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不是“逃离北上广”，而是廉价劳动力注定被驱离》这篇文章中提到过一位朋友，从互联网大厂跳槽到创业公司，因为日常加班，在北京三年只有辞职那一天才看见了夕阳。当时聊起这个话题他就问我：“你说是资本家剥削我们剩余价值，所以我才这么晚下班还没有加班费;但是你知道不，我们创始人比我加班还凶，我平时十点多下班，他一般都十二点之后才走。你是不知道创业公司有多累，压力有多大，他每天吃好几片安眠药才睡得着，抑郁症都好几年了。虽然他在期权上坑了我，但有一说一我看他真好心痛，一点也联想不到他是什么‘剥削者’。”

　　我说你们这些刚刚接触了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法的新手，就会容易陷入形而上的二分法的错误。你想一想，他是真正的“资本家”么?不是。虽然他掌管着公司，拿着高薪，但他是在为他拿到的投资打工。他背后还有投资人对吧，而投资人也不是资本家，只是拿着被人的钱物色好项目，挑选可增殖的产品;他背后还有“真实投资人”——这些人才是真正出钱的大佬。而这一群体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劳动，仅仅靠资本增殖(说通俗点就是吃利息)就能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资本主义发展至今，让自己资本增殖的工作甚至都不需要他们去操心了，完全可以靠雇佣精英劳动力来解决：比如说投资公司的投资人，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的创业者。

　　我在《生而贫穷》中《疯狂的资本》这一章里就说过，创业者的短期目标是什么呢——下一轮融资;长期目标呢——被BAT收购。因为这一新兴行业迅速固化，已经成为了大资本的猎场，“创业成功”的概念早已不是再是创造一个大公司，而是被大公司收购;同时创始人作为成功实现资本增殖的“奖赏”——实现个人财务自由，这就到头了。

　　早在二十世纪初，列宁同志就指出，帝国主义中出现了一大批“食利阶层”。当年马克思时代的资本家还需要为工厂的管理、产品销路、技术升级费心费力，而这些“食利阶层”们则完全可以脱离劳动：“资本主义的腐朽表现在以‘剪息票’为生的资本家这一庞大食利者阶层的形成。英、美、法、德四个先进帝国主义国家各拥有1000—1500亿法郎的有价证券资本，就是说，各国每年的收入都不少于50—80亿法郎。”列宁指出，这些食利特权阶级对于社会再生产过程已经是多余的了，他们逐渐成了社会的赘瘤。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垄断资本的增殖，占取了绝大多数剩余价值;并从中拿出一部分利润，收买无产阶级中的精英分子，使他们“资产阶级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中的“代理人”，这也是无产阶级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

　　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保罗·福塞尔对此问题有着类似的见解。在其经典作品《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一书中为美国各阶级做出了区分。这本书的中文名虽然翻译成了“格调”，但是其英文名就是简单直白的“CLASS”——阶级、阶层的含义。只是马克思主义对于阶级的区分是从经济基础来的，而福塞尔则是从文化分析的角度，通过不同阶层的表现形式来做出区分，二者是对于同样社会现象不同的解释，本质还是殊途同归的。在这本书中，作者使用了“看不见的顶层”和“看不见的底层”一词，来形容美国最上层和最下层的两个阶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没有交集的。福塞尔这样描述“看不见的顶层”的特质：“一个看不见的阶级，他们的钱来源于继承遗产。”他们的豪宅喜欢隐匿在山里，要么远走希腊或加勒比海的小岛——“但求能暂时避开世人的嫉妒和种种烦扰，避开惩罚性课税，避开政府对私有财产的征用”。

　　福塞尔描述了这一阶级种种“看不见”的特质，但他还没有触及到本质，我来帮他补全这一话题：之所以他们的生活能够体现出“看不见”的特点，是因为他们不用进入社会生产，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通过代理人实现资本增殖，从而做一个脱离大众视野、主流经济体系、媒体关注和福利基金会骚扰的“隐形人”。同理为什么“看不见的底层”同样有这种隐性特质，因为他们也是被社会化大生产抛弃的那一批人，自然不会存在于主流视野之中。

