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20世纪大哲学家也是大数学家罗素的这一格言，亦可引伸到建筑上。因为建筑本身也是一部历史，而且是信史，这一来，其实与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有关理念，可谓不谋而合。当我们讲一位设计师应该有高强的综合能力时，表面看似乎是指善于把技术、艺术等各种因素糅合在一起，其实，这并不等于糅合或者整合，而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是升华——只有这么一个词才是准确的。一旦用上整合这类词，就会觉得不伦不类，相当尴尬了。

庄子在《达生》中写了一个“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鐻是悬挂乐器的架子，上面雕刻有装饰图象，雕刻既是技术活，也同样是艺术。记得一位外国雕刻家说过，一位艺术家，就是把石头上面多余的部分去掉，雕刻也就成功了。这位梓庆，比这位外国雕刻家讲得更生动，也更深刻，他是这么回答鲁侯的惊疑的：臣工人，何术之有！虽然，有一焉。臣将为鐻，未尝敢以耗气也，必齐以静心。齐三日，而不敢怀庆赏爵禄；齐五日，不敢怀非誉巧拙；齐七日，辄然忘吾有四肢形体也。当是时也，无公朝，其巧专而外骨消；然后入山林，观天性；形躯至矣，然后见成鐻，然后加手焉。不然则已。则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

原来，他是“齐心以静”，当摒弃一切功名利禄、毁誉得失之后，乃至忘却了形体，忘却了技艺，化入自然，方胸有成鐻，才动手，这叫“以天合天”。这令我们又想到当代文学大师巴金所说的，无技巧状态方是最高的技巧，当梓庆连技艺也一并忘却后，所雕刻出的艺术品才令“见者惊犹鬼神”。

确实，对于建筑技术而言，一位设计师早已成竹在胸，娴熟到家，一旦作图，也就会忘了技术是什么，自由潇洒，作出的设计，更如鬼匠神工。

不过，这里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对技术的把握，早已烂熟于心，否则，是无法达到这样一个自由的创作境界的——当技术达到极致，也便上升为艺术了。

“庖丁解牛”同样是庄子的作品。庖丁者，厨师也，无非一小技而已。但庄子起笔不凡，说他宰牛时，“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竟然把宰牛的过程，演绎为音乐舞蹈，成了纯然的艺术。

然而，在庖丁的“目无全牛”中，当包含有多少技术！首先，是解剖学的学问，对牛的结构，尤其是骨胳架构，连接，要十分精通；其次，是用刀的技术，何时快，何时疾，何处下刀，何处转换，等等，精微之处，妙不可言；还有……不一而足了。也只有这些技术到了家，他在解牛时，方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才上升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

所谓艺术的最高境界，也便是达到创作的高度自由，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当是“得道”了。而这“道”绝非技艺，而技艺的升华，技艺的超越，超越了技术本身，进入到了艺术审美的境界。庖丁不就是这么得道的么？

这两则故事，对设计者的启迪是意味深长的。自外而内，一个是“入山林，观天性，然后见成鐻，然后加手焉”，与自己心中的设计相遇而成，技术仅是“加手焉”，这才有出神入化的艺术品产生，与后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一致的；一个是“游刃有余”，因为已到了“所见无非全牛者”的境界，对内部结构的掌握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前者，是对整体构思的“天合”，后者，则是对内在结构的“神遇”。一个“天合”，一个“神遇”，不正是在掌握了客观规律之际，所获得的创作之高度自由，从而上升到艺术美的境界么？前文讲到珠三角的经济组团，不也有这一“天合”与“神遇”的道理么？

无视规律，不讲技术，造的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遵从规律，从必然中获得自由，这便是由技术升华为艺术的最终……秘诀！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