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中国人不会自由平等地讲道理，不能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强制灌输；中国人只会讲蛮理，讲势力；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思维的逻辑规则。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错误导致了数千年的思想专制和独裁统治。所以，要过自由民主的生活，转变中国人思维方式即逻辑启蒙最为重要、尤为迫切。
     

    一，逻辑思维是民族强大的根本
    
    印度有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IT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位于世界尖端地位。印度药物美价廉，已占有美国20%的市场份额，在IT产业和IT人才方面，它抢下了美国五成的高科技人才工作签证。何以如此？有学者指出，印度国民中的受教育者由于深受其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故而在抽象思维领域特别突出。
    
    逻辑学在中国教育界根本没有受到重视。直到今天，中国大陆的高校依然没有普及逻辑教育。而在西方，逻辑学被视作一门极其重要的课程。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基础科学目录中，逻辑学位居第二。1970年代末，在《大英百科全书》目录卷的科学分类栏目中，逻辑学位居各门自然科学之首。美国能够在当今世界问鼎科学的高峰,得益于它比较成功地实施了逻辑教育。
    
    爱因斯坦曾经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雄辩的史实证明，中国的贤哲的确没有迈出如爱因斯坦所言的那两步，致使中国一直没有科学、民主。能言善辩的古希腊人有良好的逻辑思维习惯，这也是为什么人家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颇具高度的科学、民主生活。
    
    逻辑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相反，它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强有力的武器。因为“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及其文明进化的主因和动力源，是人类文明前进中清扫文化垃圾的‘铁扫帚’和‘破冰船’”。翻开人类历史，法语族（即以法语为母语的民族）、英语族、德语族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人类的理论巨族，关键在于它们是逻辑强族，在它们之中都曾涌现出一大批对逻辑理论做出过巨大贡献并且长期影响后来人类思维的伟大的思想家。同时，他们都是世界科学和经济的强族。而科学和经济的强盛归根结底取决于逻辑理论的繁荣。同理，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与民族的繁荣昌盛也不能没有逻辑。
    
    逻辑学能提供关于逻辑形式的知识和关于确定正确思维形式的规则和方法。从社会看，一个人人讲究逻辑、自觉逻辑地思维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立法环节，要特别讲究逻辑。在司法领域，逻辑为法律工作提供分析工具。在执法与行政领域，系统、熟练地掌握逻辑方法，对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与行政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助于推动依法行政。“法律推理是一种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活动，无论是立法，还是执法、司法，甚至守法，都离不开法律推理。特别是在法律适用阶段，法律推理几乎成为法官审判活动的全部内容。”在逻辑水平高的社会里，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依据的不是领导的个人权威或意志，更不是神、上帝、上天等超自然地精神意志，而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逻辑判断与推理，服从的只是逻辑地“必然得出”的结论。正如张建军教授所言，“逻辑学是社会理性化的支柱型学科，逻辑的缺位意味着理性的缺位。”
    
    二，重资历和“存在就是合理”的强权思维泛滥为习惯
    
    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需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看是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中国从1840年以来就是走捷径，不搞实质性的文化、政治改革，只搞花架子的经济改革，结果是全民腐败，陷入了绝境。
    
    按照福泽谕吉的所说，变革首先是思想变革。如今，中国连批一个中医就阻力重重，思想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愚昧时代。中国人对于一个观点的接受，很多时候是不讲道理的强制灌输。少年和家长讨论问题的时候，家长很有可能会说：“你是个小屁孩，你懂什么”来让你闭嘴；或者会拿出：“我是你爹，我说啥你就听啥；老祖宗说的肯定没错，既然都传播了几千年，那一定是有道理的；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老话儿说······”。这种蛮不讲理的辩论方式就在中国人的脑子里生根发芽。所以，国人平时的辩论不从逻辑出发，而是从谁的声音大，谁的气势足，谁的资历老来出发。重资历而不重逻辑，重即成事实而不重发展规律，是中国人思维的特点。比如张功耀提出中医退出国家体制的观点，很多人骂他是无知的傻逼，或者让张好好看看书，更有甚者要其滚出中国。很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不同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权利”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也不知道它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中医粉说：“凡是能历经几千年的传统遗产，必定有其合理因素在。”如此说来：强奸盗窃杀人放火等犯罪现象比中医历史还悠久，也是合理的？是否要把此类犯罪发扬光大。中国人的口头禅：“存在就是合理”，是大错特错的！它源于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事实（真或假）判断与价值（善或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存在只是一种现象，它本身与是否合理无关。存在的合理与否，需要以是否符合人类伦理规则来判断的。所以，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合理存在或不合理存在是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合理的存在在一定时间里长期存在甚至循环着，但并不代表它就是合理的。马列、纳粹政权就是这样不合理地存在了十几、几十年。“存在就是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强盗、强权流氓逻辑。怪不得叔本华说黑格尔是骗子，他既骗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骗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尔犯了把事实判断混同价值判断的逻辑错误，这就是辩证法家的伎俩，也是辩证逻辑的死穴。整天把“存在就是合理"挂嘴边的人，要么是不懂何为合理的脑残，要么就是恶行的辩护士。
    
