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北方諸族對人類歷史進程的影響是巨大的。極端惡劣的生存環境玉成了他們堅韌不拔的意志、卓越的軍事才能和傑出的統治藝術。對東西方文明社會持續數千年的激烈撞擊，使它們的活動成為世界歷史中最精彩和誘人的部分；而中國則承擔了記載他們的史跡的最重要的責任。本書無意重複描繪他們的轟轟烈烈的業績，而是試圖解析它們語言信息，俯視它們的源流，以及它們與東西方民族在血緣和語言上的關聯。

涉及人類學和語言學領域的北方諸族的研究，是在西學東漸後才在中國正式展開的。然而，外人治中國史有條件的限制，中國人治自家史又有傳統的束縛。雙方雖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但總體狀況卻是不盡令人滿意的。儘管如此，法人伯希和，俄人巴托爾德，日人白鳥庫吉等，以及中國的洪鈞、屠寄、王國維、岑仲勉、陳垣、陳寅恪等人，於十九和二十世紀中都有專精的見解和著述。

中國傳統學術和西方學術間的區別，首先在於目標的差異。幾千年來，中國的讀書人都是以訓練背誦和注釋經典的能力，來達到做官行政的終極目標；結果往往是學罐滿盈，而見地不足。然則，西方學者卻能大膽假設，雖時有疏於求證的結論，而探新的優勢反倒在他們的手中。就北方諸族研究而言，中國史料有必須被徵引的機會，而中國學者之說卻難有登堂的榮譽。面對西人的大膽宏論，國人往往只有小心求證的本份。如果說西方學術有海洋民族勇敢的精神，中國傳統學術則表現為農業民族的勤奮和執着。

中國傳統學術的根本弊端，可以從貢獻卓著的兩位古代學者，顏師古和胡三省的名字上看出一些端倪：“師古”有杜絕創新之意；“三省”則有主觀唯心之嫌。這種傳統決定了中華文明有前期的燦爛和輝煌，繼而必有後期的守拙和停滯。近百年來，在西方學術方法的進取優勢面前，我國學者往往缺乏自信。精通西學方法者少，而迷信西學結論者多。歷史、語言、人類學的研究，則在“傳統的”和“別人的”雙重遊戲規則中，糾纏於咀嚼式的考據。那些本該由中國歷史作出許多判斷的重大課題，卻都謙讓給別人去說了。

比如，由於漢字系統非表音的特殊性徵，使“語言學”和“文字學”的分野在中國長期未能界定。即便是在西方語言學的科學方法入傳以後，這一問題至今仍未理順。尤其是瑞典學者高本漢倡導的以“中古音”和“詩經韻”構擬漢語“上古音”的方法，寓合理中又誇大了漢語語音的變化。然而，這些尚待核對和開發的假設和理論竟又成枷鎖，使我國學界對漢語語音的基本延續性愈具疑慮，對上古文字—語音記載，或懷疑一切，或避之猶恐不及。竟而至於，通過語言信息對上古歷史的研究領域，被誤導到幾乎完全“失聲”的狀態。

關於“漢民族”和“漢語言”的形成機制，自然是中國人文科學最核心的議題。“漢—藏緬語系”理論使人們注意到漢語與藏緬語間的關係；但又使人們忽視了北方諸族語言在漢語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北方漢語的高度統一性，使我們猜測：它是由許多不同部落語言兼容而成的，在黃河流域必定發生過大規模的遷徙和融合活動。因此，辨明中原古代居民的成分，及其語言的先後、主客和轉換關係，是動力學地認識古代中原漢語形成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先秦文獻記載的中原人名、地名及其它語言信息，與後世北方諸族的語言有着明顯的可比特徵。大量的證據表明，北方諸族是從中原地區出走的。中原居民因開始農耕而實行定居的生活，繼續游牧的北方民族的遷徙能力則在草原地帶獲得了廣闊的機會；而“西戎”又是“北狄”的同類。北狄、西戎與中原民族間的這種同源關係，正是今世通古斯、蒙古、突厥語的成分，在漢語中舉足輕重的歷史原因。

本書的一個重要的結論是：藏緬式語言更可能是南方漢語之本，而北方漢語則是在南方漢語的影響下形成的。認為只有藏緬語與漢語同源的假設是片面的；那些無視北方諸族語言的因素，而僅僅依照藏緬系語言去構擬的“上古音”理論，是不盡可靠的。如若無限延拓它的合理內涵，並且用它去限制人們的思想；我敢預言：其自身將走向“謬誤”，而且終將成為貽誤中國人文科學的發展的又一死結。

就歷史科學本身來說，繁瑣考據的時代應該結束了。前人沒有留下更完備的史料，也是“歷史”的一部分。這個無法抱怨的現實，為我們留下的是一片施展思辨、想象和洞察力的廣闊空間；而“過去”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精確地重現了。歷史科學的使命，應該是去解析這些現成的史料，發現新證據，調用新方法，來重構一個較合理的模型，去逼近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真實過程。

語言是人類歷史的化石。而“族名”作為血緣的語音標識，可能產生於人類語言的早期發育階段，而它們又往往轉化為語言最穩定的深層沉澱：姓氏、人名和地名。因此，通過揭示族名、地名、人名、姓氏的語屬信息，來達成某些歷史、人類科學的基本結論，是本書採用的有效方法之一。

基於上述的歷史觀和方法論，我達到了一些重要的結論。〈Magyar人的遠東祖源〉是我的研究的出發，它求證了滿族的先祖“靺鞨”或“勿吉”，也就是匈牙利民族的最東方的源。而〈古代中原漢語中的通古斯語、蒙古語和突厥語成分〉是我的思考的返歸；北方諸族出自中原，走遍世界是其結論。〈東方民族對西方世界的早期入侵〉則將馬背上的民族西遷的時間，至少提前到希羅多德記載的年代。而“大宛”、“大夏”或“吐火羅”即是“達斡爾”，可能是〈西域族國名與北方民族族名之關聯〉一文許多令人驚心的結論之一。本書各篇的水平參差不齊，有些雖然注重敏銳之洞察，不少則偏向愚鈍之列舉，追求完美的企圖無以實現。

在戰亂的一九四二年，我出生於流落在廣西桂林的一個清白的鐵路工程師的家庭，母親是個美麗慈淑而敏於思考的知識婦女。一九六五年於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後，曾於四川的鄉間、和南京的工廠任教十餘載。一九七八年，方入得開風氣之先的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著名力學家談鎬生院士，一九八○年移學美國，三年後於蒙大拿州立大學獲物理學博士學位，又曾於某國立實驗室作博士後研究，涉及固體物理學的諸多理論課題。一九八五年棄學經商謀生。

我雖曾受自然科學精密研究之訓練，卻偏志於人文科學玄妙課題的探索。值得慶幸的是，近十餘年來得助於夫人張寧華女士的幹練操持，身心自由，思維遠行。歷時五年研究的肇於偶然，始於混沌，朝思暮想，勤於足下；得到過真摯護愛的獎掖，也不乏寓於貶損的激勵；終卻是廣大學人的認同，和回饋自信的喜悅。感謝享有卓越學術信譽的中華書局，給予這一充滿顛覆氣息的著作出版的機會，我希望這些工作，能激勵歷史、語言、人類學研究者們的自信和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