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盛夏，其炎热程度一点也不比南方的几个“火炉”逊色。太阳从早到晚，一刻也不放松，炙烤着这座古城。一丝风也没有，一层薄薄的灰尘浮在街面上，使人越加感到闷热。时已正午，人们都纷纷躲到屋里歇息去了，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上街，连人力车夫们也支起了车篷，躲在荫凉处打盹儿。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使得整座古城显得更加燠热、沉寂。

　　可是，在史家胡同，这个平素一点也不显眼的地方，此刻却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一派热闹景象。许多人头上、脸上流着大汗，围在一座大院落前面。只见院门上悬着一块木牌，上书“游美学务处”五个大字。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报名的考生。游美学务处这一机构，清政府设立它还不到几天，但由于它和美国的“庚子退款”甚有瓜葛，于是马上就扬名在外了。它当时是个既办学，又办“洋务”的机构，由外务部会同学部一起办理。该处设总办一人，会办二人。总办须是与两部都有关系的人担任，当时选定了曾做过驻美使馆参赞和游美学生监督的外务部左丞左参议周自齐为总办。会办则由两部各派一人充任。一个是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一个是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后成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现在，他们三人坐在院落的中央，主持着报名程式。从早上开始，来报名的考生一直络绎不绝，他们已坐了好几个时辰，现在都显得很疲倦了。在他们旁边，坐着一位官员，身着西服，颇有欧美所提倡的“绅士风度”。从今早游美学务处开始报名直到现在，他一直默不作声，一个个地注视着前来报名的考生，仿佛在完成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业。是啊，从交涉“庚子退款”到设立“游美学务处”，他付出了无数心血。他就是当时清政府的驻美公使梁诚。此时，他看着这一个个的考生，不由得心潮澎湃，想起了一件件往事。

　　游美学务处（清华大学的前身）是“庚子赔款”这一国耻的产物。1900年6月，美国参加了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并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西太后慈禧挟持光绪皇帝奔避西安，命庆亲王奕劻与大学士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签订和约。清政府抱定的宗旨是“量中华之国力，结与国之欢心”，于1901年6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39年还清，加上利息共近九亿八千万两，这就是骇人听闻的“庚子赔款”。其中美国分得三千二百多万两（合当时二千四百多万美元）。按照条约，本息用黄金付给，而不是用白银付给，这就更加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当时，梁诚作为驻美公使，立即与美国政府交涉，希望对美国给付白银。梁诚说：“只因民间负担太重，仇洋之念益涨，望贵国体谅。”当时担任美国国务卿的是海约翰（John Hag），他就是向我国要求巨款赔偿的美国方面的实际负责人，此时听到了梁诚这一番话，脸皮也微红了，默然良久，徐徐地说道：“庚子赔款实属过多，现在给其它各国的都是金子，即使美国收的是银子，对于你们，也省不了多少银钱。”梁诚听了这一席话，揆情度势，知道美国一定不肯单独收银，于是相机进言，倡议减少赔款，希望能够“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一倡议，可以说是近乎天方夜谈，哪里见过饿虎把进口的肥肉吐出来？可在当时，梁诚能够审言观色，凭着直觉，勇敢地提出了这一建议。不想，海约翰马上就同意了：“有理！我一定会向总统建议，给你们退还适量的赔款。”梁诚回到使馆，心里异常激动，心想，事情有点眉目了，我一定不能错过时机，要把“肥肉”从“虎嘴”里抠出来！梁诚想方设法，把这事向美国公众透露了。不久，“美国所收赔款过多”一节渐为大众传闻，梁诚趁机公开向美国政府请求减收赔款，以为其他各国首倡。并向美国朝野人士游说，其上流社会各界人士多不反对，就连掌全国收支的财政部长也不显然相拒，情形十分有利。当时的梁诚，心里说不出有多么的高兴，这位忧国忧民的公使，为自己能够给国家挽回损失，而由衷地感到幸福。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此时中美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一因美国虐待华工，续签《中美禁工条约》的谈判陷入停顿，美使柔克义（W．Rockhill）起程来华，欲与清廷另行交涉。上海总工会得讯，决计抵制美货的狂潮，结果造成了全国性抵制美货。一因我国坚持收回粤汉铁路，美国总统罗斯福（Teodore Roosevelt）表示反对。更使梁诚陷入孤立的是，主张退还赔款的国务卿海约翰又于1905年7月份去世，新上任的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其态度与海约翰截然不同。幸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我国反美运动虽然不满，但对退还赔款，出于对本国利益的考虑，仍认为是当行之事。加上梁诚毫不气馁，故在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8、9月间，当梁诚再次向他重申退款意愿时，罗斯福明确表示应允。最终，在梁诚的不断奔走下，罗斯福总统于公元1907年12月3日国会咨文中，要求授权“退还”庚款。依据《辛丑条约》我国应付美 国赔款美金24，440，778．94元，现减为美金13，655，492．82元，应退还美金10，785，286．12元，自1909年1月份开始“退还”我国。1908年5月，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这一议案，但这笔退款必须用于，派遣中国学生留学美国，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

