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人公，對自己看到的校園裡的腐敗現象痛恨不已，可由於自己勢單力薄，根本無力改變些什麼。她唯一能做的，便是找到本刊特約記者，大膽披露了自己看到的隱藏在大學校園裡的黑幕！

在讀這篇文章之前，讓我們首先向這位打工妹的勇氣與良心致敬！

我叫尉囡，今年23歲，是四川達縣人。2000年7月，我高考落榜後來到武漢一所知名高校的教授家裡做保姆。

之所以選擇到教授家打工，是因為我並沒有放棄求學深造的想法，在這裡不但能耳濡目染校園文化，而且對我以後繼續讀書肯定很有幫助。於是，我盡心盡力地照顧着張教授一家人的起居生活。知道他們口味清淡，我就買來菜譜學着做淮揚菜給他們吃。很快我就贏得了他們的好感。

因此，從2001年1月開始，他們就把我的工資從每月350元漲到了400元。3月，張教授為我到“自考辦”報了名，要我參加自考。張教授夫婦還很尊重我，在別人面前稱我為“乾女兒”，連來張家的客人也對我很客氣。

張教授既帶碩士研究生，也帶博士研究生。大學裡，師生們稱他這樣的人叫“博導”。張師母曾很驕傲地告訴過我，張教授每年都要帶十幾、二十個學生，想成為他學生的人特別多。我對張教授充滿了崇敬，但是後來目睹了張教授對考生的一些舉動，又讓我覺得很不是滋味。

2001年3月的一天，張教授家來了位客人。聽了他和張教授在客廳的談話，我才知道，這個人叫何遠國，想考張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這次是來找張教授請教問題的。

張教授熱情地接待了何遠國，除了告訴他面試前要看什麼書，還囑咐他注意身體，加強營養。張教授有那麼多的學生要帶，竟然還能細心到關注學生的健康和飲食，這讓我感動不已。

4月底，何遠國又一次來到張教授家。這次，他很沮喪地告訴張教授，自己的總分上線了，但是分數不高，加上名額有限，恐怕當年上不了學。何遠國差點都要急哭了，他說如果今年上不了，明年單位可能就不會再讓考了，而且即使明年能再考，也占了後來同事的名額，同事間會鬧矛盾。說着，何遠國拿出一個信封遞給張教授，說信封里裝着3000元錢，讓張教授幫助活動活動，還表示要是錢不夠，可以再送兩三千來。

我本來以為，張教授會嚴詞拒絕何遠國。可是，沒料到，張教授竟然接過了何遠國的信封，還打開封口看了看，然後扔在茶几上。他對何遠國說：“我儘量幫你活動。要是行，估計是要再花點錢的。”見張教授鬆了口，何遠國一疊聲地說：“那當然，那當然！” 何遠國出門的時候，衝着我禮貌地笑了笑。他的笑容很複雜，既欣喜，又有點苦。

一個星期後，我接到何遠國打來的電話。因為張教授夫婦都不在家，他就問我是否知道他讀博士的名額下來沒有。我說不太清楚，何遠國便很客氣地請我幫忙問問。當晚我把何遠國打來電話的事告訴了張教授，他沉吟了片刻，對我說：“他要再來電話，你就說你什麼也不知道，讓他自己來一趟。”

第二天何遠國打來電話，我照張教授的話回復了他。第三天，何遠國來了。張教授對他說，事情辦得差不多了，就是學校教務處那邊還有點麻煩。何遠國會意地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個紙袋，從裡面抽出一幅畫交給張教授說：“這是一張金箔畫，您看看能不能送出去，算是我的一點心意吧。”張教授拿着那張金箔畫，翻來覆去地看過後，裝回到紙袋裡，又扔在茶几上說：“行，我再去努力努力吧！”

這天我送何遠國出門的時候，發現他沒有一點欣喜的表情，也沒像前兩次那樣對我點頭微笑。他低着頭，深深地又是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那一刻，我突然非常同情他：他應該是個很好學的人，考試也考得不錯，可想讀書還是那麼難！我忍不住安慰了他一句：“你別太擔心了，張教授一定會幫忙的。”他沖我咧了一下嘴，就走了。

