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忧患、忧愁意识诗文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前后，陈寅恪的诗中，经常出现的另一个主题就是对忧患意识的描写。这一描写又分为“大患”和“忧患”两类。在陈寅恪笔下，这两类的具体指代是不一样的。 
最早的忧患意识诗歌作于1931年，名为《辛未九一八事变后刘宏度自沈阳来北平既相见后即偕游北海天王堂》。如下： 
曼殊佛土已成尘，犹觅须弥劫后春。辽海鹤归浑似梦，玉滦龙去总伤神。 
空文自古无长策，大患吾今有此身。欲著辨亡还阁笔，众生颠倒向谁陈？ 
首联二句的“曼殊佛土”，即曼殊室利菩萨所在的佛国净土。指清朝，这里代指中国。“须弥劫后春”，作者原注：“天王堂前有石牌坊。镌‘须弥春’三字。”颔联二句的“辽海鹤归”，典出陆游《感昔》：“往事已如辽海鹤，馀年空羡葛天民。”此故事见《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后化鹤归辽，集城门华表柱。”而“玉滦龙”，作者原注：“耶律铸《双溪醉隐集》有‘龙飞东海玉滦春’之句。”颈联二句的“空文”，典出司马迁《报任安书》：“思垂空文以自现”。尾联二句的“辨亡”，指陆机的《辨亡论》。陈寅恪这里借谈东吴为何灭亡来达到评论但是民国将面临灭亡的观点。当时的时局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又虎视眈眈要侵略全中国，这让陈先生想起了当年日本侵占吞并朝鲜的历史。那时，陈寅恪也写了诗《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该诗中最有气势的一句是：“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现在，陈寅恪本人已经敏锐感觉到在国家兴亡面前自身的不安全。从此，对生死的忧患成了他诗歌中一个经常性的主题。 
陈寅恪的忧患诗最早是继承乃父陈三立。陈三立有《任公讲学白下及北还索句赠别》一诗：
辟地贪逢隔世人，照星酒坐满酸辛。旧游莫问长埋骨，大患依然有此身。 
开物精魂余强聒，著书岁月托孤呻。六家要旨藏禅窟，待卧西山访隐沦。 
这里的“大患依然有此身”在陈寅恪的诗歌中多次出现。 
1943年，他在《癸未春日感赋》一诗中再次点明了这一主题： 
沧海生还又见春，岂知春与时俱新。读书渐已师秦吏，钳市终须避楚人。 
九鼎铭辞争颂德，百年粗粝总伤贫。周妻何肉尤吾累，大患分明是此身。 
首联二句的“沧海”，典出《法言·吾子》：“浮沧海而知江河之恶沱也”。这里指大海，代指人生经历的艰辛。其时他刚携带全家从香港平安返回内地的第一个春天，故此发出了“沧海生还”的感慨。颔联二句的“师秦吏”，典出《史记·李斯列传》：“以吏为师。”王晴佳主张：“第二和第四句，则似乎隐含了他对傅斯年的不满和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解释。他认为傅斯年已成‘秦吏’，自己需要躲避一下。”而“钳市”，典出《汉书·楚元王列传》：“楚元王刘交敬重穆生，常设醴以待；及其子戊即位，忘记设醴。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颈联二句的“九鼎铭辞争颂德”明显针对当时部分文人为蒋介石献九鼎、作铭辞之事。见《顾颉刚日记》1943年5月13日： 
孟真谓予作九鼎铭，大受朋辈不满，寅恪诗中有“九鼎铭辞争颂德”语，比予于王莽时之献符命诸君盖忘我之为公务员，使寅恪与我易地而处，能不为是乎！ 
而“百年粗粝”，典出杜甫《宾至》:“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尾联二句的“周妻何肉”，典出李延寿《南史·周颙传》：（周颙）“清贫寡欲，终日长蔬食，虽有妻子，独处山舍。卫将军王俭谓颙曰：‘卿山中何所食？’颙曰：‘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时何胤亦精信佛法，无妻妾。太子又问颙：‘卿精进何如何胤？’颙曰：‘三涂八难，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对曰：‘周妻何肉。’其言辞应变，皆如此也。”陈寅恪以此来指自己也有衣食之欲。 
1961年，他在《辛丑中秋》一诗中又使用了这一主题： 
娇寒倦暖似残春，节物茫然过岭人。数夕蟾蜍圆缺异，一枝乌鹊雨风频。 
小冠哪见山河影，大患仍留老病身。差喜今朝同说饼，卷帘清雾接香尘。 
从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这一主题经常出现：“大患吾今有此身”、“大患分明是此身”、“大患仍留老病身”、“早悟有身原大患”、“大患犹留乞米身”等句子，而其原型则是其父陈三立《任公讲学白下及北还索句赠别》中的“大患依然有此身”一句。最为凄惨是他恨自己为什么还没有死的诗句，如：1965年，陈寅恪在《乙巳清明日作次东坡韵》一诗中说：“早悟有身原大患，不知留命为谁来？”1966年，陈寅恪在《丙午元旦作》一诗中说：“大患犹留乞米身”。因此，“大患”在陈寅恪笔下实际上是指对他自身生死的挂念。 
