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学把知识与研究成果当作商品，竞相推销，一如零售业者争取顾客上门。这种现象是许多默然存在的不成文作法之一，并且深植于现代学术政策的根基之内。 ——索斯坦·韦伯伦（Thorstein Veblen），《美国高等教育：商人制订的大学行为准则》（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A Memorandum on the Conduct of Universities by Businessmen, 1918）

　二十世纪末，美国大学广受艳羡，它们拥有巍峨的校舍、花木扶疏的中庭，以及边幅不修、心无旁骛的教授群。它们不再是与世隔离的寂静孤城，反而跃身为国家的源头活水，提供经济成长与繁荣所需的三大要素：高素质的人力、专业知识、以及可转化为高价值产品或医疗技术的先进科技。

　这些新发现不但引起媒体的注意，来自政府单位和基金会的经费援助也随之增加，政府官员对大学的监督更日趋严格。在此同时，许多商机也因此浮现。美国大学发现，它们可以出售研发成果，许多企业也愿意花上大把银子，赞助网际网络与有线电视的教学课程。此外，运动用品公司会花钱说服校方同意，在学校运动员的制服上印制公司商标，或是把校名印在公司生产的帽子与运动衫上出售，大学校园也开始出现挂着「雅虎信息教授」、「K-Mart行销学教授」等头衔的老师。据说田纳西大学还使出一记奇招，把代表自身的橙橘色卖给一家涂料生产商，以便想要分享该校美式足球队魔力的民众，把自己的房子漆成一片「田纳西橙」；甚至还有一所企业化经营的大学成功找到厂商，让他们愿意付钱在该校男厕小便池的墙上打广告。

商业化现象并非鲜事

　美国大学种种商业化的作法可能变本加厉，但绝非始于今日。远在二十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就定期刊登广告招生；宾州大学也曾设立公关室，负责提高该校的知名度。一九○五年，哈佛大学为了训练替学校赚进大把钞票的美式足球队，还特别礼聘一名二十六岁的教练，他的薪水竟然与校长不相上下，是正教授的两倍。伊利诺大学校长安德鲁·德瑞伯（Andrew Draper）就明白表示，大学「是传道授业的场所，也是企业组织。如果不以企业化方式经营，注定会失败。」1

　美国大学商业化的今昔之别，不在于此一现象的存在与否，而在于它的涵盖范围与普及程度。一九七○年之前，大学校长偶有市侩作风，会运用广告或藉助某些商界的作法。不过，我们若是从严解释，主张「商业化」指的是以学校的教学或研究换取金钱，这种现象大致上只存在于校园生活的边际地带，如一些体育活动、函授与进修课程等。☆可是现在，信息系、生化系、企管系和其它许多科系的教授无不利用各种学术活动赚钱。商业挂帅的现象如今不仅存在于大学运动校队及校务发展室，还延伸到理学院、商学院、推广教育中心，以及校园内的其它学术单位。

行政官僚难辞其咎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美国大学商业色彩日趋浓厚？韦伯伦认为，大学校长与校内行政人员难辞其咎。他们为了筹措经费，用以扩充学校发展、提高校誉，不断强迫教授们接纳种种商业手段。对韦伯伦而言，解决问题的方式不辩自明：「学校行政首长及其种种作法是问题的症结，所以应该请他走路，以停止大学商业化的弊端。」2

　如果韦伯伦对大学商业化的原因尚有几丝困感，他显然并未坦白指出。其实即使在他的时代，情况也非常明显，问题的根源绝不仅止于大学行政官僚。当时有很多大学校长不满美式足球运动持续在校园内扩张，但是他们的声音却被学生与校友的足球狂热所掩盖。今天，局势发展更为明显，美国大学「向钱看」的现象根源深遂，绝不是校长的政策等表面原因所造成。学校行政官员固然走在大学商业化的前端，但是大牌教授在校外创业、到大企业兼课，或是允许私人企业经由网际网络，录音带及录像带，在市场上贩卖他们的授课内容，却通常与学校行政人员无关。长久以来，美国大学改革校际运动竞赛的最大阻力不是来自校长办公室，而是那些坚持培养明星球队的毕业校友、校外赞助者、民意代表，以及其它一心只想赢球的人士。