　　无论是列宁还是福塞尔，无论是阶级分析还是文化批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指出了食利阶层或“看不见的顶层”中的共同特质——继承。因为资本主义发展至今，其流动性是越来越固化的，或者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除了像互联网产业这样科技革命的冲击、或者地产拆迁这样政策红利之外，你一个人凭借自我的奋斗是不可能成为一个“食利阶层”的，普通人的天花板是成为食利阶层的代理人就到头了。换句话说，在当今社会，资本家已经鲜明的表现为“天生的资本家”，而普通人的智商情商再高、个人素质和能力再强，也永远不可能脱离“劳动”这一行为。而对于“看不见的顶层”来说，这一选择是自由的，他们想追求自我实现时，不管从政经商搞艺术，可以随便选择任何劳动;他们想走在聚光灯下时，随便一些言论就是舆论的焦点;当他们想“隐身”时，没有任何媒体或个人敢于打扰他们的“清修”。

　　之所以现在只存在“天生的资本家”“天生的食利者”，来源于资本的本质特性。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就指出，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打破了封建贵族在政治层面的“血统继承”，但是依然保留着经济层面的“财产继承”，相反还通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把这种继承合法化、道德化。这就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基础。

　　另一方面，资本的增殖速度是远超于劳动的收益率的，这一点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讲解过，通俗点解释就是你打工一辈子也赶不上人吃利息的钱。关于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差距，可以用卢梭形容贫富差距加剧的名言来完美诠释：“一个巨人与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他们每走一步都会使巨人拉大他与矮子之间的距离”。或者你是精英中的精英，被食利阶层选中做自己的代理人，自己辛苦奋斗一辈子，差不多可以让你的后代有机会成为“天生的资本家”。

　　说了这么多理论分析，再回到我们最开始举得那个例子里，这位公司创始人就是标准的精英阶层、资本的代理人。但是呢，资源是被垄断的，上升通道是固化的，精英群体是不缺的——这就是中国的“劳动红利时代”，你要想获得资本的青睐，就必须展现出比别人更杰出的特质，拿出更多的东西去换——比如你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

　　(二)　　我调查了一下身边成为“食利阶层精英代理人”的朋友们，并通过他们也多介绍了一些，大致特征是工作三至二十年，多为大公司高管、金融界翘楚、创业公司创始人，资产几千万到上亿不等。共取了92个样本，其中有67人是抑郁症或者曾经是抑郁症患者，超过了70%;而失眠、焦虑、神经衰弱等症状几乎涵盖了整个群体。

　　当然我这个调查问题很大，首先样本量就很少;其次存在“病友介绍病友”，或者抑郁症患者本身就是一个圈子的状况，容易陷入幸存者偏差的误区。虽然这个数据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是还是能反映出问题的，那就是在这些高端精英群体中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小觑。

　　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有关“有钱-得抑郁症”还是“没钱-得抑郁症”的学说都是伪科学。确实有一些研究会证明，财富和抑郁在统计上有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比较科学的结论是，财富与精神健康之间存在若干中介变量，这个中介变量就是心理学界公认的引发抑郁症的两个重要因素：压力和幸福感。

　　金钱能不能买来幸福?毫无疑问金钱当然能买来幸福。我看这些精英的生活，开几百万的车，住二三百平米的大房子，基本上我们肉眼所及的东西什么都消费得起，为什么还会普遍抑郁呢?那么这就要从另一个中介变量找原因了——压力。或者更拔高的一个概念：异化。

　　最近的一系列文章，核心是在阐明一个观点：资本主义把人变成了机器——上班挣钱下班花钱的机器。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生产领域中把人们变成了机器，工人们在流水线上重复作业、机械劳动，对此最经典的诠释就是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而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则是在再生产领域中把人们变成了机器：购物中心和互联网成为了新的流水线，人们成为了购物的永动机，你的业余生活被消费填满——周末出门吃饭，吃完饭看电影，看完电影购物，买完东西唱k，这就是新时代隐蔽的“消费工厂”中的流水线。