    武大博士元宝老师说“一种语言就是一种逻辑。”完全胡说八道。按这种观点，人类有几百种语音，就得几百种逻辑。正确的说法是，一种语言有一套语法。但人类的思维规律只有一套规律，即形式逻辑规律。“存在就是合理”的黑格尔辨证逻辑不是逻辑，而是丛林思维法则，“弱肉强食”的强权思维而已。
    
    三，诗歌似的跳跃思维使国人愚昧
    
    儒家、中医的“心之官则思”导致了中国人只会身体思维，缺乏理性逻辑。一个人要正常的思维，第一就是要明析概念。明析概念的逻辑方法就是下定义。所谓定义就是用种差加属概念的方法来揭示概念的内涵。而国人不懂下定义，所有的概念全是模糊的。例如“气”内涵外延都不清楚，也无法定量测量，于是所谓“补气”就无从谈起。至于中医的“五脏六腑”理论，脑不是思维器官而是流鼻涕的器官，更是荒唐得不可理喻，是脑残民族的歪理邪说。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受制于于巫术，巫术思维就是乱用比喻，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感应”或者“天人合一”的手段硬扯到一起。譬如：“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就是把毫不相干的事物通过“天人对应”的手法硬扯到一起。这种乱比思维又叫诗歌思维，其特点是跳跃式的联想（如“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就是说，“不学诗经的跳跃式联想思维方法，就没有悟性，就无法在社会上说话。”由于中国人使用象形文字，汉人至今在思维方式上依然属于“原始民族”。当人类大脑被“算命的乱比思维”占领了后，人类唯一可靠的“形式逻辑思维”便无立足之地。《周易》是本算命书，算命的“比”没有任何原则约束，完全是天马行空，像说相声般的随意。这一传统为中国的中医人所继承。
    
    中国人的乱比思维在中医有充分的体现。譬如：《本草纲目》记载，鱼骨头卡住了喉咙，把渔网烧成灰，服之，有效。理由是，渔网克鱼，渔网灰克鱼骨头。又如：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萧友龙治疗子宫脱垂的妙方，用鳖头。显然是因为活鳖头易于回缩之故。但鳖头煨焦后显然无回缩之功了。中医药理，笑死人不偿命。中毉认为：青蛙肚子大，一次能产那么多仔，不孕的妇女生吞青蛙可怀孕。又如，知了声音嘹亮，所以嗓音哑了，中医让病人吃蝉蜕。其实，知了无嗓门，那是腹部抖动发出的声音，所以，吃了知了壳，也治不了病。夜明砂是蝙蝠屎，中医用它亮病人的眼睛；因为蝙蝠夜行被认为眼特亮。其实，蝙蝠是瞎子，靠超声波导航。整个中医全是臆想，没有逻辑的依据。
    