市场力量日益坐大

　如果韦伯伦不应归咎校长，谁又该为大学校园内商业活动的激增负责？部分原因与社会上的市场力量日益坐大有关。商业化现象已经不止在高等教育中生根，它也普遍存在美国生活与文化之中，在医疗保健、博物馆、公立学校、甚至宗教都处处可见。3企业化创新、主管拿高薪、强势行销等作法已纷纷跨进与商业原本毫无瓜葛的领域，这种现象开了恶例，让大学可以理直气壮地跟进。尽管如此，光是注意到商业化形成的趋势，还是无法说明它的根源，更无法解释原本远离市场的大学象牙塔，为何突然遭到商业文化的深度入侵。

丧失学术目标与价值

　有些学者认为，丧失目标是大学拜金主义盛行的主因。4除了挂在嘴上的空洞口号「追求卓越」外，美国大学缺乏目的与远景，出现价值真空，使一昧追求物质的欲望得以长驱直入。抱持这种论调的批评者几乎都是哲学、文学及其它人文学科的学者，他们虽然就大学的一般现象提出批评，但仍受限于人文学科的背景。由于这些学科常被外界指责失去了学术方向，出身该领域的学者认为整个学术圈都出现了类似的目标失落感，也就不足为奇。

　然而，如果我们从更宽广的角度检视大学内部，很快就会发现，许多系所与研究单位事实上仍有非常明确的目标与使命，但它们往往也是商业化最严重的地方。在大学传统科系当中，理工科系教授的目标最明确，商业化色彩最浓厚的却也是这些系所，而非人文科系。若是将大学内诸多学院互做比较，商学院与医学院的教育目标与宗旨可说是最清楚不过，但是，最热切于投入各种收费咨询与商业活动者，却也是这些学院的教授，而不是他们在文学系与哲学系的同事。

　如果美国大学商业化是因为学界的想法出现错乱，这种错乱也是手段上的问题，而不是目标不清。一所大学要追求卓越与完美，必须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在合理的范围内追求利润。价值观一旦动摇，牟利的欲望就会迅速蔓延全校。我们在后续章节会讨论这些价值观的内容，以及商业活动如何威胁它们。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仅以丧失目标或方向来解释大学商业化日益严重的现象，无法帮助我们了解问题的根源。

私有经济不容小觑

　对于校园商业化的根源，左派批评者也有一套看法。对他们而言，这只是商人与律师操控大学校董会、把教育及研究「商品化」、使大学教授沦为公司员工的另一例证罢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符合美国企业的利益。5

　私有经济对大学的影响力不容否认。财力雄厚的企业家显然可以藉由大笔捐助，左右大学的校务发展。我们只要把资源丰沛的商学院与多数捉襟见肘的教育及社工科系作一比较，即可明白此言不虚。此外，工商界提供的工作机会及薪水，对大学课程安排的影响更大。看看美国各大学主修企管的大学生不断增加、信息系所不断成立，再把管理学和经济学教授得到的丰厚待遇，与文学和哲学教授的薪资两相比较，即可见一斑。

　私有经济影响学术机构是事实，企业领袖操控大学以遂私利的说法，却只是臆测之词。十九世纪末，美国学院逐渐转变为研究型大学，许多大学董事会的教会成员的确开始让位给企业主管与律师。即使如此，把这种现象渲染成全美企业密谋操控大学，未免过于牵强。另外一种比较温和的说法是，高等教育的规模愈来愈大，组织更趋复杂，所以需要校董会协助募款，找出更好的管理方式。教会人士不擅此道，他们跟不上日趋世俗化及专业化的大学院校发展。相较之下，企业主管与律师似乎比较能够满足大学的新需要。

　在早年，有些具有商业背景的大学校董企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学校身上，甚至逼迫一些思想比较前卫激进的教职员走路，但是这类干预马上激起大学教授的反弹。最后，大学校董还是必须改变作风，在学术事务上尊重学者专业的判断，否则就得承担校誉受损的风险。因此，远在近年商业风气兴盛之前，各主要大学的校董会成员已经收歛起专擅干预的作风。到了一九六○年代，他们出任校董的动机大都是基于对母校的向心力，或是善尽公民责任，唯有为了保护学校与各系所的财务健全，才会干涉学术相关决策。今天，美国大学校董会若是鼓励若干商业投资活动，动机绝大多数是为学校筹措财源，而不是为企业牟取私利。

