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过托克维尔撰写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的人，都会记得开篇的名句，革命后的法国唯一从旧制度传承下来元素就是中央集权制 (centralisation)

如同旧制度里面法兰西国王面对的三种势力 (贵族，教会，市民)一样，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也必须面对三种势力，革命元老及其后代，党，企业。

为了巩固自身的权力，路易王朝的经典做法是把贵族从政治上边缘化，用税收与经济上对他们的优惠来换取他们在政治权利的放弃。国王更喜欢从平民出身的精英阶层里挑选对王室绝对忠诚的人士来担任高级官僚。至于教会，君主也努力与罗马教廷分庭抗礼，在财政上对教会施加国家的影响力。

也许邓小平早年留学法国的原因，在1978年后取得中国体制内最高权位后，他的执政风格带有明显的法兰西色彩。

对于革命元老及其后代，就是那些可以用资格来对他评头品足的人物，邓小平也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并允许他们下海经商，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至于党，因为共产国际早已不复存在，前苏联的总书记也早已失去教皇的光环，因此中共成了一个彻底依附于国家领袖的意识形态木偶。除了胡耀邦之外，赵紫阳以及以后的总书记都不能与之抗衡。

江泽民与胡锦涛都属于平民出身的御用官僚，他们能为君主所用，而自身都不具备君主的气质，特别是在红二代面前，他们的威望不足以震慑群雄。

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不论是改革后的国营企业还是新生的民营企业，都是国家机器的衣食父母。邓小平深谙其本质，因此搞出了发展就是硬道理这种与马克思主义初心风马牛不相及的理论阿凡达。

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改革后的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兰西相仿，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壮大，并且把旧制度中遗留下来的其它权势视为自身发展的绊脚石了。

当然，封建的法兰西尽管集权，还存在着一个缓和社会矛盾的机制，就是所谓的三极议会，贵族一极，教会一极，市民一极。并且，国民卫队不是教会的十字军，枪杆子还是握在政府手里。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法国的资产阶级便拥有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因此他们有足够的底气与国王叫板，用革命的手段来建立一个符合他们利益的新体制。

但是在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由于资产阶级不但不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力，而且连话语权都被一党意识形态所剥夺了。因此他们只能是君权的附庸，甚至，当教会与国王认为民企是对旧制度的威胁的时候，便会联合起来将其一脚踢开，美其名曰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

当然，这样做的代价是国家经济的崩溃，毕竟生意是企业做出来的，而不是教会或国王的天职。

不过当今的国王似乎不怕这种崩溃，其一是因为有四个自信，其二是认为中国人吃草都可以生活，甚至革命。