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钱致榕(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

钱致榕 知名美籍物理学家。1939年生于四川资中，现为美国Johns Hopkins大学物理
系教授，参加过L3、CMS等高能物理实验。1988年任中国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1989年
起任该校学术副校长。在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任名誉教授
与顾问。

国内有许多像北京大学这样百年左右的老校，要改革一定不能学别人。我认为最重要
的是：一切从自己的条件和中国的需要出发，思考出一套自己的办法。

教育为谁而办

《大学周刊》：现在有两种观点，一是大学校长觉得缺钱，而另一些非管理者认为，
现在大学的最大问题不是钱。您怎么认为？

钱致榕：钱总是不够的。但对于进入“985工程”的大学，就不是钱的问题，他们现在
的经费增加了八九倍；那就要仔细思考做事情的方向和方式，要和从前完全不一样才行。
这就像一个家庭收入突然增加十倍，都吃掉了是要生病的。钱一旦增加了就要非常小心，
没钱的时候不会出乱子，钱多了会出大乱子。

另一方面，我在中国西部看到，那儿一个省的教育经费没有北京几所学校的经费多。
如果用这些钱可以解决甘肃省全部的基础教育问题，衡量一下，显然是解决西部的基础教
育问题更有价值。

有人算了一下，北京这几年建设花了6000亿元人民币，大多是形象工程。北京建造某
个剧院，按总造价核算，每把椅子10万元钱，天下哪有那么贵的椅子？10万元钱可以解决
多少农村学生失学的问题，50亿元又可以解决多少贫困问题？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国内大学存在的困难是制度问题吗？

钱致榕：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沿袭，不能说全是制度问题，可以想办
法一点点去化解。

在香港办科技大学的开始，我们也遇到很多问题。1988年前后，全香港的科研经费只
有100万美元——还不如美国的一个科研小组多。不过，我们认为香港是有潜力的，做了很
多工作，成立了基金委，建立公开的海外评审程序，让每一位学者公开竞争。有人开玩笑
说，“几个疯子一去，把香港的潜力又挖出来了”，等我1992年离开时，全区科研经费增
加了好几倍。

再举个例子。我们刚去时，港英政府规定，全世界有三种人不能在香港的大学享受同
样待遇，那就是拿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护照的。这非常不合理，就慢慢地磨，
现在待遇都一样了。很多事情得想办法、绕几个圈，造成双赢的局面。不能一切都说是体
制问题。

《大学周刊》：美国的大学目前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尤其是哈佛，您认为中国大
学从哪些方面可以向它们学习？

钱致榕：对这一点，我的看法不太一样。国内有许多像北京大学这样百年左右的老校
，要改革一定不能学别人。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一切从自己的条件和中国的需要出发，思
考出一套自己的办法。

学习美国的大学有两个问题，一是哈佛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做的，我们不知道。常
听人在国外学习几年，或是看了些资料，就说哈佛这样哈佛那样地要学。其实即使在那儿
呆了一二十年也未必完全清楚。我曾和哈佛校长交谈过，他就说不要读我们的报告，报告
都是官样文章，只看报告会被误导的。二是要学别人的长处是学不到的，他们的发展需要
一连串条件。

《大学周刊》：那您认为国内大学的问题，或者说改革的支点在哪儿？

钱致榕：第一点，要看清楚我的问题在哪儿，我的需要在哪儿，先要了解自己，不是
先去问别人怎么做。北大办教育的目的在哪儿？为谁办的？不是为美国人，是为中国人办
的。北大办得好，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法国人资助的，我们的衣食父母还是中国13亿老百姓
。所以我们必须面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人的需要是什么，尤其是八亿农
民需要什么。

《大学周刊》：那怎么去了解呢？

钱致榕：我想大家都知道的，要作调查，要了解当前中国的问题和需要，而不是猜测
辩论哈佛是怎么做的。我们在着手创办香港科技大学时，对全香港100多所中学进行了调查
，和老师谈，看他们怎么上课，看他们英文水平怎么样、数理水平如何，和学生谈，到学
生家里去看。假如国内大学负责人都能到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所在地去看看，就会了解今
天中国的需要及他们的学生，就能明白大学应该怎么办、怎么改。

所以从现实出发最重要，今天大家都在喊“世界一流”，实在令人担心。“你也一流
，我也一流，再过三年，都不入流。”值得我们警惕。如果不能面对中国的需要，即使全
世界都认为你是世界一流又有什么用？方向定下来，然后就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感性的社会

良知和理性的分析

《大学周刊》：您认为学生培养的方向是什么样的？

钱致榕：第一保证50年不落伍，不要工作三五年就报废了，基础很深、知识面很宽、
有自学的习惯和能力，不断地往前进的。

第二是文理要贯通的，假如学理工和法学的没有社会良知，实际上比不毕业还糟糕，
学文科的如果缺乏基本理科的知识和方法，那科技时代社会上很多问题他就不知道如何分
析和判断，纯感性的判断在今天是不够的。

