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大學為何讓人懷念

文：游宇明

民國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時代，一方面戰火紛飛，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這一時期文化、科學相當繁榮，大師輩出。我每次讀有關民國大學和民國大師的著作，幾乎都會熱血沸騰，深為民國大學的堅守和民國大師的精神氣度感動。

民國大學教授對校內事務有充分的發言權

民國大學的重大事項主要由教授會和評議會決定。教授會是由全體教授、副教授組成的議事機構，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和教授會選出的教授代表組成。

我們不妨以清華大學為例，看看教授會、評議會幹些什麼。1926年4月15日，清華教職員會議三讀通過了《清華學校組織大綱》，大綱設了兩個重要的權力機關，一為評議會，一為教授會。

教授會的職權是：1.選舉評議員及教務長；2.審定全校課程；3.議決向評議會建議事件；4.議決其他教務上公共事項；5.討論決定由評議會以三分之二通過提出對本組織大綱之修正案。

評議會，則由校長、教務長及教授會互選出的評議員共7人組成，校長為主席，職權範圍是：1.規定全校教育方針；2.議決各學系的廢立與變更；3.議決校內各機關的廢立與變更；4.制定校內各種規則；5.委任財務、訓育、出版、建築四種常設委員會委員；6.審定預算決算；7.授予學位；8.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9.議決其他重要事項。

此外，各系的主任，也由該系教授、教員於教授中推舉，任期二年。甚至出任院長和校長的人選也得事先徵詢評議會的同意。

由此可見，教授會、評議會掌控了學校的教育方針和人、財、物之權力。評議會職權中的第一、二、三、六項，評議會必須徵求教授會的意見，如果被教授會以三分之二否決，就要複議。也就是說教授會對評議會的權利是有制衡的。

我們不妨看一次教授會的具體的開會情況。1926年4月19日晚上，在清華的科學館212號教室，清華歷史上的第一次教授會如期舉行。到會的教授有47人，占了教授會人數的78%，而且發言非常熱烈。

比如選舉教務長的過程。會場上由余日宜教授與趙元任教授建議：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選時，通過者須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而第三次票選半數通過就可以。另有陳福田教授主張採用不記名投票方式，大家都贊成。

結果，梅貽琦在第三次投票時獲得33票，成為清華有史以來第一位民主選出的教務長。接着，教授會和評議會不斷開會，設計各學系的設立，選舉系主任，研究課程大綱。

後人從清華名教授吳宓留下的日記中，可以看到趙元任、陳寅恪、李濟、金岳霖等中國大牌教授如何頻繁私下聚會，討論學校事務，商量各種難題的處理方法。做學問的人並非只是對學問感興趣，當他們的意見可以對校內權力運行發生相當影響，他們的“參政議政”意識會非常強烈。

民國大學課堂教學非常自由

民國課堂的教學自由出乎人們的想象，一是教同一門課的教師可以選用不同的教材；二是老師教課的方法充分自由，沒有誰來干涉；三是許多時候考試完全由任課老師說了算。

當年的暨南大學辦在上海，馬來西亞作家溫梓川曾是那所學校的學生。據他回憶：翻譯家鍾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學教英文，他選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學出版的《黃金庫》詩選，他教課幾乎天天讀詩，有時也選一些小泉八雲的詩歌講義發給學生作補充讀物。

碰到他高興，還會選譯郁達夫的小說與徐志摩的詩歌，叫學生對照讀，看有什麼地方譯錯沒有。由於教學內容極其豐富，方法靈活多變，深受學生歡迎。

鍾作猷去英國愛丁堡大學留學後，接替他的是戲劇家顧仲彝。非常奇怪的是，早在學生時代就因自編、自導、自演《朝鮮亡國恨》、《雲南起義》、《中國魂》等戲劇名噪一時的顧仲彝卻不選戲劇做教材，而要選《伊利亞隨筆集》和莎士比亞樂府，並且在課堂里完全不談戲劇。

著名戲劇家洪深當時也在暨南大學教英文，與顧仲彝不同，洪深最喜歡用戲劇做課文。他教英文簡直像演戲，聲音又特別抑揚頓挫，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詞，有動作，有表情，把學生們迷死了，上課時教務部門非得給他安排科學館的大教室才行，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擠得水泄不通。

老師的課如何教，也一切悉聽尊便。民國史作家傅國涌有一篇文章介紹：清華大學外文系主任王文顯是劇作家，也教的是戲劇。王文顯講課的方法是照他編的講義在課堂上讀，年年照本宣科，從不增刪，不動感情，給人的印象“仿佛是長老會的牧師在主持葬禮”，下課鐘聲一響，他馬上離開。王文顯的學生、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晚年說：“回想起來，他那份講稿倒是扎紮實實，對於初接觸西方戲劇的人來說，是個入門基礎。”

吳宓上課則是另一種風采，溫源寧說他“講起課來就像羅馬艦船上的劃漿奴隸在做工”，講課涉及到的引文，別人都是照着參考書朗讀，或抄在黑板上，而他總是背誦出來，講解什麼問題，他會像軍訓教官一樣，“第一這個”、“第二這個”……有條不紊，雖然有些枯燥，但不會言不及義。

他上課很有個人見解，也有可能說得不對，但不會言之無物。他不繞着問題走，而是直截了當把腳踩到問題上去。

葉公超講課最有意思。他上課從不講解，只讓坐在前排的學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讀課文，到了一定的段落，他大喊一聲“Stop”,問大家有問題沒有。沒人回答，就讓學生一直朗讀下去。有人偶爾提一個問題，他斷喝一聲：“查字典去！”這一聲吼大有威力，從此天下太平，相安無事。

