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4） (2015-08-19 19:50:0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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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62年前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危险性已经出现

本文在前言中说：“（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学说的起点是在1956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论十大关系》，主要形成时间是从1962年8月北戴河会议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期……”。到目前为止本文已把作为起点的1956年到1959年庐山会议的历史要点做完简要的交代，现在就来看看1962年前后的情况。

1966年八月五日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其中有言：“……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多年前，我刚开始研究文革历史，在读到毛主席的这张大字报的时候，对于其中“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这句话的实际所指是不知道的，也不知道1962年到底发生过什么。随着自己的不懈努力，把许多零散材料（基本都是被人刻意剪裁并重新组装过的）汇总在一起，找出它们的内在联系之后，就慢慢有所了解了。而最新出版的《毛泽东年谱》对于我完成自己的研究，完善自己的思考，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从《毛泽东年谱》里可以看到，毛主席很早就注意到苏联社会内部已经是很不公正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特殊于一般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是苏联社会中一个实实在在的官僚贵族阶层，他们的成员包括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他们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他们有支票本，可以任意从银行取钱）；包括苏联党的一部分中高层的干部队伍；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搞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一帮人。这个构成复杂的特殊阶层，也就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苏共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实际上代表这个既得利益集团。

1959年12月，庐山会议过去才几个月，毛主席在带领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他们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时候，专门对“既得利益集团”做过这样的一个批语：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即使消灭了旧的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影响还会长期存在，阶级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每一个时期，总会有这样一部分人，保持旧制度对他们有利，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对他们不利，他们安于已有的制度，不愿意改变这种制度。任何一种新制度的建立，总是对旧制度有所破坏，不能只有建设，没有破坏。要破坏就会引起一些人抵触。

毛主席是从来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的，他读书就是要解决革命中遇到的问题，他写那样的一个批语，当然不单是想到苏联社会的情况，也是想到我们自己这边的情况。苏联内部发生的情况，会不会像流行病一样流行到我们国家来，流行到我们的党内来？这是毛主席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苏联社会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要保持既得利益，就需要维持对他们有利的现有制度，或者把它转变到对他们更有利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决不愿意按照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搞真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意志反映到苏共党的纲领和各项具体的政策之中去，同时必须要把斯大林搞的社会主义说成是错误的，把斯大林批得体无完肤，只有这样才能取悦和讨好西方，从外部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获得支持（邓小平后来对待毛主席和投靠美国与赫鲁晓夫如出一辙），赫鲁晓夫1956年10月搞的那个和平纲领，无非就是这么个东西，是个背叛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东西，苏共22大的纲领还是这样一个东西，只是更系统化了，更变本加厉了。

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内一旦也出现一个像苏联那样的官僚贵族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他们也一定会像苏共一样，把他们的思想体现到党的纲领之中，搞出一套欺骗人民的修正主义党纲和与它相配合的方针政策来，本质的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事实上这个危险性在1961年至1962年确实已经出现了。

前文提到过中南海“八司马事件”。戚本禹是八司马之一，戚本禹被打倒后，被人说成是“小爬虫”，即使现在也还有自称左派的人坚持这个诬蔑戚本禹的说法。戚本禹的实际经历及其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负面的被夸大，正面的被忽略了。《毛泽东年谱》里，记载了戚本禹1960年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写出过《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报告让田家英递交毛主席这一事实。这个报告指出的“十多十少”，即代表了共产党正在官僚贵族化。所以，毛主席非常重视戚本禹的报告，将它批示给中央会议，以引起全党的注意。最近戚本禹写出了《回忆江青同志》长文（此文有不少值得斟酌的问题，可能会遭到一些人的恶意攻击。一些是记忆问题，据史料稍作校对，就可避免，一些是叙事方法和措辞的问题，稍作调整即可避免，还有其他一些问题。但瑕不掩瑜，其史料价值毋庸置疑），其中提到他在1961-1962年这个时期，曾办过一个《群众反映》的最高密级的小型读物，是给毛主席等少数几个高层领导看的。这是个什么样的读物，外界并不知晓，我从其他材料中也看到有这么个读物，但都查不到它的具体内容。可以推测，这样一个读物，一定对毛主席判断党内思想动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没有理由说，1961-1962年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败已经和苏共一样严重了，但是事物总是在发展中壮大的，好的事情是这样，坏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事情，露出苗头就要警惕，就要打击，以防止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苏修一样的特权党，只为少数人服务，而忘掉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人民的军队服务这个宗旨。我想，这应该是毛主席当时的一种思考。