那幾天晚上，我失眠了。張教授這樣收學生的錢和貴重禮物算不算受賄？他還要把東西送給學校教務處的人，那他又是不是在行賄……

然而，一直到了6月初，那張金箔畫還躺在張教授的書桌上，我沒看到張教授把它拿走送什麼人。我突然想到：張教授會不會是在主動向學生要錢要東西呀？我被自己的想法嚇了一大跳！我怎麼能懷疑張教授呢？他待我多好啊！我命令自己不許胡思亂想。

到了7月份，張教授告訴何遠國，他的名額搞到了，但還需要點錢最後打點一下。何遠國很快又給張教授送來了2000元錢。這以後何遠國才拿到了錄取通知書，成為了張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看到這一切，我的心裡很不是滋味。原來讀博士不完全是靠實力呀，何遠國讀了博士，但是那些沒給張教授送錢的人呢？也不知道張教授是拿掉了誰的名額給了何遠國，那人說不定像我一樣來自農村，因為貧困而失去了這個機會！我突然又對自己的出身充滿了自憐。 2001年9月，何遠國開始讀博士了，他成了張教授家的常客。我和他也漸漸熟悉起來。他知道我不是愛多嘴的人，就經常跟我像朋友那樣聊天。

博士和碩士上課，不是像中小學生一樣大家坐在教室里聽講，而是平時各學各的，導師有事就把大家叫到一起談談，這種“談談”就是上課了。張教授就經常把學生全叫到家裡的大客廳來上課。

張教授除了當老師，自己還開了個公司，經常能接到科研項目。2002年春節剛過，張教授就把他帶的碩士研究生們叫到家裡上課，問大家誰願意到他的公司里做活，每個月固定給500元報酬，如果項目大（也就是錢多），還能發點獎金。

有個研究生問張教授，如果他到公司做活占用了時間，論文做不出來怎麼辦呢？張教授很輕鬆地告訴他們：“我是幾家重點期刊的審稿人，你們的論文經我的手就不怕發不掉。你只要參與了項目，就有了東西寫論文。如果實在沒什麼成果可寫，就看別人的論文，看懂了以後，換一種角度再寫一遍就是你自己的論文了。”學生們頓時輕鬆了起來，好幾個學生都說願意去公司做活。張教授滿意地笑了。

過了一段時間，張教授又把博士生們叫到家裡問了同樣的問題，但他們的反應就完全不一樣了。沒有一個博士願意到張教授的公司里去幹活——他們都說沒時間。張教授很不高興。他對大家說：“你們不肯做項目，將來論文就很難說了。”

我私下問何遠國，為什麼碩士和博士對到公司做活的態度不同。我說：“張教授多好呀，自己開公司賺錢，還帶大家一起賺。你們竟然都不願意去，真傻！”

哪知何遠國皺着眉頭對我說：“你不懂就別亂說別人傻！在教授的公司幹活，那就成了他的廉價勞動力了——你活做不好，很快他就不要你做了，一分錢也不會給你；你活做得好，被教授看上了，只要活沒完，也就別想着畢業了——他會說你的論文不過關，讓你一直替他把活做完。”

何遠國越說越激動：“其實，現在有很多導師都開公司，自己賺‘海’了，買房買車，日子過得很滋潤。可是誰能想到，導師們的公司是哪些人在替他們撐着——都是像我們這樣的在讀碩士、博士。剛才張教授其實就是在要挾大家幫他做活。”

聽了何遠國的一番話，我真的驚呆了——在我眼裡如此神聖的高等學府，竟然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不料，何遠國又說：“還有，導師給研究生一個月500元，你知道他自己賺多少嗎？我們這樣的“員工”，如果導師到社會上去聘請，沒有幾千塊一個月是請不來人的。”何遠國還說，他剛入學的時候就聽說，他之前有個博士生，幫張教授做了個活，張教授給了他4000元錢，可那個博士很生氣，因為那個活全是他一個人做的，張教授得到的經費是40萬元啊！也就是說，除了材料費，張教授自己淨賺了大約30萬元。

一開始我還不相信何遠國說的話，當我親眼見到一位博士登門造訪，求張教授手下開恩的時候，我才相信了這一切。那個博士因為不肯再廉價為張教授幹活，他的論文一直得不到張教授的肯定，因此他讀博5年多了，還不能畢業，就一直在學校這麼幹“耗”着。