高教补助惨遭削减

　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学者则另有一套看法。他们认为，美国大学校园之所以掀起商业化的风潮，是因为政府一九七○年代开始减少对高等教育学府的补助。6一九七三年的能源危机，使美国经济成长开始减缓，国会再也无法比照一九五○与六○年代的作法，继续支撑研究经费大幅成长。各个州议会也因为狱政、医疗与社会福利的负担不断加重，与国会同步削减对高教的补助，在一九八○与九○年代时尤其如此。根据这种理论，削减高教补助经费迫使各校自谋生路，分头筹钱。最后，主张企业化经营的校长与熟悉商业手段的教授，便设法向市场推销他们的专业知识及科学发明，以换取金钱，填补经费不足的漏洞。

　政府减少挹注也许是英国、澳洲、北欧及荷兰某些大学商业色彩日浓的催化剂。7但在美国，政府减少补助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源，毕竟美国高等教育并非在近二十年才首次遭遇经费拮据的难题，早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美国政府的补助即已减少，更甭提一九三○年代的情况。可是在这些困厄的年代，美国大学并未「弃文从商」。

　此外，美国私立大学的主要财源并非来自公费，所以本来就没有巨额政府补助流失的问题，而且一九八○与九○年的股市大涨还使私校募款大增。近年来，大学生化医学系的教授得自国家卫生院的研究赞助一直有增无减，但是他们也是校园内商业色彩较浓的一群。同样地，商学院各系所与教授的经费削减幅度，远不如其它学院系所，但是商学院教授热中营利，却也是有目共睹。简而言之，经费补助减少也许是根源之一，但是要完整解释近二十年来美国大学商业化愈演愈烈的现象，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砸大钱，以求声誉卓越

　美国大学与上瘾赌徒及流亡王室之间，有一项共同特点：他们的钱永远不够花。各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总有许多不断的创新想法与抱负，而这些都非常花钱。各学科新书与期刊价格不停上涨，许多研究设备也要不断添置更新，才能确保各系所的学术声誉及地位。各大学校长与院长必须绞尽脑汁，尽可能满足上述需要，因为他们的声望高低，取决于能否让各系所教授满意、能否维系各系所与研究单位的学术地位，以及能否争取设立新单位及系所，留下具体政绩。

　因此，美国大学近年需钱孔急，并不全然是政府官员的想法偏差、大砍大学经费所致，而是美国大学的常态，是源于各系所单位不断追求学术突破、争取优秀师生。这些杰出人才往往不断要求开设新的课程、添购更多书籍和设备，以及其它更新更多的东西，以满足他们追求新知和机会的欲望。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大学近年各种商业挂帅的作法，其实只是一连串开源策略中的最新手段。这些策略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当时大学开始想出招收付费学生的点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各大学又打定主意，要求政府拨款补助；近五十年来，美国大学更以各种翻新手法，游说有钱的校友与其它财主捐款给学校。☆

商机处处，乐把知识变黄金

　一九八○年代之后，美国大学商业活动日渐普遍的主因之一，在于学校有愈来愈多的机会，可以藉由提供教学、专业顾问及科学知识，来换取巨额金钱。在二十世纪的前半段，学校从这类活动获利的机会并不多，美国企业界当时尚不热中把主管送到大学吸收管理新知。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例如威斯康辛大学的哈瑞·史丁伯克（Harry Steenbock），他发现如何使用维生素D提高牛奶营养价值〕，校园内的科学家并未产生许多立即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而且当时各大企业认为，只需要向极少数的科系，诸如化学系、工程科学相关科系的教授讨教即可，其它并无咨询的需要。

　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学缺乏「利用价值」的情况开始转变。科学发明在盟军作战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使美国决策者相信，值得对大学的各项学术研究进行巨额投资。投资对象除了自然科学，在国家卫生院成立之后，也扩及医药研究。从一九四八至六八年，美国政府对基础科学的经费补助增加了二十五倍，一年高达近三十亿美元，得到的回收也远超过预期。在大学院校科学家的协助下，美国顺利发展出氢弹、发射人造卫星、成功登陆月球。电机方面的研究屡获突破，也使民生工业受益，特别是促成电子与信息工业萌芽成长。此外，发现DNA、发展出基因结合技术，不但带来一场影响深远的医学革命，也孕育了全新的生物科技工业。

