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内外三位学者饶毅、鲁白和邹承鲁合写的《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一文在《自然》“中国之声II”上发表后，在国内科技界引起反响。从一些评论来看，有些民众可能认为文章观点切中时弊、但也有人对此文的观点和提出的问题表示困惑和不解，中国科技界有些明眼人甚至对文章出台的背景有所议论。本人试图就此发表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我的初步印象是作者中一定有人是在与科技部打交道过程中有过很不愉快的经历，估计是项目申请被拒绝或是有什么要求没被答应，因有个人恩怨才会出现如此的暴怒和偏激。这种剑拔弩张的攻击和指责恐怕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才会出现。对这一点，我最近接触到的一些人也有同感。

　　第二，文章作者是外行，看来完全不了解近20年来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的进步，也不了解科技部（国家科委）自1978年恢复以来所做的工作。20年来，国内外研究中国科技体制和政策的文章和出版物不少，从作者时时流露出缺乏这方面的基本知识的情形看，他们没怎么读过。我想：或许作者认为搞自然科学的人是万能的，是无所不通的，用不着受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基本训练，也用不着去浏览有关文献和进行一点必要的研究，就可以是这方面的专家。现代中国流行的独断的唯科学主义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世界上任何国家的科技资源分配都有很强政治的或非专业的因素，包括美国在内，政科分离和完全由科学家或专家来掌握科技经费的分配是不可想象的。我觉得，在中国科技界目前“五马分车”的情况下，科技部的权力和作用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了。中国今后的发展要求科技经费分配应实现更高程度的集中。实际上，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近二十年来得出的一条主要经验就是对经费的管理要相对集中。

　　第四，在中国目前R&D投入当中，企业已占60%以上，接近了美国的数字，尽管这一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实际增长还是显著的。其实这对中国才是最重要的。政府各部门的投入所占比例已经降低，而且即使在政府掌握的R&D经费当中，科技部占的份额也不是最主要的。因此改组或撤消科技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可能造成更多的问题，使中国科技界重新回到过去那种机构重叠、条块分割、各自为阵、低水平重复别人劳动的局面。

　　第五，世界上凡是致力于赶超发达国家先进经济和科技水平的国家，都有强大的主管科技的政府部门，政府都要在科技资源的分配起主导作用，而且事实证明是成功的，否则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日本过去的科技厅就发挥过重要作用。最近的例子是韩国，为了使政府主管科技的部门更具权威性，今年10月18日，韩国总统卢武铉正式将科技部升格为副总理级部门。

　　以上是我读了饶毅等人的文章后初步感觉，不过略经思考，我觉得作者提出的问题并不是方针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不象是科技体制方面的问题，而是在执行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执行政策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在各国都很普遍。也就是说文章作者连标和本都没有搞清楚，得出的结论和提出的建议当然也就难以立足了。下面容我对文章作者的观点逐条加以评论：

　　关于从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作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们的看法太过于简单了，看起来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至少是没有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长期存在的，是世界性的，各国都有。谁不想摆脱人治，建立竞争优胜体制？但做起来并不容易，美国也没有解决好。除了科技界自身的腐败之外，美国各级政府主导和干预科技决策的情况比比皆是，美国国会议员的所谓“猪肉桶支出”(pork barrel spending)更是大行其道，有增无减。科技界并不处于真空当中，政治和科技是不可能分开的。关于政治领导、科技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政治领导不可能完全听科技人员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不可能完全变成科技人员办案人员。你可以要求行政管理人员增加科技和专业知识，但不能指望他们只当科技人员秘书。

　　作者没有区分战略性（strategic）研究和战术性（tactical）研究的不同。战略性研究应该是由政治领导人和政府行政部门决定的，可以征求科技人员的意见；而战术性研究可由科学家主导来决定，但也应由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科技人员经常会把两者混淆。

　　科技发展到今天，科学家彼此是隔行如隔山。科技人员评判的范围不应超出他们本领域知识的范围，科技人员，包括资深研究人员和院士，并不能取代政治领导人和政府行政部门，更不能取代学术标准，也不能代表所谓竞争优胜体制。