除此之外，他的“忧患”具体表现为“忧”、“患”和“忧患”三者。1912年春，陈寅恪所作的《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一诗： 
千里书来慰眼愁，如君真解殉幽忧。优游京洛为何世，转徒江湖接胜流。 
萤嚖乾坤矜小照，蛩心文字感长秋。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 
此诗最后两句“西山亦有兴亡恨，写入新篇更见投”想表达出什么样的感情呢？如果我们看一下陈寅恪一生所作的大量的兴亡遗恨的诗篇，就会发现他的这种忧患意识始自1912年的春季。我们已无法知道胡梓方的书信中是些什么内容触动了他的历史意识。面对着辛亥革命，他不是感叹一朝一世的兴亡，而是产生了一种发兴亡遗恨之情的忧患意识和历史主义情绪。
又如1945年的《乙酉八月十一日晨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降书夕到醒才知，何幸今生见此时。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首联二句讲日本投降，抗战胜利，他为此而倍感庆幸。颔联和颈联典出杜甫和陆游的诗句。但在尾联，他却发出了“念往忧来无限感”一句，并且说得很明确是“喜心题句又成悲”的。他的忧患和悲伤可能只是对国共内战的忧虑吧。 
1951年的《改旧句寄北》：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相望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翻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 
这首诗是所谓的“改旧句寄北”，那么“旧句”是什么呢？即1947年的《春日清华园作》一诗，如下： 
葱葱佳气古幽州，隔世重来泪不收。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长是最高楼。 
名园北监仍多士，老父东城有独忧。惆怅念年眠食地，一春残梦上心头。 
两厢对比，几乎完全一样。那么，1947年的“独忧”和1951年的“独忧”之间看起来并无太大的差别。首联二句的“幽州”，代指今北京。唐朝的时候称北京旧址(现京城西南宣武区一带)为幽州城。颔联二句的“桃观已非前度树”，典出刘禹锡《玄都观桃花》：“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刘禹锡《再游玄都观绝句》并序：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是岁出牧连州，寻贬郎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以桃观比喻方外之士暂时栖身之处。而陈寅恪这时所面对的世界已经是“桃观已非前度树”了。可见这临时栖身之地也没有了。而“藁街”，典出陆机《饮马长城窟行》：“振旅劳归士，受爵藁街传。”昔日的“藁街”居然现在是“最高楼”了。藁街，本是汉长安城南门内“蛮夷邸”所在地。李子昂《西戎即叙》诗中有“悬首藁街中，天兵破犬戎”句。1947年的“藁街长是最高楼”是针贬“当时美国人在中国所处的特殊地位”。颈联二句的“名园”，即清华园。1947年和1951年，他一再声称“老父东城有独忧”，这个时候的陈寅恪自称是“老父东城”，他所剩的“独忧”是什么呢？而到了1951年，这句“藁街长是最高楼”已经具有了新的意义，很显然他想指责马列主义在中国所处的特殊地位。他把这一典故和“桃观已非前度树”作比，面对着世情的变化，他所表达的只是通过一种兴亡遗恨的情绪，特别想表明的是对于马列主义指导中国思想和学术研究界的深忧。诗名叫“改旧句寄北”，也即是面对北京思想和学术界，他发布的宣言吧。 
1951年他还写了下《送朱少滨教授退休卜居杭州》的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这里所谓的“江东旧义”，还出现在1942年的《由香港抵桂林》一诗中，即“江东旧义饥难救”。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1965年《先君致邓子竹丈手札二通书后》云： 
呜呼！八十年间，天下之变多矣。元礼文举之通家，随五铢白水之旧朝，同其蜕革， 又奚足异哉！寅恪过岭倏逾十稔，乞仙令之残砂，守伧僧之旧义，颓龄废疾，将何所成！ 
“江东旧义”，典出《世说新语·假谲》： 