　基础科学在接受联邦政府巨额补助达三十年之后，不再是政府优先补助的对象。一九七○年代末期，美国经济成长趋缓，同时面临欧洲与日本工业的强力竞争，促使美国国会寻求刺激经济成长的方法。冷战进入尾声之际，美国政府也开始调整科学政策，逐渐淡化维持军事优势的重要性，转而强调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的竞争力。

　这项优先次序的调整也使美国政府重新寻找新策略，设法将大学研究与美国企业的需要相结合。美国国会在一九八○年通过拜杜法案（Bayh-Dole Act），使大学更容易为公费补助的研究成果取得商业专利，并且有权授予外界。美国国会与各州议会也资助各种大学与民间企业合作的创业投资，以帮助学术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新的产品或生产方式。此外，政府更以税赋优惠，鼓励民间企业对大学进行的研究项目进行更多投资。

　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这些政策都相当成功。在短短十年内，已有两百所美国大学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向外推介各校具有商业价值的研究成果，同时申请专利，授权民间公司利用或生产。到了二○○○年，美国大学拥有的专利项目增长了十倍有余，每年光是专利权使用费及证照费的收入即超过十亿美元。此外，大约有一万两千名大学研究人员参与一千多项与民间合作的投资项目。8很多大学已经成立专责中心，为小型企业提供技术协助，或是提供创业资金与专业咨询，协助成立新公司。有几所大学还特别筹设创业投资单位，入股由学校教授集资成立的新企业。

　在此同时，基因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使各大学的研究单位突然成为企业界争相拉拢的合作对象。许多投资者把眼光放远，投下数百万美元资金，只是希望能获得新构想，并不期待任何具体的新产品或可观的利润。一所大学实验室的研究发明，往往就可成立数家新的企业。很快地，在大学研究经费的来源中，美国企业赞助金额的比例就往上翻了好几番，一九七○年代初期只占二·三％，到了二○○○年之前，已跳升至将近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大学的成人教育单位也出现商机。许多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体会到，要在日趋复杂的社会中出人头地，必须不断充实新的知识与技术，以致大学推广教育吸引了不少想要提升本身职能的在职学生。专为医生而设的延续教育班快速扩充，因为许多医生必须跟上医学的快速进展。为企业而设的主管进修班愈来愈普遍，各种企业训练计画也不断推陈出新，于是遂发展成为一年高达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大饼。

　赚钱机会并不仅止于各大学院校本身，老师们也因此受惠。大学教授，特别是在名校任教的学者，经常在正职之外找到生财之道。近年美国生物科技蓬勃发展，使得大学里的生物科学专家们忙着申请专利，或是接下各种待遇优渥的顾问工作；需要这些专家跨刀的公司也经常让他们入股分红。有些学人甚至干脆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自组公司赚钱。在理工科系之外，商学院教授亦是「钱途看好」。许多大企业经常捧着大把银子，邀请这些财经专家到公司提供建言，或是为公司主管上课。法学院教授亦不遑多让。他们为各大律师事务所或其客户提供专业咨询，以换取大笔酬金。经济学教授、政治学学者、心理学专家，以及许多在大学任职的学人也纷纷发现，对许多私人企业、顾问公司和其它组织而言，他们的专业建议都可以待价而沽。

　不仅如此，就连大学行政人员也发现，学校可以在正常的教学及研究活动之外另闢财源。校友事务处开始为毕业校友筹组各种旅行团、安排专题演讲，使校友可以到各地名胜度假兼充电。学校的业务单位向商家出售专利使用权，把校名印在上衣、杯子和相关物品上；学校附设的纪念馆推出各种吸引人的摊位，贩卖这类商品。各大学附属书局也走出校园，进驻市区，以提高业绩。