　　与政府主管部门的人际关系

　　的确，科技部可能存在管理方面的问题，但这也是执行方面或是前进中遇到的问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在美国也是如此。应加强监督，尽量减少。有趣的是，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问题没有被提出，我这里不免要提一句：我注意到三名作者都有中科院背景，在那里供职或兼职，并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人们就难免怀疑作者的动机、代表的利益和文章出台的背景。然而在美国，个人和单位似乎都很注意这个问题，有明确的规定，该回避的就应当回避。这对防止或减少学术腐败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改组或撤消科技部的建议

　　这种建议的提出至少是草率的，是没有政策依据和事实根据的，甚至涉嫌进行恶意指责和攻击。作者走得太远了。他们说：“科技部的存在使中国科技体制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是造成中国科技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目前仍在决定大宗科技经费去向并仍然牢牢掌握大宗经费分配权的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应该放在什么地位？”“目前仍保持庞大院部机关和管辖90多个研究所和数万名职工的中国科学院放在什么地位？”按照作者的逻辑，国家发改委和中科院的存在方式岂不是使中国科技体制更扎实、更长久地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科技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难道说中科院、国家计委和其它各部委以及中国科技界五大方面军就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几年前，国家计划委员会科技司的一位处长在会见一些科技政策界人士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搞什么科技政策？你们又不管科技经费分配。我才是中国的科技政策！”由此不难看出什么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饶毅等三位学者在文章中说，“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向中国这么大权力的科技部。”那么请问，“世界上那一个科技发达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有如此庞大的科学院的建制？” “中科院目前90多个研究所当中， 滥竽充数、低水平重复别人劳动的科研单位又有多少？”

　　关于把经费转交基金委及其它部门

　　作者提出要把科技部掌管的经费转给自然科学基金委。作者差矣！“美国为什么不把科研经费都交给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管理？”众所周知，同行评议制度只是科研经费管理方式当中的一种，即使在美国，这种制度仍有不尽人意和需要改进之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迄今主要工作是资助经过同行评议的纯基础科学方面的小项目，是有成绩的。但也有问题，如最近发生的两亿多元人民币被贪污和挪用的案例，其金额占基金委全年预算的10%。

　　吴瑞先生在《提高中国科学研究的产出率面临挑战》一文中说过，虽然国家基金委采用了与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相似的公平的评审系统，但由于符合资格的评审人员很少，经常是很难找到足够的熟悉特定研究领域的评审人员来做可靠的评审。

　　实际上，以同行评议的方式管理大科学或大型国家项目是不合适的，也是不可操作的，起码美国的经验是如此。我觉得，中国政府近年来新增加的研究开发经费主要是用来支持大的国家项目，应该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由政府主管科技的部门来统一掌管新增加的研究开发经费是必要和行之有效的。

　　关于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

　　关于成立总理科技办公室是否更合适，对于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谁又能有几分把握？何况现在已经有了国家科教领导小组，而且是由总理挂帅，由国家主管经济和科教的各部门首脑作为成员。又何必多此一举？

　　我想作者的建议是建立一个类似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这样的机构。但是，就美国目前的情况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是很弱的，其影响和协调能力也很有限，这种结构不利于科研经费的有效掌管和使用，影响了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正如华美客先生在《NIH弊病浅析谈》(XYS20041125)一文中所说，在华盛顿深不可测的政治大海中，总统科技顾问只是一条小鱼。美国科技界对生物医学一家独大、科学研究全面失横的局面很有意见，因此关于成立强大的内阁级科技部的呼声一直不断，只是因涉及数个联邦部、局撤并和既得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两党政治的原因，目前行政当局还难下决心。

　　作者还提出“因科技部没有下属科研实体，没有明确的、可以评价的责任，因此它在分配经费时就会抢功劳、推责任。”多么可笑的逻辑！自然科学基金委也没有下属实体，发改委也没有，其它一些部门也没有。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也没有下属实体。实际上，越是没有下属实体的经费管理部门，越是能够公平、妥善、有效地管好经费。大家试想，如果由中科院管理科研经费，当自己的一个下属实体和别的部门的下属实体通过竞争来申请项目经费时，中科院能保证在审批过程中做到公正和不偏不倚吗？

　　公平地讲，科技部（原国家科委）自1978年恢复以来，经历了从方毅、宋健、朱丽兰到现在的徐冠华四任领导，对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事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革”、1995年的“加快科技进步的决定”，后来的“科教兴国战略”和“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到“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国家工程研究实验室的建设、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计划的组织实施，直至今天的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的组织制定等等，科技部做了不少工作，而且是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前面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对政府公务员的看法