1961年是三年困难期的最后一年，困难即将过去，但就在这个时候翻案风、平冤狱、单干风骤起。为了对大跃进以来的形势作出正确的估计，统一党的思想，毛主席呼吁召开扩大到有五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在1962年1月召开，它就是后来说的七千人大会，毛主席把他叫“神仙会”，就是让参加会议的代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好办法，都拿出来，把情况摸透，把问题搞准。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开始是他自己组织人起草的，发到下面征求意见，很多人提出反对意见，毛主席只好组织人重新起草，反复征求意见，反复修改，最后确定下来。那本是全党对形势作出的正确估计，但是1月27日刘少奇把中央集体确定的稿子不要了，突然改为口头发言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方，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也是这样的，来个“有失有得”，“失”是第一位的，拿具体工作上的错误，去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现在刘少奇又把彭德怀揭过的疮疤，换了一种揭法，好像那些错误与他刘少奇无关，把他自己的错误推个干干净净，把什么都堆在毛主席身上。这和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是一样的，甚至更恶劣，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去世后这样做，而刘少奇在毛主席活着就这样做了。刘少奇虽然没有明说反对人民公社制度，但实际上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就是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制度。当初刮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的是他，现在反对人民公社又是他，反正他里外都是对，毛主席里外都是错，社会主义就不能搞，最好就是搞他的那个“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

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方向上本来是一致的，庐山会议上毛主席做了一次共产党的钟馗，把彭德怀拿下了，保护了刘少奇，可是刘少奇现在又表现出了比彭德怀还要严重得多的动摇思想（在当时还不能说他就是修正主义）。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达到自由王国。”…… “凡是中央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刘少奇推卸大跃进中自己的责任，毛主席没有跟着他推卸，而是负起了该负的责任，甚至讲了秦穆公用三个之前败于晋国的将领灭了晋国的故事，来表达他对所有犯错误同志的信任，也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最重要的是要有革命的信念。可惜，即使打个不当的比喻说毛主席是秦穆公，刘少奇也算不上那三个先败于晋国而后又把晋国灭亡的三个大将军，最根本的是刘少奇没有一个坚定的革命的信念。

毛主席还专门把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结合起来，讲了反修斗争问题，预言苏共和赫鲁晓夫大在苏共22大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毛主席批判苏联、批判赫鲁晓夫，其实也是敲打党内反人民公社要搞单干的力量，包括敲打刘少奇，不要走在赫鲁晓夫正在走的修正主义道路上，要坚定自己的信仰，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961年7月1日刘少奇要在党庆40周年发表讲话，6月下旬他把讲话稿交给毛主席审阅，毛主席将他讲话稿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贫穷落后的中国已经开始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了”中“根深蒂固地”几个字删掉了、“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改为“走上翻身的道路”；又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几个月前，刘少奇还在说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得到了伟大胜利，中国走在繁荣富强道路上”，几个月后，他就把社会主义说得一团漆黑了，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了。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兼而有之？难怪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说他“小资产阶级狂热”，难怪毛主席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搞了小动作，七千人大会一结束，毛主席一离开北京，他的大动作就开始了。1962年2月21至23日，他在中南海西楼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史称“西楼会议”），改变七千人大会决议对形势的估计，即“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路线。3月12日又让与自己思想完全一致的陈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批转陈云等人在国务院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的讲话，于是全国各地对形势的估计也跟着变调。5月7日至1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还是不在北京），分析财经形势，说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主要的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这个调子还是西楼会议调子，此后很多地方对形势的估计就跟刘少奇一样了，是一片黑暗，不见光明。

刘少奇还把田家英拉下水，利用毛主席对田家英的信任、田家英随时可以向毛主席进言，来为他刘少奇自己冲锋陷阵。

田家英是1948年通过陈伯达介绍（也有文章说是胡乔木介绍）成为毛主席的日常秘书的，自那之后一直到这个时期，都得到毛主席最大的信任。1957-1958年中南海发生的“八司马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刘少奇和毛主席的一次“不见面”的冲突。那次，田家英实际上是站在戚本禹他们一方的。在大跃进中，田家英头脑非常清醒，没有跟在刘少奇、邓小平他们的调子搞过共产风、浮夸风。在浮夸风恶果出现后，毛主席还派他去搞农村调查，他对于揭露浮夸风的恶果做出了贡献。毛主席从一开始就不信万斤粮，1959年初指派田家英带领包括戚本禹在内的一个小组到四川种粮和调查，彻底搞清楚当时的粮食产量实情。在庐山会议上，田家英把他们小组的调查报告（《四川的粮食调查报告》，由戚本禹执笔完成，并派人从四川送达在庐山会议上开会的田家英）交给毛主席，彻底揭穿了四川高产粮的谎言，使在四川搞浮夸的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戚本禹写出的“四川粮食调查报告”这一事件，非常关键地影响了庐山会议的进程，至今少有人提及，《党史》则完全抹去。我推测，《党史》这样做的原因是怕庐山会议的全部真相由此被揭开，所以他们必须堵住这个缺口。而且，戚本禹在揭露万斤粮方面所取的特殊作用，远高于田家英，如果他们不堵住这个缺口，那戚本禹这个被他们彻底否定的人物之最真实的一面，就会大白于天下；而戚本禹向上直接关涉江青、关涉毛主席本人，向下直接连接红卫兵、连接工人造反派，那么就进一步意味着围绕戚本禹这一文革理论家和其周围的造反派的活动所构建的虚假的文革历史就会经不住考验，进而围绕中央文革、围绕江青，围绕毛主席的所谓晚年错误构建的整个文革历史就会轰然倒塌。这一政治后果，写《党史》的人是断然不敢承担的）。