　　把人变成机器，剥离其主体性，这就叫做“异化”。而就如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战胜抑郁症》《一线城市是一场盛大演出，小资产阶级是它最忠实的观众》这两篇文章中诠释过的结论：异化，就是人主体性的剥离，会造成精神上的痛苦。

　　我认为，这些精英们，是拥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热烈的人——一旦市场出现什么热点他们马上去追逐，一旦出现什么新理念他们马上去学习，一旦资本有了新的增殖场所他们马上去实践……他们对资本规范的价值观无条件信任并传播，他们对这流水线上的一分一毫都了如指掌，也正因为此，他们是异化程度最深的那一批。

　　就比如在我调查的样本中，许多精英都会出现“假期恐惧症”的现象。就是一旦放假了就会恐慌，不知道自己除了工作还要干什么。他们在家里待着手足无措，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感觉自己要被这个时代抛弃了。甚至于会选择回到办公室，望着空空荡荡的房间发呆。所以他们会乐于选择加班，既然他们拥抱了异化，那么异化的过程反而让他们产生了安全感。《肖申克的救赎》之所以是经典中的经典，就是因为其中很多意象并不是简简单单的监狱和囚犯，很多都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哲学意象。老布，一个做了一辈子牢的老囚犯，获得了自由之后各种不适应、更加痛苦，最后选择自杀来回应主体性的回归。这跟恐惧放假、恐惧脱离流水线的精英们是一个道理。

　　所以本文开头举的例子——你的老板比你工作还卖力、加班还凶，其实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在详细了解了身边精英朋友们的工作状况之后，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发出了同样的感慨：你们这些代理人够牛逼的，疯起来连自己都剥削。

　　再比如，许多人的控制欲会非常之强，包括对自己的控制和对他人的控制，不允许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对自己的控制体现在疯狂的健身，体脂率0.1%的波动都会让他们抓狂。而有些人，对于自己伴侣的控制也非常之苛刻：比如他们会要求自己女朋友一定要早于自己回家，就是我回到家一定要有人在屋里等着我，你干什么无所谓;而一旦另一半没能如期到家，他们就会陷入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狂躁。原因也很好理解，他们处在风云诡谲的市场中，无论是瞬息万变的金融业，还是三个月更新换代一批的互联网产业，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个人主观意志的掌控。相反，对自己的身体、对自己伴侣的可控性要求，就容易实现得多。

　　北京平均消费水准最高的夜店之一one third——他们习惯称为OT，每到周末华灯初上之时，这大概是整个中国金钱和肉体平均密度最高的地点。我观察到一个小细节很有意思：给卡座上的香槟、果盘之类，都会精心装饰——比如放很多干冰，比如放一些假美元——显得就很奢华的样子。然后呢，不少精英男男女女们，会下意识的拿起打火机点燃这些美钞，或者揉碎了扔向同伴。我就开玩笑说，这些人平时被金钱这种异己的力量所统治，但是在最放松的时候自己的潜意识还是诚实的，这种摧毁这种异己力量象征的行为，可以看做是大脑皮层深处无声的抗争。

　　在创业者中，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轨迹：社交火的时候做社交创业，然后公司黄了;直播火了就开始做直播，然后公司黄了;比特币火了就开始发行空气币，然后公司黄了;现在又都开始做MCN了。说白了就是，什么领域的钱最“热”，什么领域资本最容易增殖，他们就像嗅到了食物狐狸一样，迅速扑向那里。虽然公司一直黄，但并不妨碍他们给自己开高工资，也不妨碍投资人找到击鼓传花的下一任接盘者，所以丝毫不影响他们精英代理人的身份，再去继续寻找资本下一个风口浪尖。