　　梁诚深深地知道，美国政府退还庚款，决不是出于“良心发现”，它只是想通过此举从精神领域来控制中国，从而麻痹、消弭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美国商人兼传教士斯密士（Arthur H．Smith， 中文名为明恩溥），在华数十年，是退款办学的积极主张者。他公开宣称：庚子赔款是用来“惩罚”中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 中对美国的“侵犯”，因此，美国退款的目的，“不是完全退还这笔钱，而是要把这笔钱用在使类似的事件难以再生”。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James）于1906年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具体而细微地阐述了他主张退款的“高见”和目的：“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青年中国人，那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他对当时中国大批学生留学日本和欧洲十分着急，认为“这就意味着，当这些人从欧洲回去后，将要使中国效法欧洲，效法英国、德国、法国，而不效法美国。这就意味着他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商品要被买去，而不买美国的商品……”他的结论是：“为了扩展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也能比用别的方法获得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从以上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美国“退款办学”的目的是昭然若揭的。当时中国的进步舆论，对美国“退款办学”的倡议，也曾有过评论。1908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曾指出：“美之返岁币也，以助中国兴学为辞”，实则是“鼓铸汉奸之长策”。还有一些报刊也认为美国退款“勒派游学”，是干涉中国内政。

　　梁诚心里又何尝不明白这些。他深深地明白，在自己贫穷积弱的祖国，各种事业都急需资金。可是，教育事业尤为突出。虽说美国“退款办学”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只要本国学生能牢记国耻，那么，“赔款学校”就不仅仅是国耻的象征，更是鼓舞莘莘学子奋力上进的一种鞭策力。而日后清华所培养的众多英才也证实了梁诚的这一想法。当然，确实也有极少数人成了忠实的“亲美主义者”，美国的“教化”起了作用，但那只是白璧微瑕而已。也正是出于“科教兴国”这一强烈信念，使得梁诚能够几年如一日，四处奔走，终于使得“游美学务处”得以成立，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祖国培育了一批又一批英才的清华大学。后人对此事作了较公允的评价：“促成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并以此款派遣学生赴美之最大功臣，我驻美公使梁诚先生当之无愧。他不但在国内独持广设学堂派遣青年游学之远见，在美国亦由其首倡减退庚子赔款之议。当然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主持公道，亦属重要因素。在西元1917年美国参议院提议为海约翰建立铜象旌表，而梁氏劳绩至今少人提及，若无梁氏百折不挠、努力不懈之精神，则绝不会使美国将已到口袋中之赔款归还中国，更不会有其后之‘游美学务处’、‘清华学校’、‘国立清华大学’，先后为国家造就无数英才之事实。吾人缅怀清华肇基时期之艰困，永远铭感梁先生当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奋斗精神与伟大胸襟。”

　　现在，“游美学务处”正式招收考生了，梁先生又怎么会不激动呢？他这次特意延长在国内的假期，就是为了赶来参加这一场面的。他接连几小时地坐在椅子上，观察着这群蜂拥而来的考生。大多数都是清秀的青年学生，他们没有纨绔之气，其神态举止都具有青年人所特有的朝气，眼睛里都透露着一种强烈的求知欲。也有少数阔少，带着一群仆从，招摇而来。他们也想碰碰运气，万一侥幸，则可以去美国开开“洋荤”。更有可笑者，因为《招考学生程格》第一节规定，凡报考第一格学生，以年在15岁以上20岁以下者为限，有些考生明明“满脸沧桑”，一眼看去，至少有30多岁了，却在注册表的“年龄”栏里，腆着脸皮填上“20岁”。