　　我很遗憾的发现，文章作者对政府主管部门和公务员，尤其是下级公务员表露出极大的不尊重，甚至蔑视，字里行间渗透着对他们的鄙夷。在文章中被统称为“行政人员”。似乎“万般皆下品，惟有科学高”。给人的印象是，“行政人员”几乎就是腐败的象征。似乎他们就是致力于“进行社会和学术政治交易”，“操纵或影响决策过程”，似乎是他们的存在“使庸才继续影响和统治科学前沿人才”。等等，不一而足。公务员当中的确存在腐败行为，但绝不能一概而论。政府公务员中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不少是硕士、博士，其中不乏学成回国的“海归”，有着良好的道德操守。文章作者对他们这些同样为了国家而辛勤工作的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看了让人寒心。

　　中国科技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以为中国科技体制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

　　一是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滞后，已成为制约科技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部门分割、行业分割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政府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协调措施和手段，行业之间缺乏良好的协作，综合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具体表现在：科技资源高度分散；科技资产利用率低；科技积累效应低。建议：加强宏观管理，提高科技资源的统一协调和配置。

　　二是军民分割的现状。改革当前军民分割的科技体制已迫在眉睫。建议：进一步推动加强国防军工生产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的体制，建立开放的环境和条件，保障各种有效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促进科技要素在军民之间的双向流动和转移，形成长期稳定的军民融合创新体系及运行机制。

　　三是有些部门的改革明显滞后，没有跟上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在没有对老体制下产生的研究机构进行彻底改造的情况下，又在组建新的研究实体。此外，目前的学术体制存在严重弊端，导致学术腐败有向学术界的最高层次蔓延。建议：对老体制遗留的问题痛下狠手，以保证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改革现有的学术体制，以确保受过良好培训并具有创新精神的中、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尽早真正挑起科研工作的大梁。

　　总之，看了饶毅等三位海内外学者一番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批评和建议，本人并不想怀疑其态度之诚恳，其动机之善良，也不想质疑他们是否因个人的恩怨，或是别有用心，更不想否定他们“都抱着一颗诚挚的心，写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使国内科技保持健康地发展”。

　　但是我也注意到他们犯了一些科学技术专业人员的通病。出于狭隘的思维和对历史认识的缺失，作者过分地夸大中国科技体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现象，而没能指出关键问题所在。作者采取的办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让我看到的是中国科技界的多种矛盾因素，如人际关系的恩恩怨怨、部门之间的异见对立、利益划分的明争暗斗、地缘关系的小圈子、职业的高低贵贱…。

　　学术界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利益分割，中国现行的学术制度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些功成名就的学者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不仅在已有的成就面前裹足不前，而且还侧身“学阀”之列，在与本专业无关的领域或场合翻云覆雨，巧言令色。这种现象是少数，但却助长了学术腐败的蔓延。

　　《中国之声Ⅰ》的英文正刊名为“以西方的观点看中国的科学和技术”，其作者多为美籍华裔。尽管态度坦率、但不免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虽然在新一辑《中国之声II》中，《自然》杂志特别邀请了国内学者加盟，没想到三位学者的文章却带有更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如果不是因为个人恩怨，或是别有用心，又如果没有利益冲突，又何必在境外搞一个论坛，又何必采取这样一种发动突然袭击、打棍子、扣帽子的做法？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的一些制度和做法成了国内效仿的对象，科技界也不例外。的确，美国科技确实强大，学习其先进的科技管理办法是对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一个大国，历史和国情不一样，是没有办法完全重重复美国的经验的，只能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况且美国的模式也有很多缺憾和弊病。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展开论述。真正关心国内科技事业的学者需要清楚这一点，不要不自觉的成为了某些人的工具。这也算是换位思考一回。

　　一旦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势，作者本人或许也会发现，《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一文的判据带有明显的部门之见和个人偏见，是极其片面和靠不住的。既然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为了把中国科技事业搞上去，既然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善意，何不开诚布公，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问题，交换意见，把问题搞清楚，找到解决办法，岂不更好？这样总比明枪暗箭的指责要好得多。本人这点浅见全无它意，不过是深切希望中国科技界，包括海外华人学者精诚合作，共创中国科技的繁荣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