    一个人或一个民族不能理性客观的对待自己的身体，不了解皮肤肌肉骨骼细胞，而是阴阳五行八卦上火缺气胡乱叫唤，如何能建立科学意识和正确的思维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一直没有语法学、逻辑学，都是19世纪引进的。连语法、逻辑都没有的民族，就是非理性的感性民族。理性就是合逻辑；中国无逻辑，哪有理性？说什么“东方理性”，完全是自相矛盾。中国人的诗歌似的相声思维发达，中国人整天追逐就是物质利益，没有超越性的追求。中国人的诗歌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愚昧，而愚昧，正如伏尔泰所说：愚昧是产生专制的唯一土壤。要实行专制统治，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民一直保持愚昩，不知道怎样正确思维；而让人民一直愚昧下去的最佳方法，就要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禁止言论自由，只许歌功颂德，不许批评、反对。从古至今，专制者都深谙此道。
    
    四，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
    
    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连起码的逻辑知识都没有，平等的理性讨论无从谈起。由于没有逻辑，大家聚集在一起开会，必然是乱轰轰的！这就是先秦诸子主张“定于一”搞独裁的原因。一旦崇拜圣王情节主导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就与民主法治隔绝了。没有逻辑，无法开会，这就是孙中山翻译《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原因。然而，今天中国农村选村长依然不断地爆发流血冲突，就不难理解宋教仁当年被暗杀了！这就反证：逻辑是理性的前提，也是正义、民主的前提！
    
    追求公平正义民主，首先必须尊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才行！逻辑学研究的是思维的正确形式。而思维的正确形式是建立在概念上的。所以，思维形式必须与概念的定义一致，即思维的同一律非常重要。有一个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刚引用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说美国限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移民以维持其福利不被分享是不道德的。接下来讲到中国问题，就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开放城市户籍，否则大城市就会被搞得一团糟。这些人逻辑的混乱让人骇然，违背了同一律要求。
    
    中国外交部说尊重各国人民的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一致；可是当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时候，外交部又说这是犯罪，绝不容许。这就违背了同一律（一视同仁）要求，玩弄双重标准的双簧把戏。这就是国人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统战思维，统战思维是逻辑思维之敌。当“统战”思维成了习惯，同一律（即人人平等）就被国人彻底抛弃了，公平的民主生活习惯就不可能建立。
    
    传播先进的理念是好的，这并不很困难，把这些引入中国，可以称为是可贵的思想启蒙。但启蒙不应该止于此，更深入的启蒙，是思维方式的启蒙即逻辑启蒙，它把基本的分析技巧，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本能，让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智者，自己能鉴别和取舍真假，用理性构建自己的认识，不被情绪和冲动所裹挟，也不被煽动和诱惑而操纵。早在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先生、台大的殷海光先生就是这样的先驱，他们毕生奋斗，把逻辑引入中国教育。在台湾、在香港，逻辑学已是各种专业的必修课。殷海光晚年意识到，思想的引进并不是能背诵一整套言论那么简单，而是要真正认识以逻辑为基础的理性精神，他得出结论“自由的出发点是理性”，殷先生为此终生以传播逻辑学为己任。
    
    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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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

朱振和

   读了梵天的《中国最需要的是逻辑启蒙》（《北京之春》2016年9月号）一文，颇有同感。的确有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正确思想的逻辑规则，不懂得何为逻辑思维，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

希腊哲学家创立（发现）了形式逻辑体系，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因和原动力。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现代科学，导致了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悠久，虚度了几千年光阴却产生不了现代科学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儒家学说、孔孟之道中没有逻辑学，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科学和民主法治是格格不入的。

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而中国实现民主和科学的道路是崎岖不平、障碍重重的，中国至今未能建立民主法治的政治体制，科学的思想和精神也远未深入人心。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非常深，中国人尚未形成逻辑地思考问题的能力和习惯。

中共统治中国已有六十多年了，前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后期以邓小平思想为指导思想。毛和邓有大量的言论是不合逻辑的，毛和邓的这些不合逻辑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中共培养的理论家、社会科学家、学者及其他御用文人是不合逻辑的毛式和邓式思维方式的吹鼓手，经过他们几十年的大力吹鼓，很多中国人习惯了这种不合逻辑的思维方式，至今还有不少人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

毛曾经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很明显，这两句话完全不合逻辑。高贵和卑贱，聪明与愚蠢，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命题，怎么能生拉硬扯在一起呢？可是偏偏有人津津乐道地引用毛的这两句话，还引经据典地加以解释。