　　梅贻琦就在这闹哄哄的人群之中，种种关于“游美学务处”的传言，使得这个进京赶考的青年，对自己此行的重任，又有了进一步的体会。此前，他虽然也有着高尚的理想，去美国深造，学成归国后，再鞠躬尽瘁，为国效力，但这毕竟只是一位有志青年常有的一种模糊愿望。现在，自己去投考的“游美学务处”作为一块“国耻纪念碑”，沉重地压在心头，使他自己的理想和人生道路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了，他隐隐地觉得，自己今后的一生将与辛劳结下不解之缘了。才19岁的梅贻琦，没有青年人所常有的那种活跃，少年老成的他引起了梁诚的注意。梁诚注视了很久，见他心事重重的样子，当他走近时，忍不住问了一声：“年轻人，什么事让你这样不高兴啊？”梅贻琦正在低头填写表格，乍听之下，忍不住大吃一惊。他抬起头来，只见梁诚正和蔼地看着自己，不像其他官员，眼前这位大人一点也不摆官架子。他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了。他简略地说了一下自己的忧虑：“大人，我这次来京后，听到遣送游美学生，所需费用都是美利坚的庚子退款。一想到我们以后所用银钱，都是自己同胞所缴纳的血汗钱，不觉心中颇感羞愧。”梅贻琦因为是对着一位朝廷大员说话，不便讲得太直，于是便这样委婉地说了说自己的看法。梁诚当然明白了梅贻琦的意思，他为眼前这位青年能有如此之思想而暗暗高兴。他低头看了看梅贻琦填写的表格，看到了他的姓名是“梅贻琦”，于是便说道：“贻琦，你能感到羞愧，而不是只想到开洋荤，这很好。我希望你能永远像今天这样，记住咱们的国耻。像古人勾践那样，发奋图强。只要你们这代人能够念念不忘我们落后的祖国，以国耻为鞭策力，勤奋攻读，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类似的话语，梅贻琦也曾听人说过不少，但那些人说话时，不是出自内心；不像眼前这位官员，言语都发自肺腑。他心头感到一热，心想在我们这吏治腐败的朝廷，这位大人却忧国忧民，他到底是谁呢？这时，总办周自齐大人走了过来，很客气地说道：“梁大人，时已正午，是否先用过午膳，再办公事？”梅贻琦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这位大人就是人们议论已久的驻美公使梁诚。他来北京没几天，可关于梁诚的传言他却耳闻了不少。有骂他的，说他是美国的忠实走狗，协同美国来华培养汉奸，有称赞他的，说他为国为民，奔波了好几年，最终为国家挽回了一笔为数不少的赔款。这两种传言，在京城都很盛行，梅贻琦也不知这梁诚到底是好还是坏。现在，他看着眼前的梁诚，只见其神态举止，毫无奸官浮吏的习气，再回味一下刚才的话语，梅贻琦心里认定梁诚是位为国为民的公使，而不是美国的走狗。他见梁诚正殷切地望着他，那类似的神情，他曾在父亲和恩师张伯苓的脸上看到过。他心头一热，缓缓地点了点头，用这无声的语言向梁诚表白了自己的意愿。

　　梁诚起身用膳去了。今天的情形，他基本上还是满意的，大多数考生都是些踏踏实实的人，尤其是刚才这位梅贻琦，两人虽然没有谈上几句话，可他那种深沉的忧虑感，使梁诚从心里感到欣慰，使他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这第一批庚款游美学生，来报考的共有630人，仅录取47人，多数研习应用科学，回国后多有发展。尤以秉志先生于生物，胡刚复先生于数理，梅贻琦先生于科学教育，程义法先生于采矿，何杰先生于地质，张准（即张子高）先生于化学，金涛先生于土木工程为特别著名。可谓“开张大吉”。也说明了，中国学生是有志气的，能够牢记国耻，勤奋攻读，不断上进。此是后话，暂且不题。