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在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 
可见，“江东旧义”是“不负如来西来义”，这里的“如来”一辞，可以理解为陈寅恪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他一贯倡导的中国文化本位说。可见他所忧患的还是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这也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文化心境。“排斥佛老，匡救政俗之弊害”，正是有感而发。 
这一情绪在1962年的《壬寅小雪夜病榻作》一诗中一点也没有改变，见： 
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剩有文章供笑骂，那能诗赋动江关？！ 
今生积恨应销骨，后世相知傥破颜。疏屑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首联二句的“巢由不买山”，典出《史记•伯夷列传》张守节《正义》引皇甫谧《高士传》： 
许由字武仲。尧闻致天下而让焉，乃退而遁于中岳颍水之阳，箕山之下隐。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滨。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誉。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殁，葬此山，亦名许由山。 
颔联二句表示，他当然知道他的文章和反马列的历史观是不合时宜的，肯定会遭到批判的，所以明确说了他准备要“剩有文章供笑骂”。又自我嘲笑说他怎么会以“那能诗赋动江关”的态度来迎合当时的政治和形势呢？！而实际上对他“笑骂”行动一直也没有间断过。自解放以来，陈寅恪经历大小多次的政治打击，其中，主要的事件如下所列： 
1950年，唐夫人突然只身去香港。原因据说是因为她的家族受到了土改政策的冲击。1951年，助教程某因为学校某些人的反对和教唆，主动离去。1952年，陈寅恪给杨树达所作的《积微居金文说序》被出版社强行删除。1954年春，北京派人请他出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他拒绝。《论再生缘》完成了，但无法正式出版，陈寅恪只能请人用蜡版刻印，分送友人。他在文末题诗：“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同年，陈寅恪的著作《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被官方检查。1955年，陈寅恪开始受到来自中山大学领导的各类讽刺和打击。1956年，《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竟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1958年，陈寅恪已成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他不再教课。5月，郭沫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著名的《关于厚今薄古问题》一文，文中对陈寅恪冷嘲热讽。8月，中山大学历史系部分师生开始批判陈寅恪。10月，《理论与实践》上刊发金应熙批判陈寅恪的长文。12月，《历史研究》上刊发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们写的批判长文。1960年，中山大学严厉追查陈寅恪在香港出版《论再生缘》一书的问题。1961年，郭沫若著文批判《论再生缘》。进入六十年代后，空前的“文革”以席卷全国、一个不漏的气势，把作为科学家的陈寅恪彻底拉到了牛鬼蛇神的深渊。当年周总理的“要给陈科学家的待遇”的讲话，现在早已不算数了。陈先生的长期的忧患意识到此已彻底落实，他终于走向绝望，所能做的只剩下“白日黄鸡思往梦，青天碧海负来生”（《丙午春分作》）了。 
颈联二句的“销骨”，典出杜荀鹤 《经青山吊李翰林》：“天地空销骨，声名不傍身。”而“破颜”，典出卢纶《落第后归终南别业》：“落羽羞言命，逢人强破颜。”使他破颜一笑的是有了“后世相知”，即以后的学者一定会刻理解他的诗文。尾联的“疏屑汾南”，颇难考释。其实乃典出高启《追挽恭孝先生》：“关洛遗风在，河汾旧业传。”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有云：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这里的“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当即“疏屑汾南”之解。他自谦地说自己“衰残无命”（不能授业）之人怎敢“追攀”过去的“昔贤”（王通）呢！这里是隐含着他罢教的想法。事实也正如此，轮番批判之后，陈寅恪罢教了。 