在小红书风行全国的时期，人们经常引用的毛语录之一就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两句话也是明显地不合逻辑，可是有很多人就是喜欢按这条语录来思考问题。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用这种毛式逻辑在思考问题。

例如，在当前的民运内斗中，有人在辩论中说出这样的怪论：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中共反对民运队伍中的某人，我们就要拥护他（她），不管他（她）做什么，我们都要拥护。谁反对他（她），谁就是中共的特线或五毛。

邓小平不合逻辑的言论就更多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他还说过：“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这两句话完全不合逻辑。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制度是不是社会主义，与国家的贫富、发展速度的快慢毫无关系。在完成了农业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穷国，这都是毫无异议的。怎么能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呢？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难道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吗？依照此理，美国十分富裕，美国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这是多么荒唐啊！

邓小平为了标榜自己的改革措施是姓“社”的，提出所谓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判断姓“社”还是姓“资”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是一种不合逻辑的诡辩论。邓小平预先设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有利于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就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就是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从而得出姓“社”的结论。如果把预先设定去掉，那么发展生产力和增强综合国力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毫不相干。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毫不相干。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措施也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难道美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说的一句话，这句话也不合逻辑。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定义完全不同，两者虽有一定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绝不能用“是”来表示。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科学技术要转化为生产力。这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既然科学技术要转化以后才成为生产力，那么科学技术就不是生产力。

邓小平最重要最主要的名言是他的“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句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不能充当任何工作的指导方针。而在中国，邓小平的“猫论”被奉为办一切事情的金科玉律。这句话也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判定一只猫的好坏有多方面的标准，不能把能否抓住老鼠作为唯一的标准。人们普遍地把“猫论”解读为：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能把GDP搞上去、能赚钱就是好办法。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邓小平“猫论”的指导下，这句话变成了：“君子爱财，取之不论道。”邓小平的“猫论”导致了“唯GDP主义”；导致中国社会拜金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诚信缺失；导致产生了“中国式病毒”，这种病毒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详细论述请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9月号《中国式病毒威胁世界文明》一文）。

很多中国人不善于逻辑推理，思维方式不合逻辑。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乱比喻；二是在思考问题时思考的对象、命题、术语、概念等往往没有严格的定义、含混不清或是任意地变动。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之。

邓小平的“猫论”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乱比喻的两个例子。摸着石头能过的河一定是小河沟，所以“摸论”实际上是用过小河沟来比喻改革。而“猫论”则是以猫捉老鼠来比喻挣钱和各种经济活动。两者都是比喻不当。

中国自古至今流行阴阳五行说。“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金、木、水、土是物质的四种类别；火是释放出热量的化学反应，姑且认为它代表能量。中国的传统文化用阴阳五行来比喻、表示自然、人类及社会的一切事和物，完全是乱比喻。在中医理论中，“金”代表肺、大肠，“木”代表肝、胆，“水”代表肾、骨、膀胱，“火”代表心、小肠，“土”代表脾、胃；心、肺、肝、脾、肾属“阴”，胃、胆、大肠、小肠、膀胱属“阳”。简直是胡说八道（我只反对用五行比作内脏器官的理论，并不全面否定中医）。

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之一，是研究微观世界物质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全息摄影是一种颇为深奥的新技术。“量子”和“全息”这两个词，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真正懂得其科学涵义的术语。可是有些人在没有搞懂“量子”或“全息”的真正科学涵义的情况下，就用它们来比喻、表示生命现象、社会现象、宗教、风水、宇宙等等。这是现代的乱比喻。

我还看到一本哲学书，书中用计算机的中文输入软件来比喻和阐述康德的先验论。看到这样的论述，令人哑然失笑。

2013年9月6日，习近平在圣彼得堡会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引用“牛顿力学三定律”来谈论中德关系。习近平根本就没有搞懂牛顿力学三定律，他只是听说了“惯性”、“加速度”、“反作用力”等词，完全不懂这些词的科学意义，就胡乱用这些词来比喻中德关系，根本就是牛头不对马嘴（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3月号，《柴静谈PM2.5 PK 习近平谈PM二百五》一文）。习近平还把沙子、沙尘比作PM二百五，这也是乱比喻。

