蛻變在培養國家和民族精英階層的象牙之塔中不可逆轉地發生着,這種學風與我民族的偉大復興事業嚴重不和諧,甚至對我們的未來將產生難以估量的災難!一代有一代之學風,我們這個時代的高校學風怎麼會墮落到如此田地?這種惡劣學風是如何生成?我們又將如何改變它?現在確實到了應該反思的時候了。

  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來看,市場經濟在其發展過程中,不可抑制地把某些原則擴大到社會領域,從而造成了混亂。市場經濟追求高效,以資本再生產為惟一評估原則。資本生產以最小投入在最短時間產生最大收益為目標。由此人們追求“短期效益”成風。針對長期以來國營企業人浮於事、扯皮拖延的管理現象,人們提出“時間就是金錢”的口號有矯枉過正的作用。但一旦越出社會經濟範圍而膨脹為一種畸形的社會普遍要求而闖入高校圍牆後,就會衝垮“板凳要做十年冷”的良好學風。它將學術研究必須長期積累的規律連根拔起。坦而言之,高校學風中各種急功近利的現象,本質上是資本再生產的高速要求在高校機體裡的癌變。

  “一切向錢看”與高校學風逆轉

  與市場經濟平行出現的是社會精神信仰危機。中國傳統的社會管理很大程度上依賴倫理信仰和倫理自覺,近代以來儒家遭到批判,至“文革”時期達到頂點,儒家學說幾乎遭受滅頂之災,東歐巨變的發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儒家信仰的替代物亦不復存在,整個社會失去精神依託,而社會管理也失去倫理之依託。追求現實物質生活、一切向錢看、加之一部分先富起來的人的出現,使高校教師的思想境界和高校管理陷入嚴重困境。

  現代生活條件下,一個高校教師應該達到怎樣的生活水準才能不受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安心於“坐冷板凳”?這已經是很難搞清楚的問題了。由於心理失衡,“貧困”和“富裕”的標準已經很難設定,許多人找不到經濟收入與安心學問的平衡點。只知道掙錢多多益善而已。

  目前,高校教師出現了史無前例的掙錢欲望,有些教師按七、八十年代生活標準並不清貧,應該說很不錯,也曾對“兩房一廳”非常滿意,但從90年代初,社會颳起生活奢侈化旋風后,尤其房地產業的快速離奇發展,新式樓盤、豪宅、時尚家居一下子讓高校教師覺得生活在貧民窟的感覺,而買房子的巨款不是短期可以解決的,相當一部分即將成為高校下一梯隊青年博士一想到買房,就非常煩惱,“我們現在不拼命校外兼課掙錢,以後哪來的錢買房?”這是他們普遍的憂慮,這種經濟上巨大的壓力必將影響中國高校下一代的科研和教學質量。

  從單純的經濟效益看,一篇一萬多字的有質量的論文從搜集材料、研究材料到寫出初稿、修改、定稿,起碼半年時間,再加上正式發表又需要半年左右時間,稿費也就二、三百塊錢,而一年校外兼課下來,收入在幾萬甚至十幾萬。大多數人的選擇是不言而喻的。即便為了評職稱必須完成的論文質量也不可避免地要大打折扣。雖然許多學校制定了有關規定:在《中國社會科學》等中國社科院一級專業學術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給一到兩萬元重獎,但由於這類刊物為數太少,所能容納的篇數極其有限,因而對數量龐大的高校教師群體吸引力不大。許多教師為了增加收入,把相當多的空餘時間用在校外兼課上,個別的已經到了有課必上的地步,而這些時間原應該用於“坐冷板凳”的。

  由於教育經費國家總體上投入少,為解決教研經費和教師收入問題,高校各單位承受着很大經濟壓力,千方百計地搞創收。這樣又逍遙相當一部分教師和雙肩挑領導在完成學校必須的工作量以外,再付出額外的時間和精力。如此,高校的教學、科研的質量再次受到削弱。

  “官本位”意識對高校學風的侵蝕

  除兩院院士、“長江學者”等少數有突出貢獻的教師之外,大多情況下,相同職稱的教師,擔任行政職務的教師比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教師,在占有學校各種有形和無形資源和崗位津貼、獎金、獲獎、評職稱、出國等方面,前者機會遠遠大於、高於、優於後者。高校事業單位本屬“清水衙門”,資源不足,現在內部又人為地分出兩個利益分配不均的教師階層,當官可以在高校全方位地謀取利益,不少人千方百計想謀個行政職務,可以說高校“官本位”現象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樣盛行。