陈寅恪早年的诗歌中就已经大量出现了“愁”字的主题。但是，那时一般是以乡愁为主。比如写于1911年冬季的《宣统辛亥冬大雪后乘火车登瑞士恩嘉丁山顶作》一诗就明确点出了“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这一主题。1912年春的《自瑞士归国后旅居上海得胡梓方朝樑自北京寄书并诗赋此答之》一诗中也有“千里书来慰眼愁”一语。 
还有一类是所谓旧文人的愁，如写于1919年的《无题》一诗“绝代吴姝愁更好，天涯心赏几人存”，写于1936年的《吴氏园海棠》一诗“梦回锦里愁如海，酒醒黄州雪作尘”，这些是所谓的春恨秋悲的多愁善感情绪。 
其中，因为祖国受到外来势力侵略而引发的“愁”则是他中年诗歌中一个重要主题。1938年，他写下了《残春》一诗： 
家亡国破此身留，客馆春寒却似秋。雨里苦愁花事尽，窗前犹噪雀声啾。 
群心已惯经离乱，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头。 
首联二句，典出杜甫《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山河在”变成了“此身留”，而“城春”变成了“客馆春寒”。此诗用典并不多，是陈寅恪比较少见的模仿杜荀鹤的近体七律的写法之作。同一年，他还写了《蓝霞》一诗： 
天际蓝霞总不收，蓝霞极目隔神州。楼高雁断怀人远，国破花开溅泪流。 
甘卖卢龙无善价，警传戏马有新愁。辨亡欲论何人会，此恨绵绵死未休。 
颔联二句的“楼高雁断”，典出王勃《滕王阁序》：“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而“国破花开溅泪流”，典出《春望》：“国破山河在”和“感时花溅泪”两句。颈联二句的“甘卖卢龙”，卢龙地属幽州。这里用石敬瑭将卢龙全境和河东北部蔚州、应州、寰州、朔州、云州五州割让给契丹国一事，来比喻当时有人欲出卖华北换取和平。“警传戏马”，典出储光羲《登戏马台作》：“天门神武树元勋，九日茱萸飨六军。”这里指当时虽然出现了备战，但是出于对国家前途的担心，他依然感到忧愁。尾联的“此恨绵绵”，典出白居易《长恨歌》：“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特别是当他在蒙自度过七夕时，满含悲愤情绪写下了《戊寅蒙自七夕》一诗： 
银汉横窗照客愁，凉宵无睡思悠悠。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 
这里的“愁”是对因为战乱而造成的人间离别的感伤情绪。 
写于1939年的《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诗和写于1942年的《予挈家由香港抵桂林已逾两月尚困居旅舍感而赋此》一诗内容比较接近，如下： 
暂归匆别意如何，三月昏昏似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狐埋狐搰催亡国，鸡犬飞升送逝波。人事已穷天更远，只余未死一悲歌。 
不生不死欲如何，二月昏昏醉梦过。残剩河山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愁多。 
江东旧义饥难救，浯上新文石待磨。万里乾坤空莽荡，百年身世任蹉跎。 
前一首颈联二句的“狐埋狐搰”，典出《国语·吴语》：“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无成功”。这里比喻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前后政策的不一致。而“鸡犬飞升”，典出王充《论衡 ·道虚》：“儒书言：淮南王学道，招会天下有道之人，倾一国之尊，下道术之士，是以道术之士并会淮南，奇方异术，莫不争出。王遂得道，举家升天，畜产皆仙，犬吠于天上，鸡鸣于云中。”这里明显是在抨击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的帮派体系现象。而后一首颈联的“江东旧义”，典出《世说新语》：“愍度道人始欲过江，与一伧道人为侣，谋曰：‘用旧义往江东，恐不办得食，便共立心无义。’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讲义积年。后有伧人来，先道人寄语云：‘为我致意愍度：无义那可立？治此计，权救饥尔，无为遂负如来也。’”以如此之“江东旧义”尚且出现“饥难救”的局面，可见当时的民国已经支离破碎。而“浯上新文”，典出元结《大唐中兴颂》：“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可磨可镌，刋此颂焉，于千万年。”以此来比喻民国中兴还有待时日。 
