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红学”

有人说：曹雪芹一定有过大家族繁华生活的经历，要不然就写不出《红楼梦》中那些奢华的场面。我们却可以反驳：《西游记》写到了天廷，它的作者莫非去过天廷？

这样的机智可以撇在一边。我们可以这样问：《红楼梦》的价值在于它所展示的奢华场面吗？更到位的问法是：作家的生活阅历本身决定了作品价值之高下吗？

这样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作家的生活阅历与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两回事。但红学家们一旦开始工作，似乎就忘掉了这个道理，于是乎，一百年以来，红学家们在大多数时间里只对曹雪芹及其祖宗八代的族谱感兴趣。

近些年，红学家们又将之推广到了历史和文化。最近，有一位重量级红学家语出惊人：如果只把《红楼梦》当做小说来研究而反对历史考证，那么，红学的声势就会不知有多么冷落。如此说来，单只为了业内的热闹，红学研究也应该襟怀博大、直至藏污纳垢。

这位重量级红学家对于只把《红楼梦》作为小说来研究感到不放心，究其实则是对于小说本身不信任，不相信《 红楼梦》作为小说有什么了不起。

这似乎不能一味责怪我们的红学家，因为直到今天，诗学家们仍然没有揭示小说（文学）的了不起，相反，诗学家们公开或不公开地都承认文学对于所谓现实生活的依赖性，这样，研究作家的生平及其家谱就不是跑题，反而算是找到了本源啊。

红学的革命将取决于诗学的革命。其实，《红楼梦》本身无穷的趣味同红学研究的琐屑、无味，两者间的反差，呼唤着诗学的革命。《红楼梦》呼唤着与它相配的诗学。红学家们不必急于根据各种已有的诗学去研究《红楼梦》，而应当从《红楼梦》去建立起某种科学的诗学。诗学建设本是诗学家的分内之事，只是今天的诗学家们被诗学史和空谈拖住了双腿。惟有《红楼梦》这样的作品才能为我们提供有意义的诗学问题。譬如，“宝玉挨打”故事中，前来救护贾宝玉的王夫人说了一句“若有你（指宝玉亡兄贾珠）活着，便死一百个我也不管了”，这是王夫人的“心里话”吗？这句话引起了什么样的后果？王夫人到底为什么说出了这句话？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有意义的。“苹果为什么从树上掉到地上”，这在常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牛顿却从中悟到了万有引力概念。

“说不尽的《红楼梦》”，这是一句套来的名言。如果说《红楼梦》真地是说不尽的，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拿《红楼梦》当成小说。或许，这个世界上无休无止的东西只能是空洞的想象和乏味的联想。如果说《红楼梦》客观上能激起人们无穷无尽的想象与联想，那也不是《红楼梦》的光荣。对于“苹果从树上掉到地上”现象，牛顿并没有联想到季节、苹果的品种、以及病虫害情况，而是抓住这个现象本身，最终发现了作为此现象之灵魂的万有引力概念。科学可以认为多种现象是同一真理的不同显现，而不能认为一种现象是多种真理的同一显现。一句话，从科学的诗学之立场看，《红楼梦》不可能是说不尽的。

直到今天，诗学上还没有几个科学概念。“性格”作为日常用语被直接引入到了诗学，关于《红楼梦》各个人物性格分析的论文比比皆是，于是又有了红学家们的不断争吵。只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才会有性格。当我们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也有什么性格时，我们实际上把艺术当成了生活本身。

认为《红楼梦》是悲剧、甚至是所谓“悲剧中的悲剧”，似乎已经成了红学家们的共识，但“悲剧”直到今天仍不是科学概念，诗学家们的悲剧一词只相当于日常用语中的“悲惨”。实际上，《红楼梦》中大量的精彩片段，譬如“宝玉挨打”，并不包含丝毫的悲惨或悲观之意味，相反却是紧张而有趣、精力弥满。中华文化的深厚性，用不着我们通过把《红楼梦》封为“大悲剧”来加以证明。

红学的历史显示了诗学的积贫积弱，但也似乎表明了诗学的可有可无：用不着任何诗学智慧，人们照样可以年复一年地就《红楼梦》说个没完没了啊。科学的诗学是《红楼梦》研究的内在需要，却可以说是红学家们天敌：前面说过，科学的诗学要求对于《红楼梦》达成各种科学的定论，而红学家们仿佛出于天性地希望《红楼梦》是“说不尽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历史上的红学家有什么诗学建设方面的冲动。

红学家的最高任务，并不是帮助读者读懂《红楼梦》，而是帮读者就《红楼梦》而进入科学境界。万有引力看不见摸不着，却自我显现为自由落体垂直坠落、越坠越快等现象。红学家的最高任务，是指出《红楼梦》中每一个精彩片段都是某个科学概念显示自身实在性的方式或结果。

红学在今天降温了，这没什么可怕的。科学从来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