近年来，“正能量”这个新名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起来了，在各种媒体、书、报、杂志中到处都在谈论“正能量”。“正能量”的反义词当然就是“负能量”。人们是在用物理学中能量这个概念来比喻某些事物。可是在物理学中，电荷有正负之分，而能量和质量是不分正负的，根本不存在负能量和负质量。所以在物理学中能量就是能量，绝不能在能量前面加一个“正”字说成“正能量”。无论用“正能量”来比喻什么，都是乱比喻。

邓小平在推行改革开放政策时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相应地邓小平又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新概念。至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喊了三十多年，但是从来没有人解释过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谁都说不清楚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概念，也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地解释的概念，随便邓小平们把中国搞成什么鬼样子，都可以说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不但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么一个没有定义的、莫名其妙的概念，而且把“社会主义”的概念模糊化、谬化了。本来在马列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很明确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消灭了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可是邓小平却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歪曲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他避而不谈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本质——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任何一个新生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社会制度，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件事，并非社会主义的特征，不能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更何况在事实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形成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生产力。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美国的生产力比中国的生产力高得多，美国岂不是处于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了？

邓小平虽然也说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但那只是摆摆样子的。邓小平还说过：“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国人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对邓小平的改革、对他所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确实现了，权贵们都富得流油了。但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全国人民的剥削越来越厉害了，共同富裕是根本不会兑现的空话。

邓小平的改革在摸了十年“石头”以后，摸到了“市场经济”这块大“石头”，于是大肆宣传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一个没有定义的概念。还有些学者把“社会市场经济”曲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多中国人把“社会”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把“社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为一谈；把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共的“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详细的论述请参阅《北京之春》2015年12月号，《“社会”与“社会主义”辨》一文）。

中共用毛、邓的言论忽悠中国人民，忽悠了几十年。在此期间中国也出现了一批忽悠大师。忽悠的基本手法之一就是模糊概念、混淆概念或偷换概念。上面谈了一些重大的概念混淆，下面再举几个重要的例子。

有些中共理论家把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这是中共忽悠中国老百姓的谬论。乍一看，股份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多人所有，似乎都可以归入公有制，其实，我们只要稍微深入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有本质的区别。

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该企业员工集体所有，这种集体所有权是不可分的，不能区分每个员工个人各占有多少份额。个人无权因产权而要求分配利润、获取报酬。也就是说，不存在个人私有的产权。所以这是一种公有制。

股份制企业的生产资料属于多个股东所有，每个股东各占有多少份额是很明确的，就是他拥有的股份数。每个股东按照拥有的股份数参与分配企业的利润。每个股东个人的产权是很明确的。所以这是一种私有制。

中共把股份制说成是公有制，目的是为了给所谓的“股份制改造”盖上一块遮羞布。中共大搞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结果是把国有企业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的企业。

“权利”和“权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中文里两者的书面文字不同，但它们的读音是一样的，于是有相当多的中国人把“权利”和“权力”混为一谈。“法制”和“法治”的涵义是不同的，它们也只是书面文字不同，它们的读音是相同的，于是又有很多中国人把“法制”和“法治”混为一谈。每当我读到那些专家学者的高论大作时，读到他们把“权利”和“权力”混为一谈，或把“法制”和“法治”混为一谈的论述，实在是牛头不对马嘴，不知他们在说什么。

“知识”和“智慧”、“智力”、“智能”本来是不容易混淆的。但是中国人把intellectual翻译为知识分子，把intellectual property翻译为知识产权（在台湾，翻译为智慧产权，这是更恰当的译法）。于是在有些人的头脑里就把“知识”和“智慧”、“智力”混为一谈了。

上面提到了“正能量”这个新名词，“正能量”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我读了很多谈到“正能量”的文章、评论、博客等等，发现“正能量”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涵义。“正能量”究竟是什么？实在是稀里糊涂。所以“正能量”也是一个没有定义的、含混不清的概念。

以上举出大量例子证明了很多中国人不知道正确思想的逻辑规则，不懂得何为逻辑思维，不懂得如何逻辑地思考问题。为了使中国顺利地走上民主化、科学化的道路，必须在中国开展一场逻辑启蒙。建议在大学的文、理、工各科都把逻辑学作为一门必修课，在高中也应该开设逻辑学基本常识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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