陈寅恪对时局的担忧也表现在咏愁诗中。写于1940年的《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一诗就是如此： 
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 
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此诗吴宓曾经注解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颈联二句的“食蛤”，典出《淮南子·道应训》：“卢敖游乎北海，经乎太阴，入乎玄阙，至于蒙谷之上。见一士焉，深目而玄鬓，泪注而鸢肩，丰上而杀下。轩轩然方迎风而舞。顾见卢敖，慢然下其臂，遁逃乎碑。卢敖就而视之，方倦龟壳而食蛤梨。”以“食蛤”代指超然脱世的态度。而“最高楼”显然是指最高权力者，即蒋介石。作为历史学家，他感到蒋介石是个不十分了解现实情势的人，也并非他心目中的一代圣主。更重要的是，“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因为陈寅恪在蒋介石身上没有看到一个传统文化人所希望看到的那种人文内涵和百代垂范的圣君气象。所以陈寅恪为此才感到忧愁，对国家的未来产生担心和忧虑。 
写于1942年2月的《壬午元旦对盆花感赋》一诗： 
寂寞盆花也自开，移根犹忆手亲栽。云昏雾湿春仍好，金蹶元兴梦未回。 
乞米至今余断帖，埋名从古是奇才。劫灰满眼看愁绝，坐守寒灰更可哀。 
作者原注：“太平洋战起，困居香港时作。”这首诗写于战火中的香港，更多的是对国家未来和个人命运的忧愁。而颈联的“乞米至今余断帖”几乎是他当时生活的真实写照：《陈君葆日记全集》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中特别记载： 
刘、孙二人昨携米十六斤、罐头肉类七罐与陈寅恪。今日回来有告陈近况。据说他已挨饿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 
这样的诗还有《甲戌人日谒杜工部祠》一诗： 
新祠故宅总伤情，沧海能来奠一觥。千古文章孤愤在，初春节物万愁生。 
风骚薄命呼真宰，离乱余年望太平。归倚小车心似醉，晚烟哀角满江城。 
写于1945年春的《乙酉春病目不能出户室中案头有瓶供海棠折枝忽忆旧居燕郊清华园寓庐手植海棠感赋》一诗： 
今年病榻已无春，独对繁枝一怆神。世上欲枯流泪眼，天涯宁有惜花人。 
雨过锦里愁泥重，酒酲黄州讶雪新。万里旧京何处所，青阳如海隔兵尘。 
这里出现了海棠花，也是陈寅恪先生的主题诗歌之一。胡晓明《陈三立陈寅恪海棠诗笺证》一文，对这类主题的诗歌进行分析。他主张： 
而在兵荒马乱的流离生活中，诗人泪眼欲枯地想念的，仍然是清华园，仍是“此花今不知如何”的文化命运。海棠的形象，无论是遥想的，还是眼前的，背后都有一看花人深情之眼。 
可以说，在陈寅恪笔下海棠是文化精神和理想的一种象征。而他自己则是维护这一精神和理想的“惜花人”。 
1950年，面对新政权，他写下了《庚寅春日答吴雨僧重庆书》一诗，如下： 
绛都赤县满兵尘，岭表犹能寄此身。菜把久叨慙杜老，桃源今已隔秦人。 
悟禅獦獠空谈顿，望海蓬莱苦信真。千里报书唯一语，白头愁对柳条新。 
首联二句写国共内战的残局和他寄身岭南的现实，在广州的短暂安逸已经成了桃花源一样的境地，多少可以避秦（国共两军的血战）了。颔联二句的“菜把”，指蔬菜。典出黄庭坚《陈说道约日送菜把》一诗。而“桃源今已隔秦人”典出陶渊明《桃花园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颈联二句的“悟禅獦獠”，典出《坛经·行由品》：“惠能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望海蓬莱”典出《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徐福东渡之事。尾联二句以自己的“白头”（指他自己已经是白发之人）而无法适应“柳条新”（指刚成立的新中国）。他以一个“愁”字表达了他对新中国无所适从的情绪。 
关于白头，刘克敌关注颇多。他在《略论陈寅恪的白头诗》一文中曾说： 
如此频繁（30余次）、长期（从1928年至1965年）地使用“白头”之典。这似乎只能说明陈寅恪是如何念念于“白头”了。甚至在以集前人句作诗时，他依然情不自禁地拈出了“白头”之语。 
刘氏此言甚善。然后，他得出的结论是： 
他本人对个人造际、世事变迁、民族命运、文化前途的认识与感喟，一方面他和古人一样为人生之短暂而又充满苦难所感慨不已，为千千万万聪明美丽如端生、柳如是、卓文君等女性悲剧命运而叹惋。 
同年九月，陈寅恪又写下了《庚寅广州中秋作》一诗，如下： 
秦时明月满神州，独对婵娟发古愁。影底河山初换世，天涯节物又惊秋。 
吴刚斤斧徒闻说，庾信钱刀苦未求。欲上高寒问今夕，人间惆怅雪盈头。 
