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有信仰又有悟性”，还是志大才疏？

(作者朱学渊来稿)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梁京的文章，一向言之有物，但“胡锦涛为何出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一文，却令人莫名其妙。梁京说胡锦涛打击异见知识分子，是因为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又说“我更倾向于相信，有信仰又有悟性的领袖，要比没有信仰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机会”。无非是以为，这“出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或许还能给社会带来什么福利呢。

我想在认识“什么是信仰”之前，首先应该了解“什么样的东西”才会被人们信仰。中国有很多人说“信仰科学、信仰民主”，或拥戴“德先生、塞先生”云云。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漂亮话，因为“科学”和“民主”既为真理，已经不在乎你的信仰或反对了。之如“相对论”和“议会民主制度”的真实与可靠，已不需要党中央或胡锦涛的认可了。

一般来说，大凡处于“假设”或“推论”阶段的“学说”，如“上帝创世说”，有其重大的人类心理功能，言之亦颇有理；但却永远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于是，就成为“信者恒信”或“不信者恒不信”的“信仰”了。

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度成为狂热的信仰，也只是在其尚未实行时。而一旦得以实行，则大都（多）被证伪（除马克思少数经济学理，毛泽东部分战争谋略），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暴力革命论”，以及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的新发明，则已被铁证为人类的浩劫和灾难。

因此，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类抛弃马克思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开放国门，引进外资，勾结“国际垄断资本”，乃至声称“永远不搞政治运动”，都是为了找出路，求真理。这可以被梁京先生斥为“机会主义”；但就其改变“信仰”而言，倒的确是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机会。

而今，胡锦涛的重行毛泽东专制思想，挞伐“国际垄断资本”，狗咬了有钱出钱的西方吕洞宾不说，可能还有“闭国锁门”之后举。胡锦涛及其谋士的不明事理，很象民国初年留着辫子的张勋。在“张勋复辟”之初，亦必有类梁京者，假设其长辫中“有信仰又有悟性”。事实上，张勋和胡锦涛有的只是“死硬”，却没有一丝一发的“智慧”。

胡锦涛想成为“毛泽东第二”，就是他的大愚蠢。“谁是毛泽东？”毛泽东虽说给中国带来万劫不复的灾难，但倒是一个“有信仰又有悟性”的师范生；“谁是胡锦涛？”胡锦涛是一个食古不化，清华大学里混过几年的“假聪明”。如说，毛泽东的打天下象“九天揽月”，而胡锦涛的高升继位则是“天上掉馅饼”。

梁京说“胡锦涛的政治地位应该说远比一年以前要稳固”，又是为这位新领袖号错了脉象。不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有人虎视耽耽；单说南方数省迭起民乱，也可知国情峻严。这些乱象又与“海外敌对势力”或“国际垄断资本”毫无干系。可是，胡锦涛偏偏要“出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继而诅咒“国际垄断资本”，以吸引世界舆论之视听。这样的“四面出击”、“激化矛盾”，真颇似当年貌似聪明，而办一事错一事的小王明。

胡锦涛今天举毛泽东的旗，邓小平阴间里恼火：“我设计的改革大业，竟败在你这个辅导员的手里。”而毛泽东则在忧心：“我这样的人物，几千年才能出一个；你莫志大才疏，弄巧成拙，别一朝成了崇祯帝，亡了我的党与国。”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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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梁京：胡锦涛为何出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

二〇〇四年，历史把胡锦涛的人生推上了颠峰。由于迫使江泽民放弃权力的斗争进展格外顺利，胡终于在这一年成功地实现了自己青年时代做梦也不曾有过的政治抱负，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真正的，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最高执政者。

胡锦涛在二〇〇四年的好消息不仅来自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来自外交和内政，尤其是最近台湾泛蓝阵营在立法院选举中的胜利，让他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泛蓝的胜利说明，大陆不惜一战的威吓策略，至少暂时是有效的。在国际方面，美国对大陆的战略需要，胡温在南美和东南亚的出访成功，乃至最近石油价格的回落，都应该说是胡锦涛的好消息，而在国内方面，胡温的“仁政”也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仅建筑业追回本年拖欠民工工资一项，就有数百亿元。至于宏观经济调控，虽有不少的批评，但至少大陆一度过热的投资得到了抑制。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面对共产党内的反对势力还是党外的反对势力，胡锦涛的政治地位应该说远比一年以前要稳固。正因如此，许多人在得知余杰，刘晓波等三人被大陆安全部门拘留的消息时，都不免感到惊讶。胡锦涛为什么要选择在此时突然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出击呢？

目前对胡的这次出击的背后原因有各种猜测，而我无从知道那些猜测是否确有所据。不过，不论此次出击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是否完全出自胡本人的意图，胡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正面冲突是迟早要发生的事。对于胡锦涛来说，这不仅仅是保护自己的策略需要，更深刻的原因是，胡与江泽民、赵紫阳都不同，他自认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一个真诚的共产主义信徒。

象大家一样，胡也看到江泽民其实是一个没有信仰的机会主义者，而赵紫阳则象戈巴契夫一样，是一个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甚至反省的“叛徒”。从这个角度看，胡自然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代表，他们的主张不仅对共产党不利，而且对中华民族也不利。胡作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打击这些敌对势力的代表，限制他们的影响。

很多人，尤其是今天的年轻一代，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胡锦涛会有这样“过时”的思想。这是因为他们很难理解、更难以想像，共产主义在许多有道德追求的人当中曾经是一种真实的信仰。有此种体验的人都知道，不论何种信仰，只要是真诚相信过的，放弃它都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胡锦涛的命运与许多同代人不同之处在于，严峻的现实和利害令他的许多同代人不得不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而胡锦涛的个人利益则与保持共产主义的信仰始终相一致。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被中共老一代人中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早早就挑选出来做接班人的，而当初选择他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信仰坚定。

一直有人认为，正因为胡锦涛和温家宝是真诚的共产党人，所以他们与机会主义的江泽民和朱镕基相比，其实更不利于大陆的改革。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也未必一定会“不幸而言中”。我更倾向于相信，有信仰又有悟性的领袖，要比没有信仰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机会。只要胡锦涛、温家宝不是过分偏执的人，现代的资讯环境应该让他们有机会领悟到一些共产党的前辈不曾领悟到的道理。老一代共产党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其实不在于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他们真诚的相信，为了实现高尚的目标，可以不择手段，以暴易暴。中国人为此付出了无法计算的代价。

各种不同信仰的竞争是人类文明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之一。共产党人应该比所有人都更清楚，有吸引力的信仰是不怕迫害的，共产党人也应该清楚的是，用国家暴力去迫害和压迫其他信仰的人是摧毁和败坏自己的信仰最有效的手段。胡锦涛和他领导之下的共产党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斗争既然不可避免，人们所能够希望的，就是这一斗争比较过去要文明一些。否则，在中国获得胜利的，又将是一种主张以暴易暴的信仰。果真如此，则今日处于强势的胡锦涛将负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自由亚洲电台（12-28-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