　　他们看似是时代的弄潮儿，总能找到最前沿最赚钱的领域;他们也自认为是最优秀的猎手，嗅觉敏锐地发现一个又一个市场，能够“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但是在我眼中，这个本质无非是资本驱使它的代理人不断寻找下一个新增殖的场所而已，他们都是被资本巨浪裹挟的小沙粒，浪头打向哪里，他们就被摔到哪里。这种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的选择，就是人主体性的丧失。

　　这种主体性的丧失不仅仅存在于个人，被大资本入场的公司也往往会出现种种“精神健康问题”：比如很多“小而美”的互联网企业，在资本入场之后不得不变得张牙舞爪野蛮生产，从而更好地为资本增殖而服务，甚至创始人黯然离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再比如一些用心做游戏的公司，为了当年给大资本的财报更加漂亮，不得已会出一些与公司价值观严重不符的圈钱手游，败坏了自己积攒多年的名声。

　　(三)　　我为什么着重分析了这些最顶层的精英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想说明，这些人已经到达了普通人所能触及的天花板，这些人已经完全具备“用金钱购买幸福”的经济基础，但是他们依然会陷入精神上的痛苦与迷茫，足见当今社会固化程度之深。同时他们的“异化”路径最具有代表性。

　　就如我第一部分所说，如今的资本已经变成了“世袭产物”，那么你一个外人想要入场，我凭什么把这个荣耀的代理人角色交给你呢，你说你智商高情商高能力强，中国人口基数这么大，最不缺的就是精英，那这时候比的就是看谁能更“拼命”了。每次看到身边这些整晚睡不着觉、严重抑郁的精英朋友们，总会脑补这一段对话：

　　“那么，狗蛋，代价是什么呢?”

　　“这一切。”

　　在经典著作《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与个人物质水平的提高，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人们变为单向度的人，社会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

　　对于个人来讲，无条件接受资本主义价值观，认为996工作就是理所应当的奋斗之路，认为理所应当为公司奉献不要加班费，认为“狼性文化”天经地义，认为多给劳动者福利公司就会倒闭……这就是丧失了批判性的体现，而晚期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则是通过种种精神奴役，剥离人的批判性，变成了一种变向的极权社会。单向度的人们没有能力去追求、甚至没有能力去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他们坚信“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你没有钱、你穷，你就是天然错误的。

　　著名左翼作家、共产党人乔治·奥威尔在其作品《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中，就描写了精英中产阶级更深的异化程度：

　　过去好多蠢话讲的是劳动阶级的痛苦。我自己并不为贫民阶层感到难过。……贫民阶层的痛苦是身体上的，可他不劳动时是个自由人。但在每一座灰砖小盒子里，总有那么些可怜虫，从来就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只除了蒙头大睡的时候。

　　在这样一种单向度的社会中，我们最高学历、最聪明、最富有经验的精英们，同样大范围地丧失了批判性与反思性，无条件拥抱资本赋予他们的一切，并引以为傲;他们往往不回去思考自己真的想要什么，认为“挣大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唯一目的，并以此为指导思想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条机械化流水线。

　　同时，他们还会积极传播这一价值观，用此价值观去规范其他群体，成为一个标准的代理人和传教士。用马尔库塞的话说就是：个人及整个社会都达到了一种“直接的、自动化的一致化过程”。保罗·福塞尔就在书中描写了大公司中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规范过程：

　　IBM和杜邦公司从一些二流大学召募来这些雇员，并不断教育他们，如果不是成了这个团体的一员，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是。没有任何余地留给所谓个人，他们亦无自由哪怕是温和地表现自己的怪僻。这些雇员很快便学会了将所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说法抛诸脑后，这一点哪怕是从他们起居室的装饰也能体现得一清二楚。这些人由于异常害怕失掉工作而在生活中变得非常被动，他们仅仅将自己当作一个无限庞大的结构中的一个部件，进而磨灭了自己的人性，他们是可以随意替换的部件。IBM的一位行政人员曾对人吹嘘说："公司的培训计划使我们的雇员成为可替换的零件。"