知道了這些事，我對張教授沒有了好感。我甚至開始“鄙視”他：他一個堂堂的大學教授，竟然如此貪財！不光貪財，他還不讓有才華、有能力的學生畢業！

可是何遠國告誡我，不論我聽到張教授的什麼事，產生什麼樣的想法，都不要在張教授夫婦面前表現出來，否則我可能就會在張家干不長了。何遠國還說：“你也不要把這些事看得多麼了不得，很多教授都是這麼幹的，大家都見怪不怪了。”可是我還是很久都想不通：在城市馬路上闖紅燈都有警察管，這些教授做這樣的事就沒人能管了嗎？還是人們根本不想管呢？

在張教授家的日子長了，我對校園的陰暗面了解得也越來越多。我發現，在許多教授們的世界裡，有着我根本不知道的“遊戲規則”。如果不是一次張教授喝醉了，多說了些話，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這些規則。

那天，張教授從學校組織的宴會上回到家裡，很得意地對我說，在系裡，他每年發表的論文數量都名列前茅。他毫不避諱地告訴我，他當年確實是靠自己的拼搏搞出了科研成果，論文也獲過獎。但現在的論文基本上都是他帶的研究生搞出來的，學生們所有的論文他都是第一作者，因為他是導師，所以學生不署他為第一作者，張教授就不推薦，他們的論文就很難發表。

那天，趁着酒性，張教授還告訴我了很多“黑幕”。他說，論文的好壞有很多“花樣”，而“花樣”就在於論文和項目是否能獲獎，能獲獎就是名利雙收了。而要獲獎，就一定要和評委搞好關係。評審前，要常常請評委們吃飯、旅遊，他們購買大件物品要能為他們“埋單”，只要和各位評委拉上關係，評獎就成功了一半。評審時，還要給各位評委送點“的士費”——當然不要人家真的拿的士票來報銷，只要直接給個紅包，說一句“交通補貼”人家就明白了。至於紅包大小則要根據當次評審的重要性來定了。這樣下來，想不“獲獎”也難哪！

張教授笑得很自然，說得很得意，但我卻像吃到了變質食物一樣，有些噁心，心裡充滿了厭惡。

說到獲獎的情況，張教授的話更多了。他說，論文和項目獲獎了，在學校里評職稱就有了資本，但更關鍵的是，項目獲獎後，就會有更多的人和單位將項目交過來做。只要有項目做，那就一定能賺到錢。

此外，張教授還告訴我，現在有很多發了財的私企老闆和行政官員為了提升自己，都願意到大學來“補拿”文憑。而那些人都很忙，根本不可能靜下心來做學問，於是他們的畢業論文就成了大問題。而這些人如果是他的學生，就“不能”不幫他們一下了。再說這些人都有很強的“實力”，幫了他們就等於幫了自己。

我很奇怪：為什麼平時慈祥、睿智的張教授說到這些“貓膩”時，一點也不臉紅，反而津津樂道呢？我記得中學課本里有篇文章說：“知識分子是中國的脊梁。”可是看看這些“脊梁”們現在都在做些什麼呀！

2003年4月，我終於考完了中文自考的所有課程，拿到了中文專業的本科文憑。此後，我開始思考自己接下來到底該走哪條路——是在張教授家繼續做保姆，還是出去找個工作呢？就在我左右為難的時候，何遠國建議我，不如請張教授幫幫忙，讓我考他們學校中文系的研究生。畢竟，拿個研究生文憑找工作會容易些。

我把考研究生的想法告訴了張教授之後，他對我說：“你努力讀書，有上進心，這很好。但現在讀研究生學費太貴，你暫時負擔不起；另外，我和中文系的人並不熟悉，找起人來也很麻煩的。”

我突然想起當初何遠國上門拜訪的情景，心裡什麼都明白了：張教授不能為我這樣的打工妹“白忙活”，如果我不能“有所表示”，他是不會幫我的忙的。

最後，我選擇了從張教授家“辭職”。2003年10月11日，我應聘到成都的一家文化公司做校對，月基本工資700元。現在業餘時間我仍然手不釋卷，一邊工作一邊備戰考研，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取得碩士研究生的錄取通知書。

備戰考研的過程中，有些曾經考研落榜的考友，得知我曾在教授家裡工作後，還特意找到我，要我給他們介紹幾個願意“幫忙”的教授，想提前和導師“交流”、“溝通”一下，這讓我感到很不舒服。校園的腐敗在老師和學生之間蔓延開來，我不好說這是老師的錯還是學生的錯，難道真得就沒人出來管一管嗎？

（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文章中的人名、地名均做了技術處理。）

（2004年8月下半月版《打工》 口述：尉囡 作者：程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