首联二句是写婵娟和月宫，那种出世不得而入世不能的左右为难情绪，在此诗中一览无遗。颔联二句还是在表达他对于新旧政权交替的震惊与不适心境。颈联二句的“庾信钱刀”，作者原注：“庾开府诗云：‘人生一百年，得意惟三五。何处觅钱刀，求为洛阳贾。’” 尾联的“雪盈头”依然是表示自己已经是白发之人。新中国成立后，写于1951年秋的《与晓莹结婚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秋寄寓广州也》一诗： 
短簷高屋总违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惜十年迟。 
买山巢许宁能隐，浮海宣尼未易师。赖得黄花慰愁寂，秋来犹作艳阳姿。 
颔联二句的“照面”，典出李益《游子吟》：“君非青铜镜，何事空照面”。而“三世”，指三个时代，晚清、民国和新中国。“齐眉”，指夫妻恩爱。颈联二句的“买山巢许”，典出皇甫谧《高士传》许由、巢父之事。即：“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而逃去，于是遁耕于中岳，颖水之阳，箕山之下。尧又召为九州长，由不欲闻也，洗耳于颖水滨。时其友巢父牵犊欲饮之，见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谁能见之？子故浮游，欲闻求其名声，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而“浮海宣尼”典出《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尾联二句是在自我表达准备静观其变的归隐态度，同时还赞美感叹了乱世中仍能保持夫妻恩爱的感叹。这里的“愁”是寂寞之愁，有志不得舒展之愁。 
写于1963年1月的《旧历壬寅十二月十日入居病院疗足疾至今日适为半岁而足疾未瘉拟将还家度岁感赋一律》一诗却是难得的一首破愁之作： 
不比辽东木蹋穿，那能形毁更神全。今生所剩真无几，后世相知或有缘。 
脉脉暗销除岁夕，依依听唱破家山。酒兵愁阵非吾事，把臂诗魔一粲然。 
作此诗时正逢陈寅恪摔伤了脚，在此之后的陈寅恪还留下“银海光销雪满颠，重逢膑足倍凄然”的感慨伤足的诗句。颈联二句的“破家山”，作者原注：“念家山破，乃曲调之名。吴梅村吊董白诗云：‘念家山破，定风波’者是也。近撰文颇论董小宛董鄂妃事，故语及之。至先删两韵古通，观再生缘第十九卷着二句即其一例。有人谓陈端生间用杭州土语押韵，未知所指何词句，俟得暇详检。”郁达夫诗中有“而今刘豫称齐帝，唱破家山饰太平”二句，其意义是想表达对粉饰太平的不满。尾联二句的“诗魔”，指白居易。典出白居易《与元九书》：“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一语。而“把臂”典出孟浩然《伤视山云表观主》：“因之问闾里，把臂几人全？”因此，此诗是作者在伤足之后，为无人知己而苦闷，又自信以后一定有知己者出现，而当时人们正在为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而粉饰太平，他却狂写诗歌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敏感。写于1965年秋的《有感》一诗表达的是一种巨大的政治风暴来临前的一曲哀鸣，1965年陈寅恪的生命情调里更多的是哀婉悲伤的情绪： 
新秋景色旧山河，七六年华一梦过。蜗角风云金鼓振，牛衣涕泣病愁多。 
武陵虚说寻仙境，子夜唯闻唱鬼歌。纵有名山藏史稿，传人难遇又如何。 
颔联二句的“蜗角”，典出《庄子·则阳》：“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 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后以“蜗角”指因细琐小事而引起争斗。这或许是指文化大革命？在他看来，路线和主义之争全是“蜗角”，是“蜗角风云”，即无非是细琐小事。而“牛衣涕泣”，典出《汉书·王章传》：“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比喻夫妻共守贫困。颈联二句的“武陵”指桃源仙境。虚说，暗示着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可以避秦的桃花园！而“子夜唯闻唱鬼歌”一句何其沉痛？！陈寅恪是否已经预示出了即将大规模出现的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伤亡事件？由此来看，陈氏诗歌中的忧患和忧愁的意识，是个长久的主题。这也难怪李坚在《陈寅恪诗集中的悲观主义色彩浅释》一文中得出了“寅恪先生的诗绝大部分都带有浓重的悲观主义伤感色彩，而且始终不渝”的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