那時在學生中最叫座的是張申府的邏輯學，張申府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而是罵蔣介石，簡直成了熱門的政治論壇。張申府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聽課的人很多，擁護的來聽，反對的也來聽，不但課堂中擠滿了人，連窗口也站着人。

民國時期的考試也不像後來那樣追求整齊劃一。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京大學、北京師大做教授。錢玄同的課上得特別好，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深入淺出，條理清晰，不帶書和紙，只帶一支粉筆，而講每一個字的起源，從甲骨、鐘鼎、大小篆、隸，源源本本，手寫口談，把演變的經過，旁及各家學說，講得清清楚楚。

張中行他們讀書時，曾以口才給老師排名次，結果是胡適第一，錢玄同第二，錢穆第三。錢玄同上課如此認真，對點名、考試卻輕描淡寫。據他的學生回憶：錢玄同每次上課，從不看學生是否缺席，而是用筆在點名簿上一豎到底，算是該到的學生全到了。

錢玄同對待考試也很有意思，學校規定要期考，錢玄同期考卻不閱卷。學校只好刻個‘及格’二字的木戳，一份考卷封面印一個，只要曾答就及格。有時，錢玄同也會閱卷，不過他是按點名冊的先後，六十分、六十一分這麼批下去，如果選這一課程的學生是四十人，最後一個就得一百分，四十人以上呢？重新從六十分開始。

民國大學積極延攬優秀教學人才

梅貽琦先生說過：“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北大校長蔡元培、清華校長梅貽琦、南開校長張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範。

比如為了聘請陳獨秀出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蔡元培去陳獨秀所住的旅館跟他商量，碰上陳獨秀午睡，他就搬個小凳坐在門口等他醒來。

為了延攬人才，梅貽琦曾主動到陳寅恪家裡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事宜；敢於當面與蔣介石對罵的劉文典被迫離開安徽大學，梅貽琦隨即請他擔任了清華國文系主任；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也是梅貽琦親自邀請的。

據說，抗戰時，梅貽琦常到顧宅，無需打招呼，顧如不在，他就自己做東西吃，宛如回到自己家裡。張伯苓當年為了留住教經濟學的何廉教授，專門為他設立一個研究所。

20世紀30年代葉企孫提攜華羅庚更是傳為佳話。某次，熊慶來看到華羅庚一篇論文，覺得寫得特別好，推薦給理學院院長葉企孫。葉企孫認真看了華羅庚寫的3篇論文，覺得是個人才，決定將其調來。當時調華羅庚來算學系，阻力極大。

一是華羅庚只念過初中，是浙江金壇縣（現歸江蘇）中學的勤雜工。二是華羅良腿有殘疾，走路時必須左手執拐，右腳先邁，左腳得在空中劃一個圓圈才能落地。

葉企孫力排眾議，堅持將華羅庚調來，他說：“我希望大家認真看看華羅庚先生的論文再說話。他來清華後，我們曾經交談多次，每次我都頗受教益。以我個人的判斷，不日之後，華羅庚會成為我國數學界閃亮的星辰，我們清華會引以為榮的。至於他的殘疾，這正是華羅庚的驕人之處。有人說他走路是‘圓和切線的運動’，是的，華羅庚先生就是為數學而生。我們清華大學應該為擁有這樣一位獨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

在葉企孫的支持下，華羅庚當上了算學系的助理員，任務是整理圖書報刊、收發文件、代領工具、繪製圖表等。不久，葉企孫又破格提升他為教員，幾年之後又送他到英國留學，華羅庚從此走向了國際數學舞台。

民國教授特別關心學生

民國時期也是國家危機四伏的時候，教授們的責任感、使命感極其強烈，他們將培育人才視作知識報國的一個重要環節。

沈從文先生曾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在聯大開過三門課：各體文習作、創作實習和中國小說史。各體文習作是中文系二年級必修課，其餘兩門是選修。

沈從文教《創作實習》時經常給學生布置作文，然後認認真真批改，在學生作業後面寫很長的讀後感，有時會比原作還長。這些讀後感有時評析本文得失，有時從這個習作說開去，談及有關創作的問題，寫了讀後感，還會介紹學生去看一些與他們所寫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這些書都是沈先生親自找來，帶給學生的。

他每次上課，走進教室時，總要夾着一大摞書。學生習作寫得較好的，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報刊發表，郵費他自己承擔，經他的手介紹出去的稿子不計其數，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寫的作品幾乎全部是沈從文先生寄出去的。

沈先生講《中國小說史》，有些資料不容易找到，他就自己用毛筆抄，筷子頭大的小行書抄在雲南竹紙上。這種竹紙高一尺，長四尺，並不裁斷，抄得了捲成一卷，上課時分發給學生。

沈從文這種對學生的關懷，在其他老師身上同樣有所體現。1945年美國在日本投放了兩個原子彈。由於看到了原子彈在戰爭中的巨大威力，這一年年底，蔣介石先生找了吳大猷、曾昭倫、華羅庚到重慶去。

這三位學者，吳大猷是物理學家，曾昭倫是化學家，華羅庚是數學家。蔣準備給他們一個大禮堂和十萬美元，要他們做一個原子彈。吳先生說原子彈是研究的，不能只在一個大禮堂煉一個彈，應該先派人出國考察一下科技。

46年他們三位教授帶了五位研究員，這五位研究員是朱光亞(物理)、唐敖慶和王瑞詵(化學)、孫本旺(數學)和李政道。事實上研究員應該是大學畢業生。

可是李政道那個時候一年級在浙大，45年二年級轉到雲南昆明西南聯大，不夠學歷，後來在吳大猷的極力推舉下，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學，並在50年代與楊振寧一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