《大学周刊》：您的意思是让学文科的有理性的分析，让学理工科的学生更多注意到
社会良知？能不能具体谈谈？

钱致榕：这是基本的，懂科学，就可以自己去算、找资料，人文是让你有社会良知和
价值观，要如何行动就要理性。

有很多例子。现在大家都在谈保护濒危动物，西方的做法是不砍热带森林，如果分析
一下坏处和好处，会发现这些理由和那些周围的居民没有关系，他们要想生存，就必定会
砍森林，这个局面是挡不住的。所以要找到如何保护热带森林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必须要
有一个双赢的局面。

另一个例子，几十年前西方国家推动把全世界的DDT全禁了，可非洲疟疾又出来了，现
在在疟疾上死的人比在艾滋病上死的人多。仅有社会良知是不够的，学文科的人一定要有
理科的基础、懂得理性分析。

再以国内的为例，怒江水坝该不该造的问题，环保人士坚决反对，可仔细研究一下，
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首先中国缺能源，如果城市里的人可以不开汽车或者少穿衣服、不
开空调，能源消耗降低到最少。但不能说什么享受都要有，可又不管能源的来源，这没有
道理。其次当地农村的人口比20年前翻了好几倍，原先是10万人，现在可能是50万人，如
何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建坝，生态也在遭到破坏。他们的生活一定要解决，全国要解决就
业问题又要能源，如何能两件事都做到，而又限制了对生态的影响？

我要说的就是，不能感性地赞成或者不赞成，应该理性分析一下。现在社会的任何决
定都不是简单决定，一定是错综复杂的，常常为了整个大局面的繁荣，会对部分人的利益
有所损害，就必须从其它方面补偿。受影响的常常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所以社会良知就特
别重要。我们关心一件事时，是感性让我们注意到这件事，这是社会良知，下面就需要理
性的基础，促使我们去分析问题，而不是完全感情用事。这就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大学周刊》：您是国内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您是物理学家，请谈谈如何让文科的
学生了解科学，而让理工科学生对人文感兴趣？

钱致榕：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体会是在南京大学的实验，共讲了10次课
。从宇宙大爆炸开始，到当下的科学进展，中间把物理、化学、地理、气象等各个方面引
了出来，成为一个体系。这样让学生了解到一个框架，如果再看到一个东西可以知道是哪
段发生的，然后再去找新的内容。

这10次课不是单纯地讲科学，还有对学生的人文教育，关心人、关注自己身边的事。
学生一下子对社会问题感兴趣了，后来有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农民子弟，20年来不知道
家里是怎么回事，听了钱教授的课，今年回去后才去查家里收了多少粮、支出是多少，才
知道有很多问题。

有一个例子更能说明问题，一次讲物理，有学生问，中国是不是应该投资到有希望获
诺贝尔奖的项目，我问他应该花多少钱，他说10亿或100亿。我问上课的学生中有多少是农
村来的，有一半，他们的家境不好，可不觉得那是一个问题，我就问他们，把这100亿投资
去争取诺贝尔奖，还是投放到农村教育当中，哪个更好？他们这才意识到这是问题。

《大学周刊》：您认为这样的影响是足够大的吗？

钱致榕：尽我们所能地做，能做的也有不少。比如教了60个学生，如果对10个有相当
大的影响，他们再去影响别人，变化就会一点点开始了。我的意思是，一要宏观地分析，
二是微观地切入，做事一定从小事做起。

《大学周刊》：您一直在国内各地跑，请谈谈您的工作。

钱致榕：我喜欢到各地看看，因为中国实在太大，待在北京，很难了解中国。全国每
一个省份跑下来后，觉得农村中国和城市中国大不相同。我们一群朋友，觉得农村是中国
的问题所在，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所以现在在县里比较多。今年我们联系了四个较困难
的县，到每一个县找上四五百位乡村教师，举办教师进修班，至少呆两天，向他们学习农
村情况，和他们谈教育问题，如果对他们能有一点帮助，他们就可以帮助成千上万的学生
。

《大学周刊》：从哪年开始的？

钱致榕：最早是1979年，25年前，在美国有十几位朋友，成立了科技教育协会，到国
内办各种讲习班、培训班，那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很缺乏，都是局长部长来听。

1988年左右，有一伙朋友到香港科技大学办学校，办成后，有几位朋友在国内办高级
研究所，推动尖端科学的发展；同时有一些朋友开始另一个计划—农村教育计划—在农村
办图书馆，支持大概1万名家境困难的学生就学，并且连续十几年在各地举办大型的基础教
育讲习会。最近我们认为农村教师需要培训，所以开始到县里做这工作。希望透过高质量
的农村教育，帮助农民站起来。我觉得，中国知识份子，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很强。可是
把了半天脉，如果不开方子，对病人很难有帮助。如果我们能开始开些小方子，并且在小
范围内去实践，时间久了，很可能比坐着分析或等待，帮助更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