　在短短几十年内，美国大学进入了一个充满商机、知识可以变黄金的全新世界。大学校长、学商两栖的教授、甚至行政人员，都在忙着找寻财源。

各校竞争压力有增无减

　美国各所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压力日增，也是促使各校必须广闢财源的原因之一。美国大学的竞争压力向来比其它国家高，但是在二十世纪后半，有几项因素使这种情况变本加厉：大学生人数增加、联邦政府补助大幅成长，以及民间捐款金额增加，都有助于力争上游的大学院校成为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此外，交通日益方便、奖学金机会增多，能够挑选学校完成学业的大学生也愈来愈多。在此同时，美国各州议会也开始提拨更多经费给境内顶尖大学的理工学系，希望复制加州硅谷和麻州128公路的成功经验，提振地方经济。甚至连《美国新闻暨世界报导》杂志的年度大学排行榜，也是竞争压力升高的原因之一。虽然每所大学的校长都可以举出这类排名的一大堆缺点，但这种评监方式确实能提供若干具体的衡量指标。由于评比总会激化竞争，大学的水平高低也缺乏更好的监定方式，以致各校感受的压力日大，竞争益趋激烈。

　竞争压力增加的结果之一，就是要设法筹钱，因为几乎每一项能提高学校声誉的措施都得花钱：延揽优秀学人、提供更多奖学金吸引优秀学生，以及提高待遇、改善研究环境，以留住声望攀升的教授。久而久之，大学行政官员称职与否，取决于筹钱能力的高低。感受到企业化经营压力的大学官员不得不使出混身解数，充分利用商界提供的各种赚钱机会。

　总而言之，造成美国大学商业化的原因是多重的，政府削减补助经费当然会迫使某些大学与系所另觅财源；美国社会在一九八○年代崇尚企业精神，也等于鼓励大学自筹财源，使这些作法合理化。此外，学术价值的观念混淆不清，让大学商业化广开大门，而竞争压力更是临门一脚，加快大学商业化的速度。不过，若非经济发展需要知识与科技的挹注，使大学广闢财源的机会迅速增加，上述诸种原因也无法使大学商业化累积如此丰硕的「成果」。

两极化的评价

　外界如何看待大学商业化的趋势？重视经济成长的政府官员当然乐见大学积极自我推销，向企业界「贡献所学」，而不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企业对大学研究的投资，能促成新产品与新技术，得到的回报也绝对划算。9由于合则两利，美国企业对大学的投资已经加码，政府也乐于抽身，卸下部分补助预算的重担。在此同时，美国各大学的推广教育班都在不断扩增，以满足愈来愈多专业人士在职场冲刺一段时间之后，回校进修充电的需要。

　自筹财源的机会增加，显然也使大学更贴近大众所需。在欧洲与美国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认为，市场力量已使大学更具效率与平民化，也更积极帮助经济成长。10很多人无疑非常赞赏这种结果，认为大学总算有所贡献，证明政府投入大笔纳税人的血汗钱，总算没有白花。

　但在此同时，也有人对大学商业化现象大加挞伐。立场左倾的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商品化」已使大学沦为「知识工厂」，学术理想经常成为商业利益的祭品。社会学家史坦利·艾罗诺维兹（Stanley Aronowitz） 表示，「学习的殿堂已被权力愈来愈大的学校行政部门把持。他们很少理会学生与教授，却对政客与商人唯命是从，高等教育的主权早已遭到政治及市场力量把持」。11 文化人类学家卫斯里·舒马（Wesley Shumar）也认为，学习与研究的价值高低，「端视它们转换成金钱与商品的难易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其它标准，诸如美学与育乐。最后，多元价值的观念将会消失」。12

　大多数人的看法并未如此悲观，但也有许多人担心，商业取向的活动终将凌驾在学术价值之上；大学系所与研究计画的优劣也取决于它们的「吸金」能力，而非学术品质。经济力量使学生对就业热门科系趋之若骛，诸如信息、商学院与相关科系教授的薪水不断攀升，他们的研究也总能吸引较多的校外援助。相对之下，其它具有学术意义、但市场价值不大的系所研究则惨遭冷落，这些现象让许多人感到沮丧。即使是赞成大学应该协助经济建设的人士也担心，大学追逐商业利润可能会有后遗症；他们也怀疑，高等教育学府无所不卖，从运动衫到成人教育应有尽有，是否是恰当之举。

　上述忧虑与某项更广泛的争议有关，这项争议的焦点是：医院、文化单位，以及传统上不以利润作为价值标准的社会活动，是否应该受到市场力量的操控？几乎每一个人都同意，讲求竞争的市场确实可以激发每位参与者的活力，达成共同的目标，但是隐忧依然存在。虽然难以解释清楚，却也挥之不去，而且这些忧虑会默默提醒我们，在一昧追求商业化的过程中，某些价值难以取代的东西可能因此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