田家英在1962年2月11日还在向毛主席提交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报告，毛主席基于他的报告决定农村人民公社核算单位采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可是5月16日，田家英就向毛主席汇报说，全国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呼声很高；7月6日又在给刘少奇汇报工作后，主动请见毛主席，说：全国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已经有30%，与其让他们自发搞，不如有领导地搞，将来结果可能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达到40%，另外60%还是集体和半集体的，现在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权宜措施，将来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引导到集体经济。毛主席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又问：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田家英称是自己的意见。

7月6日同日，陈云带病来找毛主席推荐分田到户，毛主席没表态，陈云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同志很生气”。据姚依林回忆，5月在上海陈云找姚依林、陈国栋谈恢复农业生产问题，认为包产到户不彻底，与其包产到户不如分田到户的办法，可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姚依林担心毛主席不接受，陈云说，毛主席是实事求是的，我去讲。

还有一个刘少奇最信任的人之一邓子恢，他5月31日、6月1日两次在总后勤部礼堂做了《关于当前农业生产和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听报告的人有少校以上军官三千多人，提出单干比人民公社有优越性，使军队中不少人觉得他“思想解放”，“很解决问题”。

6月16日彭德怀写了“八万言书”，陈述自己的历史功劳和庐山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批判，要求翻案。

7月17日邓子恢亲自找毛主席，推荐安徽的责任田，说当涂和宿县 “责任田五统一”（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和上缴任务，都统一于集体），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不是单干，有强大的生命力。

……

毛主席那时把赞成还是反对人民公社当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界线，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分界线。赫鲁晓夫就是反人民公社的，彭德怀也是反人民公社的，现在刘少奇也要反人民公社了，但他自己从来不正面提，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是发动陈云、田家英、邓子恢等大批人去替他打先锋。拉拢田家英，那就等于不但是在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而且是在毛主席身边埋地雷，搞政治策反，用的是对敌斗争的手法。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即使从私人品德来说，都是很不当的。刘少奇写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自己却修养出如此的一套东西来了。毛主席说，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反对派。毛主席说刘少奇不搞秘密的，搞的是公开的。实际上，刘少奇没有少搞秘密的。以上这些都是证明，他是能公开则公开，不能公开则秘密，双管齐下。

1962年5月16日陈云、田家英都给毛主席建议包产到户，毛主席没有接受，田家英是重复了庐山会议上的错误，当时他是和彭德怀一致，现在是和刘少奇一致，这是必然的，因为本来刘少奇和彭德怀在单干这个问题上就是一致的。陈云因为“毛泽东同志很生气”就请病假，一般不参加工作，连当年最为重要的北戴河会议也没有参加，以后凡是中央高层有重大分歧，开会他都请病假。他是在等待时机，再搞分田单干，直到毛主席去世华国锋叛变，邓小平窃取最高权力，陈云的机会终于来了，他成为邓小平最有力的助手之一，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卷土重来。再对照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给毛主席推荐的“有很强的生命力的联产计酬”，看1978年小岗村是什么？小岗村不是先搞联产计酬，最后发展为完全的分田单干吗？到现在呢？小岗村致富了吗？

陈云的蛰伏、田家英的倒掉，邓子恢的狂言对照小岗村的故事，都只证明了一点：1962年前后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复辟是每时每刻的，而刘少奇是这个复辟的总指挥。刘少奇、陈云、田家英、邓子恢他们的冠冕堂皇的东西，和苏共和赫鲁晓夫提出的苏共20大路线、21大路线，22大路线一样，都说得冠冕堂皇，无非就是“麻痹无产阶级，粉饰资产阶级”，只是因为毛主席及时识破了他们的冠冕堂皇，并立即发起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他们坚决斗争，他们的思想才没有像赫鲁晓夫既得利益集团的思想那样，成为党的纲领，成为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后来的“改革开放”基本就是完完全全复制刘少奇路线和赫鲁晓夫苏共路线，这是多么触目惊心啊！ 所以，毛主席在他1966年8月5日的大字报里“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是毫不奇怪的。