　　马尔库塞认为，人本质被异化的最大表现为“爱欲”的丧失。“爱欲”是马尔库塞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衍伸出来，与“死欲”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人精神动力的本质属性。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食利阶层和他们的代理人为建立有效的管理和统一的社会秩序，会通过硬性制度的规定和软性价值观的洗脑去压抑人的爱欲本能，迫使人进行压抑性的生产活动，剥离了人自由劳动的本质属性;同时日益剧增的虚假需求大行其道，通过消费主义潜移默化地影响，压抑了人们本质的需求，全部转化为了符号的需求。简而言之还是那句话“人变成了机器”，一群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机器，丧失了爱欲的人也就丧失了自由和快乐的基础，变成了流水线上随波逐流迷失自我的“单向度的人”。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顶层精英们同样会出现精神健康危机的社会现象：在“异化”的大前提下，你挣再多的钱、你能消费起再高级的东西，也不能给你本质层面上的快乐，因为你“快乐”的能力已经被流水线式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剥夺了。　　(四)

　　基于此，马尔库塞呼吁一种“非压抑性社会”的回归：他力图唤醒人的主体意识，重新找回人们丢失的批判性、反思性、否定性，从而使人们获得真正的意识自由与“爱欲”的回归，在劳动和生活中祛除异化的压抑，在根本上走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精神困境。

　　对于现代社会对人造成的种种精神困境，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艺术家，给出我们的答案是：一种有反思性和批判性的生活，最起码要审视一下自己：这个生活是不是我真正想要的，这件东西是不是我真正想买的?我们要做一个“双向度的人”，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而不是随波逐流。

　　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格调》这本书，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界定了美国各个阶层，书中的一个结论就是：每个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而下一阶层往往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上一阶层的文化，以使自己看起来“更高贵”一些;但是他们永远都模仿不像，因为他们终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作者举了很多这种例子，例如：中产阶级会本能地采纳广告商用-wear(…穿着)这一后缀构成的合成词，毫不害臊地称呼家里所有的衣物wears：如footwear、nightwear、sleepwear、leisurerear、stormwear、beachwear、swimwear、citywear、campuswear、eyewear、neckwear等等。另外，-ware(…用具)一词构成的复合词也让他们感觉很受用：如tableware、dinnerware、stemware、barware、flatware、kitchenware……

　　(中产阶级)会把玻璃器皿说成“crystal”(水晶器具)，而他们效仿的对象——上层人士——仅仅简单他说“glasses”(玻璃杯)……中产阶级还喜欢大量运用“designer”(设计师)一词，用来意指什么东西是“美丽的”或“珍贵的”。所以，印有昂贵图案的纸巾一旦被称作“设计师纸巾”，就不再显得愚蠢和难看了。中产阶级使用的涤纶浴巾——就是带闪闪发亮的细线那种，也经常被称作“设计师浴巾”。

　　整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在维护本阶级的格调，以及模仿更高阶级品味中乐此不疲——这同样是“单向度的人”表现形式之一，他们忘记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而是盲目的模仿与追捧一种更高级的符号。我们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潮牌”和“轻奢”。这是我看过最能反应时代荒谬性的两个名词：年轻人买不起真正的奢侈品，不能像上层阶级一样通过消费来展现出自己的财力，于是便退而求其次，发明了一个新的符号如“轻奢”，在次一级鄙视链的战场上依然要分出三六九等来。就比如说买个煎饼果子还要用“互联网思维”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包装一下，再搞一些时尚小资的包装，满足“边缘白领”们可怜的虚荣心。新的符号和概念永远牵着人鼻子走，真正的批判性与反思性永远无可觅寻。