　　梅贻琦回到住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见到的这位梁诚梁大人，能够毫不气馁的奋斗数年，终于使得游美学务处得以成立，给自己这些有志青年多辟了一条上进之途，自己应该从他身上汲取那种可贵的精神。尤其是梁诚能够抵挡国内的种种异议，坚持办学，清醒地意识到教育乃我国燃眉之急，在百废待兴，各项事业都急需资金的中国，能够力排众议，坚持用“庚子退款”来办学，实属难能可贵。从梁诚的身上，梅贻琦看到了教育之重要性，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一古训从未因时间推移之缘故而失效。这一事件对梅贻琦以后从事教育工作达几十年，隐隐地起了不小的作用。

　　现在，离考试还有几天的时间，梅贻琦静下心来，将自己以前所学知识再理顺一遍。查漏补缺，争取取得最好的成绩。来京这几天，他深深地感到“强中更有强中手”，别的不论，住在隔壁的张准，胡刚复，就显示了很深的功底。他俩的年龄与自己差不多，自己与他们也略有交往。张准是湖北枝江人，从湖北普通中学毕业，各门功课都很优秀，尤其精通化学，后来，张准回到了国立清华大学，与高崇熙、萨本铁同为化学系的奠基人。胡刚复是江苏无锡人，于上海震旦公学毕业，才17岁，比梅贻琦还年轻两岁，可他在数理方面的造诣，连梅贻琦这位数理高材生也自愧不如。“真所谓‘一山更比一山高’，此番来京，真使我大开眼界；不然，我这‘井蛙’还固守一隅，自以为天下第一呢。”想到这，梅贻琦将自己随身带来的书箱打开，开始复习功课。他已经把这次需考课程打听清楚了。凡投考者以下各门课程都必须及格：英文文学与作文、国文、历史、地理、世界地理、大代数、平面几何、三角、欧洲上古史、法文或德文、拉丁文、初级化学、初级物理、生理学共有十四门课程，而且还必须门门及格。梅贻琦幸亏功底扎实，又加上家学渊源，自己又聪明好学，才没有“临阵畏逃”的念头。饶是如此，自己一点也不敢放松。尽管此时正当溽热盛暑，梅贻琦还是打开书本，慢慢地进入了书乡。

　　过了几天，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举行了初试，初试榜首为裘昌运。梅贻琦、张准、胡刚复等人也通过了初试，进行了复试，复试的放榜日期为7月29日（公历为9月13日）。一大早，梅贻琦就伙同隔壁的张准、胡刚复来到了史家胡同。太阳还没出来，微白的晨曦中，人们都还没有起床，只有清道夫来到了大街上，“沙沙”地扫着昨天人们丢在街上的各种垃圾。梅贻琦三人毫不理会这些，心情兴奋地向史家胡同走去。在等待放榜的这几天，他们三个年轻人已有很深的交往，谈得很投机，都慨叹政府的无能，使得列强践踏中华已几十年，现今他们所报考的游美学务处，更是国耻之产物。他们相互勉励，以后去了美国，要牢牢记住此奇耻大辱，发奋攻读，回国后将自己所学本领都用来报效国家、民族。他们还利用这闲暇的几天，一齐去各大名胜古迹游玩。他们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史家胡同。不出他们所料，这里已挤满了人，有人手里还提着灯笼，显然是半夜三更就走来了。只见大门高悬着一张榜文：

　　宣统元年录取径送赴美

　　学生名单

　　程义法 邝煦堃 金 涛 朱 复

　　唐悦良 梅贻琦 罗惠桥 吴玉麟

　　范永增 魏文彬 贺懋庆 张福良

　　胡刚复 邢契莘 王士杰 程义藻

　　谢光基 裘昌运 李鸣和 陆宝淦

　　朱维杰 杨永言 何 杰 吴清度

　　徐佩璜 王仁输 金邦正 戴 济

　　严家驺 秉 志 　陈（火晃） 张廷金

　　陈庆尧 卢景泰 陈兆贞 袁锺铨

　　徐承宗 方仁裕 邱培涵 王 健

　　高仑瑾 张 准 王长平 曾昭权

　　王 琎 李进隆 戴修驹

　　以上共计四十七名

　　他们三人挤在人群里，一字不漏地看完了，首先是找到了“梅贻琦”这三个字，随着焦灼的目光不断地往下搜寻，他们又找到了“胡刚复”、“张准”。此次复试，那初试第一名裘昌运落后到了第十八名；第一名是程义法，他后来于采矿业颇有贡献。

