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的启示[1]

以否定世俗生活为特性的宗教的勃兴，似乎预示了国家强权的消亡，但它实际上只带来了国家形态的某种变质，或者也可以认为它呈现了国家的本来性格：适应或受容宗教方式具备了近代国家的精神基础。[2]同时，宗教在近代以来，也经历了某种变质。对于宗教的挑战，除了文化阻碍，主要来自于一系列被称为科学的新兴人类知识，特别是进化论。从宗教的客观表现来看，它既然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组织形态，必然会经历与国家存在相同的过程，也正是经历着这样的挑战，才可呈现出其本质来。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总结了他多年在世界各地对生物界的观察，发现自然选择在物种变化上的作用，探索了物种起源的进化规律。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谨慎地没有提及人类，只是点到通过此书，“人类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开端，就会得到一线光明。”实际上，在达尔文之前，拉马克（1744—1829年）就已经预示到人类和其他物种同是某一种古老、低级而早已灭绝了的生物类型的共同子孙；[3]1863年赫胥黎宣告到：“人是否也和其他动物一样起源于一个相似的胚体，并经历过同样缓慢和渐进的演变过程呢？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已明确无疑，而且在近三十年来也没有人怀疑过。人类起源的方式及其早期进化状况无疑是和比人稍低级的动物相同，在这方面，人和猿猴的确要比猿猴和狗更接近得多。”（《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海克尔（1834—1919年）在《有机体普通形态学》（1866年）、《自然创生史》（1868年）中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个体胚胎学和比较胚胎学等当时的先进科学成果，创立了生物种系的发展史，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树状谱系。[4]海克尔一方面深化进化论，提出生物发生律——个体发生（胚胎发育）是种系发生（发育）的短暂重演；一方面扩展自然选择概念，认为物种变异是适应和遗传相互作用的结果：适应引起变异，后天获得的品性可以遗传，遗传保存物种。

达尔文并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者，[5]达尔文主义者面对的是基督的教徒（以及他们组织起来的教会权势），达尔文面对的是基督（的教义）。本来，《物种起源》已经奠定了达尔文一生的地位，但现实迫使他不得不超越雷池，在他并不得心应手的领域表述其自然科学研究的引伸结果，于1871年发表了《人类的由来与性关连选择》。达尔文在此把物种起源的一般原理没有区分地推及作为纯粹的自然物种的人种，首先证实人的生物体是由某些结构比较低级的形态演进来的。在“第一章 人类从某些低级类型由来的证据”中，达尔文提出三大类事实。（1）人的身体结构：“人在构造上是和其它哺乳动物按照同样的模式或样板的。”（2）胚胎期的发育：“人是从直径为1/125英寸的一颗受精卵发育而成的，这颗受精卵看来和其他动物的受精卵没有任何方面的差别。”（3）种种残留结构：“高等动物的一切物种都有某些结构表现出一些残留的状态，不在身体的这一部分，就在身体的那一部分，例外是没有的，人也不在这条通例之外。”达尔文总结到：“属于同一个纲的各个成员，[6]在整个体架上有着同原构造这一事实，除非我们承认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始祖传下来，而后来又因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各自起过一些变化，否则是无法理解的。”

在“第二章 关于人类是怎样从某种低级类型发展而来的”中，达尔文进一步展开论述：“人和低于人的动物相比，看来不但变异性的发生是由于同样的一般的原因，并且身体发生变异的一些部分也是彼此相似得可供类比的。”这些原因包括：改变了的条件所产生的直接与确定的作用、使用得多与停止使用对有关身体部分的影响、[7]发育中止（不是生长停止）、返祖遗传、[8]关系密切结构的相关变异、增殖率以及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原理可以特别清晰地解释由猿到人的演化，也“曾经是一切生物变迁的主要力量。”至此，达尔文明确不误地确立了人类生物体的由来，推翻了上帝造人、造物的《圣经》前提；要否认达尔文的推论，就会否定近代生物学等一系列相关科学体系。问题在于：《圣经》中造物主的前提引伸出一整套关系人类生活的全面体系，自然选择也必然提示一整套人类发展的全景，这两大系统整体会如它们的前提对立一样，一定是彼此对立不相容的吗？

在第三、四章“人类和低等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的比较”中，达尔文指出：“人和其他动物的心理，在性质上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更不必说只是我们有心理能力、而其他动物完全没有了。”这显示出达尔文并不擅长形而上学的领域。在非社会性（或者极少社会性）的心理特征（各种情绪、好奇心、模仿力、注意力、记忆力、想象力、推理能力、学会进步、乃至使用工具、抽象能力、自我意识、语言、审美感觉）里，达尔文都成功地找到证据说明人与动物的同质性，甚至断言“人的审美观念，至少就女性之美而言，在性质上和其他动物的并没有特殊之处。”另外，达尔文小心地举出狗对主人忠顺的例子，说明在宗教信仰方面虽然差距很大，仍能看出人与动物的心理状态的相同方向，已经略为偏离了他所擅长的进化论所能阐明的领域。

达尔文还提到：“不论任何动物，只要在天赋上有一些显著的社会性本能，包括亲慈子爱的感情在内，同时又只要一些理智的能力有了足够的发展，或接近于足够的发展，就不可避免地会取得一种道德感，也就是良心，人就是这样。”这一方面加深了人对社会性格的自然因素的认识（为把心理学建立成一门科学打下了基石），另一方面也提示着人的超越出纯自然因素的社会性之复杂，即生物进化论在推及人类社会上的局限。说起来并不难理解：生物现象的分析必须借助物理、化学的（无机、有机）分析方法，但并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在人逐步沿着有机进化上升之际，怎样才算具备了抽象或概括的能力，才变得有了自我意识，才能对自己所以生存做出思考，达尔文告诉我们他回答不出，如此看来也就没有必要由生物学方面推论过于深远的道德情操。