　　基于社会的这种问题——尤其是众多人模仿“格调”不成而变得“恶俗”，保罗·赛福尔给出的解决方案与马尔库塞类似，很简单的三个字：做自己。在《格调》一书的结尾，赛福尔专门分析了脱离于阶级文化与符号影响的一个群体——“冲破常规的另类”，在通篇冷嘲热讽了各个阶级努力表演的愚蠢之后，作者对这一群体表达了令人欣慰的肯定，并认为自己大概也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相比于中产阶级和精英们“永远是别人的人”，而这些“冲破常规的另类”永远都是在做自己：他们思想独立，不受社会习俗的约束，举止和行为都自由自在;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有敬业精神;他们多从事创造性劳动———能真正将他们从老板、主管的监督下解放出来的工作;他们完全按照自己喜爱的方式穿着打扮，从不刻意修饰以取悦于人;他们鄙视那些旨在炫耀身份地位的大众做法，凡是精美的室内装饰杂志所推荐的东西在他们家中一概没有。

　　作者认为，这些“另类”不受阶级文化、生活与符号的规范，就像最顶层一样——他们不需要模仿任何人，但区别只是没有人去模仿和仰望他们。他们拥有上层人物的部分自由，但是没有上层人物的金钱和权力，大概可以算作“没钱的贵族”：“另类构成了一个‘无阶层’的阶层，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在那里，交易这种人生观无法再横行无阻。另类身上所特有的傲慢无礼的态度、聪慧的头脑、冷嘲热讽的说话方式和昂扬的斗志，使他们从束缚住其他人的阶级牢笼中逃离了出来。”最后作者的结论还是我们一直说的，你要真正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只有超然于阶层混乱造成的压抑和焦虑的另类，才是一个真正享有硬币上所允诺的自由的美国人。”

　　本文中提到的诸多思想家、学者、作家，有的是坚定地马克思主义者，有的是标准的自由主义精英，但是这些不同立场的有识之士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判断是不约而同的一致，这就非常说明问题了。

　　最后关于本文的题目再说点题外话，“食利阶层的精英代理人”近几十年来作为一个新兴阶层的崛起是一大社会现象。这也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分级变得更加模糊，不再像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鲜明对立。曾经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非常鲜明的二元对立，再早一些是地主和农民、奴隶主和奴隶，我们一眼望去都能看见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但是二战以来，阶级的分化愈发复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出现了“虽然很穷但是坚决不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并通过透支消费过着精致生活的精神上的小布尔乔亚”和“精英职业经理人”这两大新群体。

　　前者是我们之前一些列文章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今天我们开始分析“精英职业经理人”这一新阶层。你说他们是资产阶级呢，他们还真不掌握生产资料，只是为“看不见的顶层”而服务的;但你说他们是无产阶级，这一群体的财富和权力大的超乎想象。虽然我这篇文章一直在说他们抑郁，秃头，睡不着觉，但是他们的地位和生活恐怕是我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毕竟你跟恶魔签订了一个契约，你总得有所收益吧，要不然那不是白抑郁了么。更进一步地，这些人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唯一有资格跟那些“世袭的资本家”掰手腕的人。

　　精英代理人和食利阶层的争权夺势，是已经在美国上演了近三十年的大戏，这一种变化被一些学者们称为“经理革命”。其具体表现为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加速分离，主导公司甚至经济社会的权力将开始逐步由股东转移至经理阶层。这些超级经理人通常会通过自己的高智商与出众的能力，力图把世袭资本的收益吃进自己的肚子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三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王石与华润、宝能关于万科管理权的争执，这件事情很复杂，我就说一个细节，资方对于王石的指责是：“前往美国、英国游学，长期脱离工作岗位，却依然在未经董事大会批准下获取现金报酬共5000万余元”，最有趣的是指责“王石登山花费超过3000万，最贵一次登山花费360多万”，这笔钱竟然还要公司买单。

　　纵观人类历史，除了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工人罢工等阶级斗争最激化的时刻，更多地戏码其实是精英团体的内斗。然而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其著名公开课《公正》中，就表达了对超级经理人崛起的担忧，这位当今社会是一场“高级经理人和食利者之间的赛跑，最终受损者则是在旁观赛的普通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