  凡是在高校工作的人,對“官本位”給高校學風造成的破壞都有深刻之感受。謀官要付出相當的精力和時間,不完善的用人制度又給投機取巧,不學無術之輩提供了良機,使得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業務優秀的教師在利益分配上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從而失去心理平衡。個別不學無術之輩一旦掌握系、院、校之權力後,便利用職權制定有利於自己的各項政策規定,對業務優秀的教師實行各方面的限制、排斥,甚至逼走教學科研的骨幹,對學科建設、學術風氣、教書育人、學術研究、教師隊伍建設、高校人際關係、崇尚科學精神等產生一連串惡劣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在個別學校,當這些人形成一個利益集團後,就必然在學校內營造出一個“優汰劣勝”的惡劣環境。古人云:“學而優則仕”,現在個別高校則相反:“學而不優則仕”。

  比如,個別學校竟然出現這樣的現象,一個學術上及其平庸的人,憑藉與校領導特殊的關係,連續幾次獲得行政上系列上“校優秀教師”、“兩課優秀教師”、 “市優秀教師”等等,藉助行政系列的榮譽,評上與其實際水平相當懸殊的正教授職稱,在領銜申報碩士點時,所採取的欺騙手段和申報成果之水平低下,令校外專家組成員深感震驚,從而嚴重影響了學校的聲譽和形象。這樣的人在給學校抹了黑後,還委以院長重任,拿年津貼四萬(一般教授在一萬至三萬之間),在兩年任期內竟發不出一篇論文,教學則平平。此類雖屬極個別現象,但造成的不良影響和後遺症卻不容小視。

  大學屬於科學的聖殿,學術的象牙之塔,由於管理體制的問題、再加上利益分配向行政方面的嚴重傾斜,造成高校崇尚“行政權威”而非崇尚“學術權威”,甚至許多高校根本沒有學術權威。一個教師當了處長比在權威刊物上發一篇文章更能引起同事的注意!如此氛圍中,“崇尚科學”也就被抽去了脊骨,成了一句不折不扣的空話。在許多大學裡,除了牆上的標語、口號外,實際上普遍缺乏一種對科學與學術的敬畏之心、虔誠之心,取而代之的是對“行政權威”羨慕,而在一個崇尚 “官本位”和樹立“行政權威”的大學裡,不可能出現良好的師風和學風。這種環境下也不大可能出現大師級學者,即使出現了也認不出來。

  學術標準的嚴重缺席

  近幾年來,許多高校為了加強學術管理,弄出很多計算學術工作量的措施。比如對所有的學術雜誌和其他報刊雜誌進行等級劃分,並把發表在上面的各類文章進行累計加分,這種方式戲謔為“工分制”,顯然是人民公社時期勞動量計算方法向高校的引進。雖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許多專家已撰文指出不少弊端。以筆者的看法,這種學術管理方式最大的荒謬在與把體力勞動的工作量計算用於腦力勞動,與創造性的腦力勞動格格不入,其直接的後果就是大量不成熟的、粗製濫造的學術半成品鋪天蓋地湧現出來,從而形成學風不正的另一景觀,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高校教師整體水準的滑坡,學術研究已經成了被動的工作,而不是像五六十年代是一種完全自覺的工作,那時根本不存在學術工作量計算問題,每一個大學教師都視學術研究為理所當然的天職。

  另外,學術評獎風氣盛行,也有其弊端,縱觀學術發展史,以往的學術大師從來就不是政府官方組織的評獎委員會評選出來的。學術權威和學術大師是在長期的學術過程中自發形成、是學術同行自然形成的共識,而非評獎的結果。評獎本身也可納入這一自然過程,但問題是許多評獎活動必要的人力和經費投入的代價太大,以致根本無法操作,僅憑印象、雜誌級別、出版社級別、是否是名校、甚至人情因素等等非學術因素來定奪,評獎實際上是在一種盲目或半盲目狀況下進行的。這就難免把一些平庸之作當作學術精品,真正的學術精品卻名落孫山。如此不僅沒能區分出學術上的良莠,反而引起更大的學術混亂。

  建設良好的高校學風的可能性

  高校學風是外部社會和學校本身各種因素綜合所致,從社會來看。過分拉大社會貧富階層的差距,將經濟運作原則用於高等教育顯然不利於高校學風建設。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應該加大實質性投入,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讓高校教師的經濟收入達到一個比較合理的水準,使他們不再把大部分空餘時間都用來兼課掙錢。

  如果學校無力改變外部社會環境,並不一定在改善學風方面無所作為,就學校內部而言,有些問題依靠自身努力還是能夠做到的。比如,建設校園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調動一切手段樹立大學自己的價值觀、任賢選能、消除“官本位”、崇尚科學與學術、完善符合學術研究規律的學術管理方式、以嚴肅、慎重、規範的態度和措施來對待學術評獎等等,並且以具體化、制度化落實於實處,而不要流於標語化、形式化和空洞化。這些都是高校通過自身努力能夠做到的。總之,在社會環境沒有太大變化的情況下,高校改善內部環境,培育良好學風方面是可以有所作為的,許多事情並非不可為也,而是不願為也,所以,筆者建議先切切實實在幾個學校搞調查研究和試點,等獲得比較成熟的經驗後,再全面推行,以點帶面,為改善高校學風切切實實做些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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