达尔文很清晰坦诚地表示出他面对的最大难题是：在今天的人可以反思自身与自然的时候，已经不存在人与其最近亲的高级动物之间的中介形态，因为最不开化的野蛮人[9]也远远高于最发达的动物，以至于达尔文在论及由野蛮人与文明人的逐步差异时也缺乏足够的自信去运用“自然选择”的道理。在“第五章 经历原始与文明诸时代、种种理智与道德能力的发展”中，在生物学领域建立如此成就的自然选择已经失掉演绎的前瞻机能，成为（事后诸葛亮式的）归纳。这种归纳，对于诸如“为什么西班牙这一个民族国家，虽曾如此盛极一时，称雄称霸，却终于在赛跑中被人远远地抛后面呢？”，“英格兰人作为殖民主义者的成功是最为突出的”这一类的几乎脱离了自然生物性格的社会现象，并没有太大必要与生存竞争联系起来。[10]固守进化论教条反而会妨碍人类对自身的认识。

海克尔总结到：“达尔文不朽的哲学上的功绩有两方面：其一是对1809年拉马克创立的旧起源论的改革，该起源论是用半个世纪累积起来的大批事实材料加以论证的；其二是创立了选择论，揭示了物种渐变的真正起作用的原因。达尔文最早指出，强大的‘生存竞争’是无意识地起作用的调节器，它支配着物种逐渐变异中的遗传和适应的相互作用；它是一个伟大的‘栽培的上帝’，它无目的地通过‘自然选择’造成新种，就象一个种植的人有目的地通过‘人工选择’选取新种一样。”[11]在把进化论推及哲学认识的高度时，海克尔不惜把道德伦理世界完全归入物质科学的世界之中，陷入单纯的机械一元论中。他把由于科学发展的结果“可认识的”理性抬得很高，“只有通过理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然认识，解决宇宙之谜。……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同未开化的原始人与近亲的哺乳动物（猿猴、狗、象等）在理性上相差无几”；同时，“我们所珍视的称之为‘情感’的东西，……根本不能促进对真理的认识；相反，它往往妨碍对真理认识独具能力的理性，并且时常深深地损害了它。……所谓‘启示’和所谓由启示而达到的‘信仰的真理’也都是如此，‘信仰的真理’只不过是幻景而已。”（第一章 宇宙之谜的提出）。

但海克尔终身都没有摆脱康德“二律背反”的阴影，他也承认：“他们大都同意伊曼努尔·康德的意见：伦理的世界完全不依赖于物质的世界并服从完全不同的规律；正因为如此，作为道德生活基础的人类伦理意识，也完全不依赖于科学的世界认识，而更多地依赖于宗教信仰”（第十九章 我们的一元论伦理学）。海克尔把康德的二元论“缺陷”归因于康德的人生，暴露出一个实验生物学家对精神思维业者的偏见：康德二十二岁离开校门之后不得不做了整整九年的家庭教师；如果他可以幸运地出游世界或顺利地谋取大学教职，那么，可以肯定，他对现实社会的认识一定不会更加深刻。[12]

把这样的观察引伸于人类的自然性格，[14]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如溺婴（特别是女婴）的现象。因为如果认为某些人多生男、某些人多生女的话，被溺死的女婴多数出于多生女婴的人，长久下来，两性的出生比例就会失调，一般的数据也显出男多于女的倾向。但如果进一步推进，达尔文坦率地承认：“这里所提出的有关性关连选择在人的历史上曾起的作用的一些看法是缺乏科学的准确性的。……我们无法肯定地说这个特征是通过性关连选择才发生了的变化，而那个特征不是。”（第二十章 人类的第二特征）。实际上，观察着“形而下”问题的作者的脑海中不断涌现出“形而上”的困惑，一方面，“说实在话，到目前为止，如果人和这些不同族类的人还因形貌与习惯的巨大差别而彼此分离，过去的经验不幸正好向我们说明，在我们有朝一日把这些异族的人看作一视同仁的同类之前，还需要多么漫长的一段时间呀。”（第四章 人类和低等动物在心理能力方面的比较）。另一方面，“为未来的子女设想，凡是没有能力养育他们而无法使他们免于赤贫生活的人全部应该放弃结婚，因为贫困不仅本身是件大坏事，而且通过对婚姻的率意进行，不负责任，倾向于滋长更多的贫困。在另一方面，象高耳屯先生说过的那样，如果能深思远虑的人回避结婚，而凡事漫不经心的人却结了婚，则社会上较差的成员势将取较好的成员而代之。”（第二十一章 全书总述与结论）。

包括自然选择与性关连选择理论的进化论在自然科学的领域，经历过甚至可称为革命性的突破性发展，一方面修正了自拉马克——达尔文以来的不足，另一方面仍旧引发出新的社会性争议（如遗传基因，人工生育、流产）。而进化论在非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困惑与其说是谬误，更多的是显示出其局限：即关于人类社会运行规律有其不同于进化论原理的展开（包括宗教的组织形态）；即使承认进化论的一般有效性，在推及人类生活的类比中，存在着有异于动物界中的另外一些原理，如克鲁泡特金所提及的“互助原理”，[15]更可适用于人类的生存现象。总之，尽管存在着缺陷，进化论为人类认识自身，从认识社会的自然属性着手，提供了基础。国家与教会，被认为是纯粹的社会性“实践理性”的批判（认识）对象，但实际上也包括许多自然属性。借用康德的术语，进化论把“纯粹理性”（此岸）大为扩展，更接近于“实践理性”（彼岸）了。

[赵京，1994年8月13日，静冈县三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