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说，“现代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有思想意识、审美趣味、语言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但归根到底来说，现代文学与大众传媒的结盟，很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与大众传媒结盟，不仅是获得发表园地，更深入影响其思维与表达方式”。他虽然用了“很可能”这样的字眼，不过紧跟着的“最重要”透露其判断之确信，为此写的一系列文章是判断之下的一块块基石，如今结集为《“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予我们“束”而观之的契机。

比如报刊之于文体的影响与改造，王韬、郑观应、黄遵宪、严复、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等自觉分辨“文集之文”与“报馆之文”的区别自不待言，单说小说这种文体，已然大不同以往。古时的唐传奇因原初有送与座师考察的用意，于是有着曲折婉丽、逞才使气的特点；后来的话本小说，因要于书场招徕听客，以至要设计“扣子”，且听下回分解。

进入现代，报刊登载几乎成为小说面世的首要途径，不仅张恨水这样的通俗小说家要考虑读者的需求，以至每一天的章节段落都要“自成起讫”，连鲁迅写《阿Q正传》，于《晨报副刊》连载，也不得不用了顺应报章特点的相应文体，九个章节，各成故事，连缀成篇，固然是杰作，但因报章的影响，却不免亦有枝节处，若能删削一下可能会更凝练。

报刊这一载体，对文体之“干涉”一至如斯。不仅如此，陈平原说，“（其影响）在于促使作家认真思考并重新建立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小说创作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很难再‘十载增删五次’了，而是‘朝甫脱离，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这样的传播方式，对作家的创作不能不构成巨大的影响，仍以《阿Q正传》为例，小说连载几期之后，在京城知识阶层中引起大的反响，许多人怀疑阿Q的故事是否影射自己，鲁迅任职的教育部里的同事也议论纷纷，猜测“巴人”（《阿Q正传》刊发报纸上的署名）为何许人也，浑不知就在身边。这样的登载方式，这样的舆论氛围，虽不会左右鲁迅的深入思考，但对其写作的形态不会没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无可置疑。

扩而延之，文学革命、文学流派、文学论战等，尽数以报刊为依托。若没有《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想找到阵地恐怕不会太容易，更不要说胡适、陈独秀会否写《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即便写了，又有什么地方会刊发呢？以后的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诗》《文学周报》《晨报副刊》为阵地；创造社以《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和《创造日》为阵地，新月社以《新月杂志》为阵地，是为文学流派与报刊的相辅相成关系。而周作人编辑《语丝》，林语堂编辑《论语》《宇宙风》《人间世》，沈从文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施蛰存编辑《现代》等，印证了陈平原所说，“著名的文人学者办杂志、编副刊，不同于职业编辑，在于其有明确的立场与趣味，其选择去取，即便无心，也都大有深意。你态度越是认真，越是自认出于公心，越可能‘排斥异己’”。

关于文学论战，陈平原有一判断，“晚清及五四的思想文化界，绝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论战’。这与报刊文章的容易简化、趋于煽情不无关系。真正的‘辩论’，需要冷静客观，需要条分缕析，而且对参与者与旁观者的学识智力有较高的要求”。少真正意义上的辩论，确实，如《新青年》有钱玄同、刘半农联手制造的“王敬轩事件”即为一极端，日后，鲁迅与陈源的论战，与梁实秋的论战，与太阳社的论战等，少讨论，多意气，用词狠刻，场面火爆，“战”自不虚矣，这恐也为媒体所喜闻乐见也。

林语堂的《论语》杂志为周作人刊发五十自寿诗，并配蔡元培、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沈兼士等友人的和诗，结果引来一通围攻，天南地北嘲骂不断，为一乱纷纷的文坛公案，若无大众媒体这一传播利器，想“扬尘”恐亦扬不起来。而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香港左派杂志刊发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等系列文章，严词攻击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不过这次沈从文他们心惊不已却不敢回击，因为心里明白，时代即将地覆天翻，无“商榷”的余地了。

至于出版之影响现代文学，不必说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老字号，即使北新书局、良友公司、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等“小店”，无不与现代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陈平原选取一例个案进行分析，即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认为编选《大系》乃五四新文化人“自我经典化”的过程，“特点在于兼及‘文学史著’与‘出版工程’，二者缺一不可。没有‘史家’的眼光，《大系》缺乏高度；没有‘企业’的管理，《大系》无法成形”。这样的论断是精当的。

而出版现代文学家与学者的全集，自各方面看都是一复杂的问题。从《鲁迅全集》里是否收译作，其讲演稿如何甄别，到钱锺书、杨绛夫妇拒绝应酬书信编入文集，以及许多大家在特殊年代的检讨、交代、批判文章有否必要收入全集，等等。而周作人的全集，人所共知的原因，目前是难以出版的，不过采取一种迂回策略，如陆续出知堂自编文集、集外文、译文集，以及影印日记、收集书信等，也能起到基础的作用罢。

从传媒、出版的角度去研究现代文学，是一个有意思的课题，不过也需要警惕一些问题。在这一点上，陈平原说，“既然选择大众传媒作为研究课题，一般不会固守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对大众文化持过分严厉的批判态度，需要警惕的是，因长期浸淫其中而过于同情，乃至失去必要的判断标准。必须记得，‘大众传媒’既成全，也限制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不能只拣好的说”。这表明了一位学者审慎而清醒的态度。（转自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