以上从四个方面把1956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北戴河会议之前这个时期促成毛主席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政治背景做了介绍。当然，在这个背景下的历史和社会面貌远比这里表述的四个方面的问题要丰富得多，它们是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等等要研究的问题。我选取的这四个方面，是着重于共产党内思想状态和毛主席对这个思想状态的把握和采取的对策，是革命的政党建设和革命的政治学方面的扼要的简单的线索。在这个线索下，我们看到毛主席正人先正己，打铁还要自身硬，用马列主义世界观，对共产党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959年12月中旬，毛主席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读到“苏联全盘集体化，在国内消灭了人数最多的剥削阶级即富农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不仅在城市中而且在农村中也得到了解决，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这一段时，对最后一句话（我加黑的这句话）批注“完全不对”。毛主席还对这部教科书说苏联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彻底巩固了集体农庄制度”中的“彻底巩固”表示了不舒服，说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彻底巩固的”，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新的质变的基础上又产生新的量变到质变，如此循环以至无穷。

上面说过，1961年毛主席把刘少奇7月1日党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根深蒂固地建立起来了”里面的“根深蒂固地”几个字删掉了，将讲话稿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了伟大的胜利”中“伟大的胜利”改为“第一步的胜利”。这说明毛主席对当时国际上和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不牢固性有清醒的认识。

但历史发展不是某个领袖意志的产物，而是人民共同的创造，在这个过程中，反对的思想也有它自己的地位和对历史的影响，再好的方针和政策也要遇到反对的意见，也还要靠具体的人去执行，党内最终的状态，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不稳固，也是各种党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结果，所以才在1962年前后在党内出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复辟思潮发展起来的情形。

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也即将发生很多变化，中苏论战和中苏分裂也不可避免了。国际上和国内的修正主义正在合流，世界社会主义何去何从？中国尚未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何去何从？毛主席及时发动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在这个革命中形成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给出的回答：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结束本章的写作后，在此我聊发一点关于历史研究的感言。在我看来，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1，发生过什么？这是表象事实层，是感觉世界；2，何以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是历史哲学层，是解释世界；3，如何影响其后的历史？这是政治革命层，是改造世界。殊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相当多自诩左派的人，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研究，是只在第一层，其中很多人还是在第一层中的“故事层”，连真正到深入一点的事实层去感觉世界都谈不上。

马克思、恩格斯基于表象世界，准确感觉了世界，然后正确解释了世界，没有来得及亲自改造世界；列宁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世界的解释，接过他们提供的改造世界的工具，发起了改造世界的运动，但列宁去世太早，实际也没有真正改造世界，斯大林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列宁的事业，斯大林代表了列宁所坚持的方向，这一点毫无疑问。毛主席继承了列宁的事业，用马克思、恩格斯提供的工具，借鉴列宁用过的方法，吸取斯大林改造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刻地改造了世界。这一改造的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未得到合理的评估，今天的人们也没有能力做出合理的评估，正如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意义不为当秦始皇时代的人及其稍后时代的人所能评估，非再历经千年的历史发展不可，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的事业不能为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和稍后一些的历史学家所能评估，非要等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于历史的改造实际发生之后不可。

毛主席也是凡胎肉身，不可能把一切改造都做完。今天许多内心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地在埋怨毛主席，觉得是他不够坚决，不够心狠，没有把走资派从肉体上清除，以致于大革命后不久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其实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历史观，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至于官史（眼下主要体现在《党史》里），当然也主要是在感觉世界里打转转，虽然讲究“字字有出处”，但也字字都是春秋笔法，字字都是根据现实政治需要，在传达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微言大义，因而在解释世界层面上提供给我们的，基本是一堆政治垃圾，于是开出的改造世界的方子就是自我毁灭，正如8月12日的天津大爆炸，迟早是要来的。

辩证法的诡异之处就在于，正因为官史讲究“字字有出处”，也就无论那些人怎么精心剪裁，怎么刻意重新组装，怎么微言大义，给我们今天的研究设置了重重障碍，却又同时给我们洞穿历史真相，正确感觉世界，进而正确解释世界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以此为基础，继承伟人的事业，拿出今后继续改造世界的更为正确的方法提供了可能（这其实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自身的要求和实际内容了）。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指出，感觉和解释毛泽东时代，必须依靠毛泽东时代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个标准，而不是现在所运行的特色社会主义的标准。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一党资本主义，如果把它作为标准去感觉和解释毛泽东时代，那整个毛泽东时代都是完全错误的，是一次天大的历史误会，是一个历史走过的巨大的弯路——这就是这个时代所坚持的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说。

一切资产阶级的无论多么宏伟的历史结构，都可以为无产阶级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工具所解构。被资产阶级颠倒的历史必须再被颠倒过来，这是当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顺便说明，本文未特别指出出处的引文主要是来自《毛泽东年谱》，《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党史》（第二卷），吴冷西《十年论战》等书籍。

（后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具体形成”待续）

2015-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