　　这一年，应送游美学生的定额本为一百名，因为时日迫促，来不及如额取录，因此，从六百三十名考生中，只录取了四十七名。当时因“肄业馆”尚未找到适当地点，故于录取后直接送往美国。所有第一批游美学生都发给治装费，于8月间（公历10月）由会办唐国安护送。当时容揆因为中西学问均属精通，所以委派他为“驻美监督”，专管收支学费，约束生徒，责任极为重大。容揆是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们从上海搭乘“中国号”邮轮启程，于10月初一日（公历11月12日，星期六）安然抵达美国的三藩市（即今旧金山）。这时美国大学都已开学，这批游美学生只得暂入补习学校。等待明年美国大学开学，再进入各大学攻读。

　　在此期间，学生们对“补习学校要不要计入留学总年限”的问题上，各抒己见，纷纷攘攘，争论不已。而驻美监督容揆，为人非常刚愎自用，大多数学生都很讨厌他。转年，这批留学生大都选入美国的一些“名牌大学”，但梅贻琦却自有主见。他根据自己的一些特殊情况，投入美国东部的吴士脱理工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e Institute）选习电机工程学专业。在校四年，他学习、生活都很刻苦，因为学习成绩一贯优异，曾被选入“Sigma Xi”荣誉学会（美国奖励优秀大学生的一种制度）并曾任留美学生会书记、吴士脱世界学会会长、《留美学生月报》经理等。留学期间，他的父亲一直失业在家，梅贻琦在美节衣缩食，把本来就不多的生活费撙节下来寄回贴补家用。留学期间，他即皈依了基督教，并且一直坚持这个信仰至晚年，而且“愈益诚笃”。

　　其他各位留学生，如金涛、何杰、张准、胡刚复等人，也进入了各自较为满意的大学，刻苦学习，大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没有辜负自己当初的愿望。也就是在此期间，在国内的游美学务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揭开了清华校史新的一页。

　　游美学务处经过一系列紧张的运转，终于将第一批游美学生遣送出国了。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濂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他们心里深深地明白，“万事开头难”，现在，这个“头”已经开了，可这同时也意味着，以后，各种日常事务便会源源不断地降临，必须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和完善规章制度。临时在史家胡同租赁的民房，已显得过于狭促。当时，来京赶考的考生还有很多，有些考生在努力学习，预备明年的考试；这次没考上的学生，也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在新一轮客居生涯的开始之际，细细揣摩自己这次考试的成败得失，准备来年重考。他们不时地来游美学务处打听消息。每天，游美学务处都是人来人往，周自齐和范源源深深地感到，再也不能拖下去了，必须尽快找一处合适的办公场所。

　　就拿这第一批游美学生来说，正如前文所述，因为学务处没有觅得适当地点设立“肄业馆”，故于录取后被直接送往美国。结果，当他们到达美国后，美国各大学均已开学半年，护送他们前往美国的会办唐国安来电说，学生不得不滞留于会馆，牢骚很盛。

　　周自齐和范源濂苦苦思索，到底去哪儿选择合适的地方呢？东单、西单、菜市口……他们想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哪个地方合适设立“肄业馆”。忽然，范源濂眼睛一亮，说：“小五爷园，对，就是小五爷园，你看怎样？”这小五爷园，就是位于西直门外的清华园。清华园原系道光帝赐给其第五子惇亲王奕（讠宗）的园林。清华园俗称为小五爷园，是为了有别于老五爷园。老五爷园即圆明园南面的鹤鸣园，为道光帝的弟弟惠亲王绵恺所有，与清华园相距不远。惇亲王死后，清华园为其长子载濂所有。庚子年，中国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载濂与义和团甚有来往，支持他们在清华园中设坛。不久，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与慈禧等人所镇压。事后，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了清洗，载濂也不能幸免，削职为民。清华园也被内务府收回，至今没有他用，偌大一座园子，显得空空荡荡。所以范源濂就想到了它。

