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诸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玉成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杰出的统治艺术。对东西方文明社会持续数千年的激烈撞击，使它们的活动成为世界历史中最精彩和诱人的部分；而中国则承担了记载他们的史迹的最重要的责任。本书无意重复描绘他们的轰轰烈烈的业绩，而是试图解析它们语言信息，俯视它们的源流，以及它们与东西方民族在血缘和语言上的关联。

涉及人类学和语言学领域的北方诸族的研究，是在西学东渐后才在中国正式展开的。然而，外人治中国史有条件的限制，中国人治自家史又有传统的束缚。双方虽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总体状况却是不尽令人满意的。尽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尔德，日人白鸟库吉等，以及中国的洪钧、屠寄、王国维、岑仲勉、陈垣、陈寅恪等人，于十九和二十世纪中都有专精的见解和著述。

中国传统学术和西方学术间的区别，首先在于目标的差异。几千年来，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训练背诵和注释经典的能力，来达到做官行政的终极目标；结果往往是学罐满盈，而见地不足。然则，西方学者却能大胆假设，虽时有疏于求证的结论，而探新的优势反倒在他们的手中。就北方诸族研究而言，中国史料有必须被征引的机会，而中国学者之说却难有登堂的荣誉。面对西人的大胆宏论，国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证的本份。如果说西方学术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国传统学术则表现为农业民族的勤奋和执着。

中国传统学术的根本弊端，可以从贡献卓著的两位古代学者，颜师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师古”有杜绝创新之意；“三省”则有主观唯心之嫌。这种传统决定了中华文明有前期的灿烂和辉煌，继而必有后期的守拙和停滞。近百年来，在西方学术方法的进取优势面前，我国学者往往缺乏自信。精通西学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学结论者多。历史、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则在“传统的”和“别人的”双重游戏规则中，纠缠于咀嚼式的考据。那些本该由中国历史作出许多判断的重大课题，却都谦让给别人去说了。

比如，由于汉字系统非表音的特殊性征，使“语言学”和“文字学”的分野在中国长期未能界定。即便是在西方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入传以后，这一问题至今仍未理顺。尤其是瑞典学者高本汉倡导的以“中古音”和“诗经韵”构拟汉语“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夸大了汉语语音的变化。然而，这些尚待核对和开发的假设和理论竟又成枷锁，使我国学界对汉语语音的基本延续性愈具疑虑，对上古文字—语音记载，或怀疑一切，或避之犹恐不及。竟而至于，通过语言信息对上古历史的研究领域，被误导到几乎完全“失声”的状态。

关于“汉民族”和“汉语言”的形成机制，自然是中国人文科学最核心的议题。“汉—藏缅语系”理论使人们注意到汉语与藏缅语间的关系；但又使人们忽视了北方诸族语言在汉语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汉语的高度统一性，使我们猜测：它是由许多不同部落语言兼容而成的，在黄河流域必定发生过大规模的迁徙和融合活动。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及其语言的先后、主客和转换关系，是动力学地认识古代中原汉语形成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先秦文献记载的中原人名、地名及其它语言信息，与后世北方诸族的语言有着明显的可比特征。大量的证据表明，北方诸族是从中原地区出走的。中原居民因开始农耕而实行定居的生活，继续游牧的北方民族的迁徙能力则在草原地带获得了广阔的机会；而“西戎”又是“北狄”的同类。北狄、西戎与中原民族间的这种同源关系，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语的成分，在汉语中举足轻重的历史原因。

本书的一个重要的结论是：藏缅式语言更可能是南方汉语之本，而北方汉语则是在南方汉语的影响下形成的。认为只有藏缅语与汉语同源的假设是片面的；那些无视北方诸族语言的因素，而仅仅依照藏缅系语言去构拟的“上古音”理论，是不尽可靠的。如若无限延拓它的合理内涵，并且用它去限制人们的思想；我敢预言：其自身将走向“谬误”，而且终将成为贻误中国人文科学的发展的又一死结。

就历史科学本身来说，繁琐考据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前人没有留下更完备的史料，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无法抱怨的现实，为我们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广阔空间；而“过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精确地重现了。历史科学的使命，应该是去解析这些现成的史料，发现新证据，调用新方法，来重构一个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真实过程。

语言是人类历史的化石。而“族名”作为血缘的语音标识，可能产生于人类语言的早期发育阶段，而它们又往往转化为语言最稳定的深层沉淀：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过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语属信息，来达成某些历史、人类科学的基本结论，是本书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于上述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我达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Magyar人的远东祖源〉是我的研究的出发，它求证了满族的先祖“靺鞨”或“勿吉”，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东方的源。而〈古代中原汉语中的通古斯语、蒙古语和突厥语成分〉是我的思考的返归；北方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结论。〈东方民族对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则将马背上的民族西迁的时间，至少提前到希罗多德记载的年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罗”即是“达斡尔”，可能是〈西域族国名与北方民族族名之关联〉一文许多令人惊心的结论之一。本书各篇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虽然注重敏锐之洞察，不少则偏向愚钝之列举，追求完美的企图无以实现。

在战乱的一九四二年，我出生于流落在广西桂林的一个清白的铁路工程师的家庭，母亲是个美丽慈淑而敏于思考的知识妇女。一九六五年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曾于四川的乡间、和南京的工厂任教十余载。一九七八年，方入得开风气之先的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著名力学家谈镐生院士，一九八○年移学美国，三年后于蒙大拿州立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又曾于某国立实验室作博士后研究，涉及固体物理学的诸多理论课题。一九八五年弃学经商谋生。

我虽曾受自然科学精密研究之训练，却偏志于人文科学玄妙课题的探索。值得庆幸的是，近十余年来得助于夫人张宁华女士的干练操持，身心自由，思维远行。历时五年研究的肇于偶然，始于混沌，朝思暮想，勤于足下；得到过真挚护爱的奖掖，也不乏寓于贬损的激励；终却是广大学人的认同，和回馈自信的喜悦。感谢享有卓越学术信誉的中华书局，给予这一充满颠覆气息的著作出版的机会，我希望这些工作，能激励历史、语言、人类学研究者们的自信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