　　范源濂之所以中意于清华园，还出于另一层考虑。他心里有一个规划，想在“肄业馆”的基础上，再不断发展扩充，创设正规的留美预备学校。这主要是有鉴于当时各省新制学堂设立不久，完全依靠从这些学校的学生中考选合格的直接留美生，难以满足需要。范源濂还清清楚楚地记得，三个月前，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生时，当真是热闹非凡，前来报考的考生有六百三十名之多。他和唐国安、梁诚都非常高兴。可两场考试下来，合格的考生却只有四十七名，还不到计划招生一百名的一半。另一方面，外务部与学部在招生问题上意见分歧，外务部主张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年生，从小送美培养，否则的话，对外国语言“绝无专精之望”；学部则针逢相对地提出，招收三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不然的话，“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双方争执不下，有一次竟闹出了这样的笑话：在两部评阅考卷的时候，外务部英文取第一名之人，在学部竟一分未得；而学部取第一名之人，则在外务部一分未得。谁去谁留，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范源濂虽然是属于学部的官员，但他并无朋党之偏见，只是想调和这些不必要的矛盾，选派有真才实学而又积极上进的学生，不要白白地耗费钱财。他出于对以上矛盾的考虑，想由游美学务处专设留美预备学校，先在国内有计划地从长训练，以便培养合格的毕业生送美留学。清华园地处城郊，清静幽雅，有房舍数十间，稍加修葺，即能开设学堂。而且它四周有很多荒地，以后学校发展扩大，征用土地就会非常方便。令人更为满意的是，它远离北京城的繁华，能使学生安心读书，不去沾染恶习。后来，清华学校的学生即使身为达官子弟，也不敢在校园内公然穿华丽的衣服。黑布和蓝布衣服，就是清华学生的校服。当时选择清华园为校址，实为高瞻远瞩之举。

　　当下，周自齐听范源濂提议以“小五爷园”为肄业馆馆址，稍作思考也就同意了。他还进一步说道：“如今，外务部与列强经常往来，在朝廷里颇有势力。我们最好以外务部的名义向朝廷奏请，这样，事情也许办理得更为顺利一些。”

　　范源濂当夜动笔，以外务部的名义写好了奏稿。

　　过了几天，奏稿由外务部呈交给宣统帝溥仪，当时的宣统帝才几岁，一切政务都由属下大臣办理，中堂那桐看了奏稿，颇表赞同。不久，就将奏章批示下来了：“宣统元年8月15日具奏，奉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钦此。”后来，清华学堂正式建成时，也就是公元1911年，那桐亲笔题写了“清华学堂”，这四个大字肥厚有力，至今还丰采熠熠。由于游美学务处由学部和外务部共同管理，所以那桐派学部的员外郎范源濂和外务部郎中长福，偕同中营总兵王文焕前往内务府接收清华园。

　　当下，范源濂偕同长福、王文焕二人，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坐车出了西直门。只见一段城墙，破旧不堪地横在前头。总兵王文焕忍不住问了一句：“范员外，这城墙是哪个朝代所修建？”

　　范源濂略作沉吟：“此乃元大都遗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于此，国力强盛，疆域极其广大，我们北京城——也就是当时的大都，其时为帝国的中心，极其繁华。域外有马可·波罗氏，历尽艰险，费十数年之时间，来到大都朝觐世祖，世祖给他封了一个大官。他在我国遍历江南江北，极口称赞我国之庶华。唉，到现在，物是人非呀！”范源濂早年曾带弟范旭东留学日本，深感祖国之落后，回国后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洋务运动”，这次运动虽然没有多大成果，但确是中国上层官僚第一次有意识地借鉴西洋之先进科技，认识到科技之重要性，不再一律贬之为“奇巧淫技”，从这一点来看，“洋务运动”确有其进步之处。范源濂为官多年，眼看着朝廷一天天地腐败下去，国力一天天地衰落下去，想起七百年前，西洋人不远万里来我国“留洋”，而现在，一切都倒过来了，他不由得黯然了。元大都的城墙已被风雨剥蚀成这种模样，几遭兵乱的清华园又不知怎么样了？

　　大概长福和王文焕也感受到了这一点，他俩也默然了。当下，大家默默地来到了清华园。

　　一行人来到大宫门（后被称为“二校门”），只见两棵参天古柏分立大宫门两旁，显得极其幽静。大宫门大殿曰永恩寺，当时还有僧人主持，而附近乡民，也常来磕头烧香。大殿里传出了敲打木鱼的声音，随着香纸的青烟四处缭绕。范源濂不由得微微地皱了皱眉头，心想：“以后学校若想发展，这永恩寺颇成障碍。”

　　范源濂等人穿过大宫门，来到了清华园里面，只见草木扶疏，溪水清澈，场地宽阔，心里不禁喝了声采。走了一会儿，来到二宫门，门上悬有咸丰（清文宗）御书“清华园”匾额，这三个大字依旧遒劲有力，可里面工字厅的房屋，因多年无人居住，已显得颇为萧索。来到工字厅西端，只见眼前一垂花门，额曰“怡春院”，穿过“怡春院”，隔着一条小巷，就是古月堂。这三处的房屋，虽然陈旧，稍加修葺，倒还勉强可以居住。此外如马圈、车房、黄花院、佛楼皆已坍毁，只得完全拆除。绕过工字厅后门，范源濂等人来到清华园内最引人入胜的胜景——水木清华，人们常把它同颐和园内的谐趣园相比，称之为“园中之园”。整个清华园显得异常的清静，这水木清华显得更为幽美了，它前方水塘里的水，在树荫的遮蔽下，显得极其清冷。范源濂等人宦海沉浮几十载，此时来到水木清华，也“偷得浮生半日闲”，驻足游赏起来。这水木清华的正廊，本为工字厅的后厦，正额“水木清华”四字，据传为康熙帝御笔，庄美挺秀。

　　大家坐于阶石之上，颇感清凉。王文焕见正额上“水木清华”四字，忍不住问：“范员外，这里名为‘水木清华’，园子又叫‘清华园’，我记得，还有好几家王爷的园林，也都以‘清华’取名，这是何缘故？”

　　范源濂早年留学日本，对西学颇有造诣，可有关国学，却也知道得不少。他徐徐说道：“自明朝到本朝，皇家园林多有以‘清华’二字命名者，盖多来源于《圣教序》中‘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一联。而这‘水木清华’四字，则出自谢混诗：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说到这儿，范源濂指着正中朱柱上悬挂的楹联：槛外山光历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澹荡洵是仙居，说道：“这可是礼部侍郎殷兆镛老先生的名联，殷老先生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历咸丰、同治、光绪三代，都恪尽职守。”

　　看看时近下午，长福开口道：“范员外，王总兵，时候不早了，我们还是快点办完公事，尽早回城吧。”其时，社会动荡不安，尤其毗邻清华园的圆明园，因遭两次兵火（第一次在鸦片战争期间，第二次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期间）的蹂躏，已变得非常荒芜。长福向来胆小谨慎，因此建议尽早回城。当下，源濂等人将清华园的房产清查完毕，令属下人员记录清楚，就回城去了。

　　此后的几个月，范源濂就在忙碌的公务中度过了。总办周自齐对日常琐事向来不愿花精力去办理，而这些琐事往往又是整个办学大业中必不可少的“砖石”，使得范源濂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又得去史家胡同照应学务处的事务，又得去清华园监造肄业馆。肄业馆房舍的建造工程，其进展颇为缓慢，工人又消极怠工。这一切使得范源濂焦虑不已。

　　话休繁絮。范源濂殚尽思虑，想让肄业馆早日落成，原希望于1910年秋季可以使用开学，不料因工人怠工数月，延误完工时间，甚至由美国新聘男女教员十八人于1911年2月抵达北平时，仍因馆舍工程未竣，无法开学。各位教员苦苦等候将近两个月，工程交代日期尚远，范源濂等人被迫于4月29日开学（此后清华校庆日为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因肄业馆地设于清华园，故将“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奏折呈交上去，朝廷也同意了，中堂那桐还亲笔题写了“清华学堂”这四个大字。这一段时期，工程计划虽未完全实现，却也颇有所建。修缮了工字厅、怡春院、古月堂，新建了校医院、清华学堂（又叫一院）、二院、同方部、三院、北院。故清华学堂开学时，各教学及相关场所已基本敷用。

　　在此期间，游美学务处又招考了第二批游美学生。这次考试的结果，比第一次的结果更让人满意。共有两千余人应考，考试合格者为七十人。赵元任排名第二，后人称之为“榜眼及第”。赵元任的老乡张彭春排名第十，也被录取了。这次考试，还有一位排名较靠后（第五十五名），后来却名震中外的考生，他就是胡适。

　　8月16日，这批留美生搭乘“中国号”启程了。临行前，给每人发放二百五十元“治装费”。当时为了与西洋“合流”，这些留学生必须换穿西装，最重要一点是剪掉发辫。赵元任到老年时还清楚地记得，当他告诉理发师剪掉辫子时，理发师仿佛没听清他在说什么，连问了他两次，才确定赵元任要那么做。就要开始一种新生活了，赵元任心里很兴奋。船上的很多事情都让他好奇。吃饭以敲锣为号，由于餐厅面积有限，必须分两次吃，先是中国旅客，第二批是西方人。赵元任他们发觉念菜单和学外国吃法颇不容易，对他们来说，无异是上了一课。那年在海上航行时间不久，所以他们都是兴高采烈离开中国驶向美洲，没有古人所说的那种“去国离乡”之感。

　　光阴如梭，在范源濂的印象中，赵元任他们这一批学生仿佛刚刚离开中国，可现在已是第二年的4月了。北平的春天总是来得那么突然，昨天还是又阴冷又灰暗的气候，可今天早上一起床，范源濂就发现自家庭院里的那两株桃花已开放了，红艳艳的，煞是喜人。桃花所送来的春意使范源濂突然想起了，清华学堂要举行复试了。去年，将赵元任、胡适等人送走后不久，游美学务处根据范源濂的提议，向外务部，学部提出了改革游美肄业馆的三项办法：一、将游美肄业馆的学生名额由原定的三百名增至五百名；二、将学制定为八年，分高等、中等两科，各为四年制；三、高等科分科教授，参照美国大学办理，毕业学生不仅限于留美一途（后来事实上所有毕业生一律留学美国）。同时还呈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因馆址设于清华园）。不久，学部就批准了这个改革办法，今年2月，经过一年多的修缮，清华学堂的房舍已略具规模，而且，聘请的美国教员也已抵京。游美学务处和肄业馆全部从史家胡同迁入了城外的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学堂的正副监督依然由周自齐、唐国安和范源濂三人分别兼任。

　　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已成熟了，学务处忙于选拔考生。范源濂来到学务处，和有关官员商定出具体的考选办法。

　　复试在宣武门内学部考棚进行。参加这次复试的有各省保送的学生184名（各省保送名额由各省所摊派的庚子赔款决定），去年七月备取的留美生143名，在北平招考的学生141名。这次经过复试合格，入学的学生，共有468名，其中五分之三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这次复考分两次进行，两次考试的榜首均为同一人，他就是后来以“侯氏制碱法”而名震中外化工界的侯德榜。他出身于农民家庭，从小在乡间读私塾。后来上了美国教会所办的福州英华书院，之后又在上海闽皖铁路学堂学习。毕业后在津浦路做过测绘工作。但他对科学，尤其对化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当时的教育领域兴起了一股“科学救国”的思潮，使侯德榜这位有志青年心中起了一阵波澜，他当时知道游美学务处招考留美生的事情，就毅然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前来报考。他的化学，物理等功课考得很好，尤其使范源濂高兴的是，从侯德榜的作文中可以看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当时中国科技业的落后表示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后来，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永利制碱公司时，深感缺乏技术人才，没有先进的制碱技术，他就委托赴美考察的陈调甫先生找到在美国攻读化工学的侯德榜。陈先生把国内兴办制碱业的困难，国际资产阶级垄断集团对先进制碱技术的封锁情况，以及范旭东对他渴慕已久的心情，都统统地向他作了介绍。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责任感所驱使，同时也被范先生的一腔真情所感动，侯德榜爽快地答应愿到永利公司工作。后来，他与范旭东两人真诚合作，开创了中国的化工业。此是后话不提。

　　清华学堂终于正式开学了。学堂虽属初创，但各方面的规章制度都已制订出来了，学生们在这宁静的清华园里，都非常用功。学堂正慢慢地走向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